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离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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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离岸业务是指在中国境外经营人民币的存放款业务。

　　当前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在资本项下、人民币没有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开展的，通过贸易流到境外的人民币不能够进入到国内的资本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人民币贸易结算，就需要解决流出境外的人民币的流通和交易问题，使拥有人民币的企业可以融出人民币，需要人民币的企业可以融入人民币，持有人民币的企业可以获得相应收益，这就需要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使流到境外的人民币可以在境外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上进行交易；使持有人民币的境外企业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融通资金、进行交易、获得收益。人民银行支持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

　　人民币离岸市场在香港能否发展起来，最为关键的是现实的市场需求状况如何。企业是金融市场上最为活跃的资金使用者。目前，许多进入中国市场的香港企业或者一些跨国公司为了避免货币错配的风险，大幅减少了借入外汇贷款，而对于人民币资金则保持了相当旺盛的需求。边贸以其独有的形式在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据调查，在中国的边贸中，人民币已经成为相当有影响力的货币，边贸活动的活跃无疑会累积相当比率的人民币。在中国与亚洲各国的贸易中，目前的计价货币主要是美元，这一方面有历史的因素，另外也可能是这些商品最终需要出口到美国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的贸易中，会有更大比重的商品是亚洲各国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因此，对于这部分商品贸易用人民币计价、进而导致人民币的资金需求是必然的趋势。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边贸，也是人民币外流的一个主要源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增长迅速。由于近年来人民币币值稳定且呈上升状态，汇率风险小，加上一些边贸地区外汇储备短缺，外币结算困难，它们开始以人民币计价及结算与我国的双边贸易。在贸易和旅游的快速发展推动下，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现已享有“第二美元”的称号，成为主要的边贸结算货币。在柬埔寨，政府公开鼓励国民大量使用人民币；在蒙古境内，流通现钞总量的60％为人民币；在俄罗斯、越南、缅甸、甚至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币都可作为贸易的支付手段。目前，人民币在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接受。毫无疑问，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对外经贸和旅游业的推进，人民币越来越“国际化”，流出的数量将越来越大，将自然而然产生一定的人民币的离岸业务。而在人民币仍不能完全自由兑换、资本流动仍受控制下，散落在亚洲各地区的人民币难以循正常途径回流内地。如果允许香港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滞留在各地的人民币就可能被吸引至香港金融体系，既有助当局对人民币流向的监管，又促使香港成为全球的离岸人民币中心。

　　在各种形成境外人民币供给的渠道中，人民币现钞携带出境是一个较易观测和估计的渠道。实际上，人民币在香港的流通和现钞兑换由来已久，但具规模且具统计意义却是在1993年允许境内外居民出入境时，每次可携带不超过6000元人民币现钞规定之后。人民币进入香港的形式和途径五花八门，如果不考虑以地下管道或是走私等非正常途径，人民币在香港的最终提供者绝大部分是来港的内地游客以及部分从内地返港的本地居民。近年内地访港旅客一直以两位数增长，平均升幅达20．8％，远高于其他地区每年平均1．4％的增幅。尤其是2002年，内地取消访港旅客数量限制后，访港旅客更是爆炸性增长53．4％，达682．5万人次。若以旅客每人每次按规定平均携带人民币6000元计(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数)，仅2002年，由内地旅客带人的现钞就达409．5亿元。1996—2002年期间，内地访港旅客总数为2532万人次，携人的人民币总量达l520亿元。假设每年流人香港人民币的l／3沉淀或在香港长期流通，则目前在港较为稳定的人民币现钞就逾500亿元(见表1)，而不稳定的流量亦有此数，甚至更大，考虑到内地旅客每次携带人民币往往超逾规定，实际沉淀在香港的人民币可能远大于500亿元。随着CEPA的签署，个人旅游计划的实施，访港旅客将不断增加，估计香港流通的人民币数量仍将快速增长。如何为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滞港人民币存量建立安全有效的回流机制，已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亦是港内经济进一步密切交往的前提。

　　由于缺乏固定渠道，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币难以循正规途径回流内地金融体系。然而正是因为滞留在香港的这笔庞大的人民币存量，也为其自身创造了各种人民币需求业务，如兑换、汇款等，但这些业务的主流不是由银行经营，而是由找换店、钱庄甚至非法地下管道把持。在滞留人民币存量基础上衍生的各种需求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是港人到内地旅游、消费、探亲、公干等小额资金需求。据统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居民回内地人数就达上千万人次，是内地游港人次的10倍以上(2002年除外)。特别是近年，香港经济不景气，财富缩水，北上消费大幅增加。2000年开始；回内地人次突破5000万，到2002年，这一数字已达5565万(见表2)。虽然港人可以通过旅行支票、信用卡、提款卡或外币到内地兑换人民币，甚至在广东一带亦可直接用港币消费，但出于安全方便考虑，港人一般都在离港前兑换所需人民币。在人民币没有放款出路的情况下，香港人民币的主要需求也只能是各类回内地活动的人员，他们日益扩大的需求，为银行和找换店(银行所占比例极小)的兑换业务提供了不断扩展的空间。

　　第二类是金融资产及实业投资的大额资金需求。部分港人在内地买楼、投资A股及进行实业投资皆需要部分人民币资金。根据业务量较多的原中银集团所属宝生银行每年兑出人民币2亿元，香港经营人民币兑换业务的银行为八九家推算，估计每年由香港银行兑出的人民币约为12一18亿元，主要用于满足一部分小额人民币需求；而近年外管局又取消了香港银行可汇人内地10万元人民币的作法，因此香港的人民币资金需求主要由香港100多家人民币找换店或其分店通过非正规渠道流出的人民币资金来解决(包括兑换和汇人内地，汇款实际上通过地下管道相冲抵，大部分人民币资金并未实质进出香港)。2002年3月1日，内地有关部门收窄境内银行买人港元现钞的差价，由原先不得超过现汇买卖中间价的2．5％，收窄为l％，希望把人民币资金需求纳入金融体系，减少业务。但香港找换店为提高竞争力，将单边买卖差价收窄至0.1％左右的微利水平。如果以每家找换店铺平均每月维持生存最低需要5万港元(租金加生活费)的收入，全港共200家找换店铺推算，全年双边人民币买卖额至少应达l270亿元(1200亿港元)，单边人民币资金需求至少为636亿元，可见香港市场人民币资金的需求相当大。尽管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进出境受数量控制，香港银行也没有诱因开展人民币业务。但由于香港沉淀了庞大的人民币存量，随着两地的密切交往，客观上产生了对人民币的各种需求，衍生出各种人民币业务。而在制度限制及缺乏利诱下，香港银行未能主导各项人民币业务，却由找换店、钱庄及其他非主流渠道扮演主角。这不仅不利于当局掌握人民币的流向，而且为地下渠道利用监管漏洞图利提供了条件。如果允许香港银行从事人民币业务，则人民币资金活动就有可能由地下转入银行体系。这样，一方面银行可满足港人旅游、探亲、公干、消费等小额人民币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可通过兑换、汇款和信用卡业务满足港人到内地进行贸易和投资等大额人民币需求。这不仅把香港客观存在的人民币业务纳入经济体系，而且推动香港银行业的发展。

　　第一步，扩大人民币业务经营对象，将非居民、企业和机构纳入到银行存款吸收的范围内，开展内地与香港及东南亚企业的贸易结算业务，扩大人民币债券的发行主体。

　　1．实施条件

　　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逐渐建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量将稳步增加。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计价范围的扩大，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声誉将得到提高，开展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贸易的业务有了客观基础。

　　2．政策安排

　　中国政府应加强与周边政府协商，致力于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包括香港地区)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随着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数量增加，对人民币定值资产的需求会逐渐增加。中国政府可视条件放开人民币债券的离岸发行，允许内地更多银行或企业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并允许更大范围内的投资者参与购买香港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债券。

　　3．具体措施

　　第一，在管理模式的选择上，严格区分居民和非居民。例如，在债券购买主体的选择上对香港本地居民及机构不进行限制，而对非居民买卖债券进行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研究Il国际趋势与中国路径较为严格的限制，只有经过批准的特定机构才可参与买卖。在对居民和非居民的界定上，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主要依靠银行在办理业务中按照金管局的定义解释执行对居民和非居民的划分，金管局会在至少3年一次的现场检查中查验银行的执行情况。当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非居民掌握了较大数量的人民币资产，而人民币的汇率、利率市场化仍未完全实现，非居民是对本国市场带来巨大波动性的主要投机主体，必须对非居民资产规模、交易量进行监控。因而，此时对人民币离岸市场进行内外分离型的管理是比较合理的。建议可在经营人民币离岸业务的香港银行中设立独立的离岸银行业务部门，配备专职业务人员，设立单独的离岸银行业务账户，离岸业务与在岸业务分账管理，离岸业务的资产负债和损益年终与在岸业务税后并表。同时，建立健全离岸银行业务财务会计制度，银行应当严格审查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间资金往来的有效凭证，并且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进行申报。

　　第二，在业务准人方面，禁止香港银行把吸纳的存款转到其内地分行融资其内地业务，也应禁止内地分行通过拆息市场取得这些存款，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放开资本流动。

　　第三，在监管安排上，要特别注意在特定领域中存在的监管模糊地带以及由此造成的监管真空，比如加入香港人民币资金清算系统的银行可能将多余的人民币头寸用于拆借和贷款业务，以及对人民币进行信用卡透支所产生的隐性贷款等。必须加强对相关金融机构吸收人民币业务活动的监管以维护人民币汇率及其离岸市场的稳定。例如，为保险起见，香港金管局可考虑对离岸人民币存款规定一个准备金率，通过准备金及相关制度约束，使香港和内地监管当局可以随时掌握香港市场上的人民币供求状况。为防止资本炒家对人民币的恶意炒作，香港金管局应与中国人民银行合作制定人民币离岸业务危机预案，当香港市场上出现囤积人民币并且对其进行攻击的行为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香港金管局进行干预。此外，由于离岸业务在不同的环节为洗钱提供了便利，香港金管局应和中国人民银行配合加大打击洗黑钱的力度。这可以利用香港现有的打击洗黑钱系统，回也可以参照亚洲其他国家反洗钱的政策。为最大程度地打击逃税、洗钱等活动，在香港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同时，应加强内地相关部门与香港廉政公署的合作，加强内地相关部门与香港金融监管系统的合作，建议可以设立共有的信息平台，共同对洗钱行为进行监控，可以成立世界范围内的专家小组，包括国际及内地联络组、电脑资料鉴证及研究发展组和财务调查组，在个案调查及执法行动方面进行广泛合作。

　　4．风险及影响

　　首先，香港离岸的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开展会对在岸的人民币业务形成一定的竞争，这种竞争压力随着香港离岸市场业务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增加。为应对这一竞争压力，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在内地选择适当的城市开展类似于美国的国际银行设施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从而防止香港的人民币业务对内地形成较为强烈的冲击。其次，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业务范围的加深，可能会对现有的利率管制和外汇管制形成一定的冲击，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内地对于货币供应量与信贷规模的控制能力。但是，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中国内地的金融监管当局可以直接参与到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监管和运作中来，与香港金管局建立定期的交流和沟通机制。最后，允许用人民币直接进行贸易结算增加了离岸市场上人民币的存量，而允许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增加了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需求，离岸人民币市场将因此变得更为活跃，离岸市场上形成的人民币汇率为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提供了更好的参考标准。

　　第三步，资本项下的渐次放开。若前两步政策效果良好，人民币的跨境流动将和人民币资本账户交易和兑换发生重要联系，这一趋势将会加快内地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随着人民币在香港流通规模的不断扩大，充分动员香港市场以及境外市场的人民币资产、推动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创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这能够为人民币将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合二为一创造条件，如果没有足够的境外人民币的各种形式的金融资产，香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就缺乏一个现实的基础。当境外的人民币借贷市场形成后，人民币将成为国际投资资产，是企业和居民投资资产组合的一部分，市场自身已经产生多品种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这标志着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真正确立。

　　同时，无论是中国人民银行还是香港金管局，都应当在这个进程中逐步完善对人民币离岸业务的监管。从事离岸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应该和政府脱离，以市场为准则，减少政府担保(含隐性担保)，消除制度和人为垄断，在市场环境中提高自身经营能力和竞争力。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离岸市场在为客户保密的要求上较在岸市场更为严格，因而对于“洗钱”行为的监管需要借鉴国际上其他离岸金融市场的经验，通过加强商业银行自身的管理来解决，要求各商业银行建立“了解你的客户”规则，以及建立强有力的内部控制机制，提高人员素质，培养员工的竞争意识，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塑造良好的微观环境，减少内部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以减少洗钱行为对微观经济的不良影响。此外，随着香港市场上人民币流通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趋势和利率走势等可能对香港市场上人民币与港币的替代和转换造成明显的影响，中长期内港元存在着被替代的压力，这就在客观上对港元的汇率制度改革提出要求，需要及早进行预备性的对策方案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学的许多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任何过于长远的具体政策设想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都可能不能适用于实际经济。建设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不可能制定明确的时间表，也没有唯一的明确发展模式，每一阶段的进入都需要视市场的发展，都需要待特定的条件成熟后才可。若在条件不成熟、市场发展不完全的时候盲目放开我国的资本市场，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将意味着很大的风险。非居民可能通过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上囤积人民币资产而投机中国外汇市场、股市，造成市场的剧烈动荡。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内外宏观经济运行稳健时，市场会客观上要求人民币业务对外开放，这时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才能真正促进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同时给香港带来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