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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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

　　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土竹山，生于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奉张之洞之命创办大生纱厂。宣统元年（1909年），被公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宣统二年（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宣统三年（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长，江苏两淮盐总理。民国元年（1912年），起草清帝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民国4年（1915年），因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要求，张謇愤然辞职。民国7年（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民国8年（1919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民国11年（1922年），棉纺织业危机，导致张謇的事业全面崩盘，大生纱厂走向衰落。

　　民国15年（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张謇主张 “实业救国”，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科举之路

　　张謇的科举之路仿佛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片段，其中不乏荒诞之处，但他的确继承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

　　张謇4岁时起，父亲张彭年开始教他学习《千字文》。到5岁，张謇已经可以完整无误地背诵《千字文》，于是父亲将他送进私塾读书。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邻近如皋县的张家。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16岁，张謇考中了秀才。

　　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要求得到一笔高昂的酬金。这一场诉讼延续了几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下来。幸而张謇的老师们爱惜他的才华，为他四处斡旋。当时的通州知州孙云锦也出面为他调解，将此事上报给江苏学政，继而上书礼部。直到张謇20岁时，此案终于告终，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撤销控案，恢复通州原籍。

　　“冒籍案”结案后第二年，孙云锦调往江宁（今南京），邀请张謇入幕同往。在江宁，张謇认识了孙云锦的世交，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此后成为吴的幕僚。吴长庆对张謇有不可忽略的提携之功，所以张謇一直敬重吴长庆。

　　1880年吴长庆奉命督办山东海防，张謇随同到了山东登州。第二年，科举不第的袁世凯来到登州投奔吴长庆。吴长庆认为袁世凯学识疏浅，命他在营中读书，由张謇教导他。因此袁世凯当时对张謇行的是弟子之礼。袁世凯初到的时候，因为不得吴长庆重用，颇为郁郁不得志。后来张謇向吴长庆举荐袁世凯，此后张袁二人成为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

　　功名之路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兵进抵仁川。为了阻止日本吞并朝鲜，吴长庆奉命率兵赴朝平定局势，张謇随同到了汉城。因为身处政治风暴中心的缘故，张謇虽然人在汉城，但是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他所撰写的《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这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便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

　　在朝鲜不多时，因为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庆军被拆分为正副营。吴长庆率正营回国；袁世凯则率领庆军副营留守朝鲜，帮助朝鲜练习新军，袁氏的崛起就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很快转而投靠了李鸿章，这令回国失势的吴长庆更加抑郁，不久病终。张謇痛斥了袁世凯一番，二人绝交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

　　在这个时期，张謇可以跻身官场的机会很多。朝鲜希望以“宾师”的待遇留住他。而李鸿章虽不喜吴长庆，但却非常乐意上书推荐张謇在朝中任事。吴长庆病故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同时向他发出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人称“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很富戏剧性的是，当时翁同龢、潘祖荫等"清流"党人对他着力延揽，在礼部会试中暗中识别他的卷子，结果却连着三次误认了别人的卷子，将别人取中。1889年，张謇参加会试，结果“清流”的考官们将无锡孙和的卷子认作张謇的，孙考中而张落第。潘祖荫因此气愤不已，拒绝接受孙的拜见。1890年第三次会试，这次陶世凤的卷子被误认了，结果陶考中会元，张謇又落第。1892年第四次会试，考官们又误认了刘可毅的卷子，张謇再次落第。

　　到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惨遭失败。“清流”将目标对准李鸿章，借此冲击主和的“后党”。张謇上疏弹劾李鸿章，文中称“（李鸿章）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并要求朝廷“另简重臣，以战求和”。甲午之耻令张謇深感仕途之无聊，他在笔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不久张謇的父亲去世，张謇回到故乡守孝，从此离开了清朝的政治中心。

　　　纵观张謇的功名之路，既有科举中的种种荒诞之处，又令人不禁钦佩他的坚持和自尊。如果张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求取功名的目标是官权利禄，那么朝鲜平叛之后他既可以留在朝鲜受人尊奉，也可以在李鸿章等大员的举荐下直接获得官职。可是张謇求取功名更像是一种自我实现。在他心目中，通过科举得到认可和荣誉是一个读书人成功的正道，其他方式都无法见容于他的自尊。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前41年。而一旦完成了这个过程，功名为他带来的结果却让他感到失落。所以说他的内心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同时张謇因为出身农家的缘故，富有草根情节，他的那句“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就是一个写照。这种理想主义和草根情节的交织是他后半生经营生涯的灵魂支柱，既成就了他，但或许也造成了他现实上的失败。

　　投身商海

　　张謇以状元的身份投身商海，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多实际的方便。因为筹资无门，原本计划民营的企业因为缺乏民资的参与，最后只能求助于官方资本。

　　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和镇江兴办企业。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陆润庠是比张謇早20年的同治状元，当时因母亲患病在家归养。但陆对经商办厂兴趣不大，两年后重归仕途，后来累递升至侍郎、尚书、大学士。而张謇却是离开官场再不回头。

　　江苏是中国的主要棉产区之一，以“纱花”闻名天下，产量和质量都很高。当时日商在中国大量采购棉花运回日本，加工成棉纱之后以高价回售中国市场。因此棉纱业成为洋务派扶持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张謇为筹办中的纱厂起名“大生纱厂”，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从1895年底开始筹办到1899年4月投入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曲折，几次濒临夭折。这段经历是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不易的一个生动例证。

　　大生纱厂最初定位为商办，由张謇出面在民间集资。张謇召集到的股东包括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和樊时勋。前三位来自通州，后三位来自上海，因此分别称为“通董”和“沪董”。最初决定以100两为一股，共6000股，筹银60万两。但是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和沪董之间，几度分合，股金迟迟不能到位。张謇只好向官方求助。

　　此时张之洞早已调任湖广总督。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1893年张之洞用官款向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的4万多锭旧官机折价，折算为50万两入股，性质是“官股”。大生的性质相应改成官商合办，张謇还需要另外招50万两“商股”，以使官商双方的力量均衡。但是商股还是迟迟募集不全。恰在此时靠洋务起家的另一位实业家盛宣怀也要买机器，就从张謇手里分走了一半机器，折算为25万两官股。大生的商股目标也就相应调整为25万两。但即便把筹资目标下调了一半，大生最后可以筹集到的商股也没有25万两。在大生开工时，真正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余万两。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尝尽辛酸，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甚至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无奈间，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张謇在笔记中写道——那些市侩油滑的小人官吏对他冷嘲热讽，阴阳怪调，而他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从这句表白中可以看出，张謇在内心并没有彻底接受商人的身份，他还有儒家传统所赋予他的清高。“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他终究还是很叹惋自己所作的妥协。

　　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此番情境，令人嗟嘘。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宪政思想^[1]

　　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考中甲科头等状元。也正是由于取得了功名，张謇才有可能以合法的身份登上清政府的政治舞台．刚踏入士绅阶层决定了他在立宪思想方面此时尚处在萌芽状态，还不成熟。而随着张謇亲临君主立宪制国家日本视察与次年日俄战争日本胜利则促成了其宪政思想走向成熟。张謇公开赞成君主立宪并且正式投入立宪运动，是在亲自到日本考察以后。191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中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士绅名流都想通过取法日本。学习日本的强国之道改变中国。张謇就曾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可见当时中国已到了危难境地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在日本的考察期间，张謇将中国与日本做对比后使他认识到。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是封建专制体制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必须改良政治体制，要像日本一样实行君主立宪的道路。

　　宪政思想的主要体现^[2]

　　1.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采取何种模式的问题上,张謇倾向于采取英国模式。君主立宪制在世界范围内以英国模式和德日模式为范本。英国是一种“协定立宪政体”,它是英国社会内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和国君为代表的旧贵族相互妥协、势力均衡所形成的历史结果,立宪政府是有限政府;而德日却是“钦定立宪政体”,立宪只作为一种现代形式的政治符号,并不具有真正限制君权的实际意义,并不妨碍权力的集中运作。虽然张謇多次说过“中日较近,宜法日”,这是因为当时立宪派包括张謇在内都认为中日相邻,国情亦相近,应该学习立宪成功的日本,但如果我们对他的著作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还是偏向于更加强调民权的英国宪政模式。他说:“要之立宪之始有事在,不立宪法,遂无望立法、行政、司法之实行也。西方之人有言:不知政治之组织,而妄求政治之权利,是妄想也。此非过论。从中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宪法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注重的是政治组织和政治权利的配套建设。他在对日本君主立宪政体建成的介绍中也是对内阁制的建立、宪法的颁布、国会的召开详加介绍,“施政之秩序有缓急,国民之智力无强弱。事不难于发端,亦贵有以先之耳。可见,他希望国人学习日本的是怎样建成立宪政体而不是怎样加强皇权。这一思想还体现在他对事关民权的机构诸如国会、责任内阁、地方谘议局的重视上。拨去形式上的迷雾,张謇实际倾向于强调民权的英国宪政模式洞然可见。

　　2.强调在中国建立国会制度、设立责任内阁的重要性。张謇倾向于学习英国的宪政模式,他特别强调建立国会、设立责任内阁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说,“无国会则所谓的筹备皆空言,“国会者,宪政机关之要部。有国会,然后政府有催促之机,庶政治有更张之本。国会议员由民选议员构成,人民通过国会来参与国家大事,“必人民得有公举代表于闻政治之权,国家乃能加以增重负担以纾国难之责”,“政府既有不得已之衷,不能尽喻国民者,国会犹可以代申;国民既有不可忍之痛,不能直达于政府者,国会亦可与代陈。这与封建社会君民相隔大不相同。并且“有国会则对于全国,为政府交通之邮;对于列邦,为政府文明之帜。显然,国会对于人民参与政权、对外树立文明形象都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国会议定主张的贯彻执行机构)))责任内阁,张謇认为它应该是内政外交的全权负责机构:“责任专于内阁,而君上日临而临察之。内政有失,则责内阁大臣焉;外交有失,则责内阁大臣焉。中外人民之观听,群倾注于内阁大臣。责任内阁应该对国会负责,而不是对君主负责,君主只是“日临而临察之,而国会对政府行使监督权,“而又由国会在下,助君上以监察此代负责之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謇所向往的国会和责任内阁制度,显然具有分权政治的特点,而这些都是现代议会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3.利用地方谘议局来实现地方民主。清政府的目的是想把谘议局办成各省采取舆论与筹计地方治安的一个咨询机构。清廷告诫各省谘议局议员“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器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而作为19”9年9月成立于南京的江苏谘议局的议长,张謇从来没有打算把自己所领导的谘议局仅当作一个咨询机构,而是按照宪政中议会的模式和精神来积极推动江苏谘议局的工作。他是从这几个方面来理解谘议局的:首先,它是地方的立法机构,应为地方立法服务。他在谘议局第一届年会上就提出了5本省单行章程规则截清已行未行界限分别交存交议案6,要求在谘议局成立以后江苏省所订立的单行法必须经过谘议局议决,否则不能公布生效,“凡属本省之单行法,自应由督部、抚部院交议,或由议员自行提议,经本局议决后,呈请公布施行,始为有效”,“凡含有法律性质之章程规则,应由本局议决之。其次,谘议局不应是行政长官的辅助机构,而应与督抚保持独立与对等的地位,并对督抚行使政治监督。针对当时清政府规定,督抚向谘议局发函称“札行”这一居高临下的公文形式,而谘议局向督抚发文只能用“呈请,呈上”的下一级对上一级使用的公文形式。张謇以江苏谘议局议长的身份向宪政编查馆致电说:“立宪政体,议政行政,互相维系,义无轩轾。查公牍往来,中则上达,札属御下。若独夫对于谘议局概用札行,是议局法团几等诸行政下级官厅,,若督抚于谘议局用札,而于京堂翰林之议长则有用照会,是直重个人资格而轻化共之法团。谘议局之地位从此尚能确定乎?为了保持独立性,张謇与两江总督张人骏的违法行为展开了数次斗争。1911年2月,谘议局在讨论张人骏提交的预算案时,删减了3”多项支出,增加了1”余项,张人骏对此大为不满,既不复议,亦不公布。张謇率副议长和常驻议员全体辞职以示抗议,“謇等不足惜,其如国家宪政何?其如本省行政何?直到在清廷的干涉下,这场持续数月的政治风波才以张謇等人获得象征意义的胜利而结束。

　　4.对地方自治的高度重视。19”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5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6,这个章程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它规定“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忽略了地方自治中民众的自主参与,但它毕竟开启了中国地方管理方式上的一次变革。张謇对地方自治问题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他对以实业、教育、慈善为核心的南通地方自治的创办上。甲午战争后,他将新式实业和教育引入家乡,开始现代文明乡村的建设,他在东游日本时,就曾感叹:“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日本的地方建设给张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他在南通搞地方自治提供了借鉴。19”7年前后,他将实业、教育、慈善三大内容涵盖于地方自治之下,他后来回忆:“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謇自乙末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末以后乃措意慈善。由此可看出张謇的地方自治方案是一套关于社会问题全方位改造与建设方案,实业增强人民的财力,教育增加人民的智识,慈善救济人民的贫困。只要人民富裕了,地方财力就会增强;只要人民文化程度提高了,民主意识就会增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就可能实现,从而君主立宪政治也就可能在中国实现,这是张謇地方自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张謇的君主立宪思想是和20世纪初在中国勃兴的君主立宪思潮分不开的,它既是民族危机的产物,又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自觉意识从觉醒到高涨的表现。

• 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长乐镇。
• 1874年（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今南通）知州孙云锦。
• 1876年（光绪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吴长庆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
• 1880年（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 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和等的赏识。
• 1884年（光绪十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
• 1894年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 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
• 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
• 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
• 1913年任北洋政府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在职三年余。
• 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
• 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