话语制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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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制度主义（Discourse I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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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话语制度主义[1]
话语制度主义是美国波士顿大学薇安·施密特（Vivien Schmidt）教授首次提出这一新的概念，并使其成为了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等之后的新制度主义又一新生理论流派，进一步丰富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阵营。从其理论渊源来看，话语制度主义是制度主义理论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结合，并体现了政策科学的话语和观念的转向。然而话语制度主义对于传统政治学的突破在于其对于制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重新界定，使制度的界定不再局限于国家正式制度，而是包含了非正式制度，并且制度的界限也日趋模糊。可以说对于制度的不同理解与界定是话语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石，并且其创新之处在于对制度的延续或变迁的解释能力。
话语制度主义的内容[1]
（一）制度及其形成
新制度主义抛弃了旧制度主义过于重视国家体制、法律框架、程序规则、组织结构等制度研究传统，然而制度仍然被认为是独立于行动者之外的客观存在，如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连续的结构”，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文化规范”和“认知框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规则的集合”等。话语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虚拟的，而非一种固定的或等级式的结构。它既是一种既定假设（政策行动者思考、表达和行动的背景），又是一种偶然结果（政策行动者思考、话语和行动的产物）。制度不再是宏大的结构，而是内化于行动者之中，是共同的理解和“信仰”。
关于制度的形成，施密特提出了一个强大的“观念性逻辑概念”，即制度形成的根本动力来自于观念，其直接动力在于基于观念而生成的话语。话语制度主义把观念分为三个层次，其中表层为具体政策和政策解决方案所体现出的观念，表现为政策问题界定和政策问题解决方案；中层为支撑政策观念的程式化信念，它可以被理解为“范式”“框架”“政策核心”等；深层为作为基本假设的哲学观念。不同层次的观念通过观念交流活动来进行制度的建构。这其中又包含两种形式，政策行动者之间的协调性话语和政策行动者与公众的交流性话语。
（二）制度化与制度的变迁
制度的产生必然引出制度化的问题。由于学科领域不同，制度化的定义也存在着较大差异。究其本质，制度化即代表着程序化和规范化，并且通常一个制度化的体系往往包含目标体系、规则体系、保障体系和组织体系四个方面的内容。话语制度主义对制度化没有给出单独的定义，同时也不像其他制度主义理论流派那样关注于组织结构因素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然而，话语制度主义对于来自于非正式组织的控制却更加重视，并且认为这种控制力的根源在于观念的力量，从而使的政策行动者及政策对象的个体行为呈现出与其他社会或组织不同的秩序化、模式化的行为特征。
“制度理论发展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就是为制度变迁提供有意义的阐释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制度代表政策行动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和均衡，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其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然而制度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制度的变迁可以理解为制度的产生、发展、革新，到最终被替代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政策变迁呢？话语制度主义认为话语的力量是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制度变迁是通过作为话语核心的观念和价值的变化来定义的，其基本假设在于新的观念和话语的大量产生从而破坏、修补或者替代现有制度安排。与新制度主义其他理论相比，话语制度主义可以突破“制度性思维”，并且逾越了其他理论流派由于关注制度均衡和强调静态分析而形成的障碍，可以更好地解释制度的变迁。
（三）个体与制度的关系
制度与个体的关系是制度研究的重要问题。制度由人创造，一旦形成便以客观存在的形式建构、塑造、设计个体的行为。基于这一理解，个体与制度的关系是单向的、封闭的，并且在理想状态下，制度的确可以让行动者按照那些发挥潜移默化作用的信念进行行动。然而话语制度主义认为政策行动个体总是有偏好的，并且可以突破制度的范围进行思考与行动，因此个体与制度具有互动性关系，类似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结构-能动者”的划分。
那么个体与制度是如何互动的呢？其基本逻辑在于：制度以内化的形式存在，并且与组成他们的个体进行互动。个体与制度的互动机制的关键在于话语机制的发挥，能够使得个体观念转化为集体行动。总而言之，制度对于个体而言不再是简单的“操纵”关系，制度不再仅仅为政策行动者提供路径依赖、利益依赖和文化依赖。同时，个体对于制度而言也跳出了从生产者到服从者的悖论，并且可以通过反思、批判、沟通、协商等方式产生集体行动，导致制度的持续或变革。
话语制度主义对个体与制度关系认识的根源在于其对个体的新认识和假设。施密特认为制度中的个体既为能动者又是“感知人”，是作为一个自主、自觉、统一、反思和理性的个体，其“隐形概念能力”可以使能动者创造和保持制度，并使其行为能够遵循制度的“实践逻辑”；同时，其“显性话语能力”使能动者能够遵循“交流的逻辑”改变或坚持制度。
话语制度主义的特点[2]
话语制度主义在以下四方面持有共同的理念：
1.无论他们是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还是社会制度主义出发，也无论他们在制度分析中是如何定义“观念”和使用“话语”，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对待观念和话语；
2.他们采用三种制度主义中的一种或两种作为一个背景，将观念和话语置于某种制度场景中；
3.当他们将话语视为一种遵循沟通逻辑的活动时，他们将观念置于一种意义场景之中，而不仅仅是静态地讨论观念的影响。当然，他们可能会在下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即沟通什么、在哪里进行沟通以及如何沟通等；
4.他们以一种更加动态的眼光研究政策变化或制度变化。
在话语制度主义看来，由于三种制度主义的分析是“以均衡为核心的”、“静态的”，因此他们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障碍。话语制度主义者强调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实现观念和话语的结合就能够克服这些障碍。
话语制度主义对教育的价值[1]
（一）教育政策分析的“新制度”视野
所谓教育政策分析的新制度视野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重新看待政策与制度的关系，政策不再仅仅被认为是构建制度的工具，制度也不再仅仅是政策制定的结果，而是成为了与个体、政策并列的变量。首先作为自变量，制度决定着行动者的动机、目的，从而成为了建构政策的依据。其次，作为中间变量，制度成为了行动者的客观限制因素，影响了政策的形成。最后，作为因变量，制度是行动者所指定的政策建构的结果。其二，话语制度主义对于制度的界定，进一步突破了教育政策分析中的制度思维，使得制度不再是独立于行动者与政策之外的变量，而是隐性的并且内化于行动者与政策之中，成为“不说话的教育制度”。制度内化的意义在于使得教育政策分析既可以关注于行动者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又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一项政策被选择，而其他政策则被排除在外。同时，借助于制度的力量，政策行动者也不必再局限于理性选择和算计路径，因此可以更好解释教育政策中价值选择的偏离。
（二）对教育政策变迁的解释功能
教育政策属于特殊的公共政策领域，尤其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政策的演变逻辑。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变迁中的价值选择与考量应是分析教育政策变迁的主要研究诉求。话语制度主义对教育政策的变迁提出了新的解释方式，认为对于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因在于政策行动者，而其观念更是处于核心的地位，即“观念的竞争与变化可导致政策的变迁”。同时，制度也通过塑造行动者的观念影响教育政策。教育政策的变迁机制可以是：制度束缚行动者的观念偏好，造成话语力量的累积和强化，导致政策的不断强化；或者是新观念的引入，使得旧制度话语机制的失衡，进而形成政策的修补与更替。因此，对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等观念进行深入考察，并且对其制定的基础以及价值标准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可以更好地研究教育政策变迁问题。
（三）对教育政策分析的方法启示
本体论是对科学研究对象的本质性界定，决定了其认识论和方法论。话语制度主义对于观念研究诉求体现了“观念形成现实，历史是观念的竞争而非利益的竞争”这一哲学思想，更加契合“教育政策的话语属性”这一本体认识，即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主体所建构的社会现实，是价值负载的。因此，教育政策的问题确定、目标选择、政策内容、政策变迁等应是教育政策分析的主要研究目的。
在方法论上，话语分析是其主要的方法意蕴。对于话语的含义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分别是：话语作为文本，话语作为框架，话语作为社会实践和话语作为交流，同时也指向了教育政策话语分析的四个研究视域。首先，文本是话语的客观载体，同时也承载了观念，对于文本的关注是话语分析的首要视野。其次，话语作为政策行动者共同分享的思维框架（即隐性的制度），影响其话语与行为，成为教育政策观念和偏好的潜在来源。再次，话语作为社会实践体现了话语与微观权力的关系，体现了福柯话语制度的观点：话语从多个维度建构了社会现实，其中包括知识的对象、社会主题、自我的形式、社会关系和感知框架。最后，话语作为交流的分析维度对教育政策话语机制的解释，用以探寻观念如何通过话语策略得到政策表达等研究问题。当然，教育政策的话语分析可以理解为一种研究范式，涵盖了多种方法，如内容分析、文本分析、语篇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等，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诉求进行选择性使用。
话语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变化[2]
在话语制度主义中，制度不是外在于行动者的“规则遵守的结构”，而同时既是内在于行动者的结构（对行动者构成约束）又是被构建物（被行动者的行动所构建）。制度下的行动也不再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假设的那样是一种行动者基于理性计算的、路径依赖的、遵守恰当的规范的产物。在话语制度主义中，行动者具有两种重要的行动能力：“背景观念能力”和“前置话语能力”。在一个“有意义的场景”中，背景观念能力有助于解释制度是如何被建立起来以及如何存在下来的；遵循一种沟通的逻辑，前置话语能力有助于解释制度是如何被改变或持续下来的。
在这两种观念能力中，前置话语能力对于理解制度变化来说最为重要。所谓前置话语能力，就是行动者在他们仍行动于其中的制度之外去思考和说话、去说服人、去为新观念进行辩护的能力。正如斯密特所强调的，“如果我们将制度的本体论仅仅等同于背景观念能力，而忽视了前置话语能力，我们就低估了话语制度主义”。从话语制度主义的角度看，制度建筑师既具有背景观念能力，这使他能够理解自己以及其他行动者所处的环境、其他行动者大脑中坚守的观念，同时他也能够在现有制度之外去思考、去展望，然后阐述自己的新观念，说服其他的行动者，争取使自己的新观念被合法化，从而带来制度的变化。
通过将背景观念能力和前置话语能力结合起来，话语制度主义就能够解释“通过对观念的建构性对话来改变结构的动态”，这就“将行动力重新放进了制度变化”。这也使它能够同时描述行动力和解释制度变化的动态，从而解决了历史制度主义一直未能解决的一个难题。同时，话语制度主义的制度变化理论，使我们超越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那种狭隘的完全基于物质利益的算计而发生的制度变化；通过分析围绕观念（尤其是新观念）而展开的对话，话语制度主义也使我们认识到了文化规范是如何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