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抉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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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抉擇論產生於對財政問題的研究，因此從產生之日起就與財政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但就當代西方財政學來說，社會抉擇論的引人還不算太長時間。

　　要對社會抉擇論提出的客觀環境進行分析，首先必須界定該理論的創建時期，而這又與誰是該理論的創建者這個問題關係密切。關於該理論的創建者，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一是肯尼思·阿羅創立說，因為阿羅於1951年出版了《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Social Choice and lndividual Value)一書。森就持這一觀點。([印度]森，1996)二是鄧肯·布萊克創立說，因為1958年他出版的《委員會與選舉理論》(The Theory Committee and Elections)一書，開創了對公共選擇的研究方法。塔洛克持這一觀點。([美)塔洛克，1996)三是布坎南和塔洛克創立說，因為他們於1962年出版的《一致的計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一書，對社會抉擇淪進行了全面的研究。之所以形成上述這些不同觀點，是由於對理論創立的判斷標準認識不同所致。理論總是在不斷演進的，而在完整的理論體系形成之前，其萌芽期、起源期和初創期往往較難以區分。理論是否形成的最低判斷標準，應是理論的核心內容的提出與否。如此，只要提出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問題，就可以認為社會抉擇論已經形成。但如果僅以此為標準，也許我們可以在很早以前的某位哲人處找到也表達此意的隻言片語。因此，這一標準顯然是不合適的。看來，該標準還要進行具體分析。但這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對核心理論的具體分析要詳細到什麼程度才行，仍未弄清。我們認為，正是對具體分析程度的看法上存在的差異，才導致不同的人對社會抉擇論的創建者有著不同的認識^[1]。

　　西方財政學之所以要引入社會抉擇論，是由西方國家預算決策過程的特點所決定的。從西方財政理論看，它將公共產品的有效供應建立在個人效用和偏好基礎上，這就有個由誰和如何來揭示千千萬萬的社會公眾每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欲望和偏好問題；而揭示了個人偏好之後，又有個如何將這些偏好轉化為政治決定的問題；而作出的決策是否能夠保證正確反映公眾意願也是一個問題，因為公眾意願是一個個個人意願和偏好的彙總，這又存在著彙總時的矛盾和偏差問題；最後，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因而既定的政治制度對於政府決策又有什麼影響，等等，都為西方財政理論界研究社會抉擇問題提供了現實基礎。這些問題在我國不能說是不存在的，但似乎在我國國家預算的決策過程中並不引起麻煩，對其開展理論研究也似乎無多大的現實意義，因而在我國財政學中至今為止並不存在類似的理論。

　　西方財政學的社會抉擇論以很大的篇幅探討了選舉原則和選舉制度對社會抉擇和公共決策的影響，指出了法定多數、簡單多數和一致決定等投票優勝原則對社會抉擇結果的不同影響。接下來又著重分析了與簡單多數票獲勝原則有關的問題，併為瞭解決如何簡化把握千千萬萬不同偏好選民投票結果的困難，又將研究重點集中到了中間投票人身上，希冀通過把握中間投票人來確定社會偏好。與此相聯繫的是，還研究了簡單多數原則下的單峰偏好和雙峰偏好現象以及它們對投票結果的影響，指出了簡單多數原則所可能存在的缺陷。此外，還建立了中間投票人的回歸方程模型，希望通過這一數學模型為政府預算行為作出預測和解釋。但所有這些，在我國財政學中也是完全沒有反映的。西方財政學的社會抉擇理論還用了較大的精力，去分析了利益集團、政黨以及官僚機構及其人員的行為和活動對政治決策的強有力影響，探討了它們之間進行選票交易等所可能產生的結果，等等。所有這些，在我國財政學中是完全沒有將其視為是一種應開展經濟學意義上探討和研究的問題。

　　18—19世紀的一些數學家對投票問題產生了興趣，並對之進行了研究。20世紀的部分經濟學家則對財政決策問題也作了初步研究。這些研究成果與啟蒙思想家的政治哲學及古典經濟學一起，構成了社會抉擇論的思想源頭。數學家孑乙多塞、波德等對投票過程進行了研究，發現了一些投票悖論，但他們的研究結果所產生的影響，一直等到布萊克從經濟學的角度重新進行研究之後才得到重視。啟蒙思想家的社會契約理論也對社會抉擇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重視個人價值的社會契約理論，與社會抉擇淪的基本前提是一致的。瑞典經濟學家威克塞爾因對公共財政問題的研究，而被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等人視為社會抉擇論的先驅者，其思想也構成現代社會抉擇論的重要源頭。這一點，我們評析布坎南的理論時還將作詳細的分析。數學家對投票問題的分析，更多的是從純理論的角度進行的，他們對社會抉擇論的貢獻，主要在於為社會抉擇論提供了分析工具，並直接給社會抉擇論以啟示。啟蒙思想家分析的問題，與現代社會抉擇論有許多相似之處，研究對象的一致性就是其中之一、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所用的方法不是經濟學的，這就決定了他們的理論只能算是社會抉擇論的思想源頭，而無法成為理論本身的組成部分。

　　西方“社會抉擇論”將政治制度視如市場制度，將政治家視如企業家。認為在政治市場里政治家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併為此而追求著選票的最大化。選民們追求自身利益的願望．能夠通過選票制約政治決策的過程和結果．使之儘可能的符合選民的願望。

　　從現實情況來看，公共產品的供應並不是由私人也不是由私人組織，而是由作為公共機構的政府進行的。政府安排供應公共服務及其由此而相應展開的政府支出與收入活動，並不是通過市場交易而是經由政治程式來做出的。因此，儘管在公共產品供應問題上的根本決定因素是私人偏好，但畢竟政府介於其問，是政府在彙總著所有社會成員的意願和偏好，並代表著私人進行社會抉擇或私人抉擇。政府作為獨立的政治機構，就存在著其行為和意志怎樣發揮作用，如何才能真實地把握、反映和遵循私人的真實偏好，以及私人又要怎樣才能防止和剋服政府隨心所欲地違背人們真實意願發生等問題。

　　“社會抉擇論”將政府運作(政治問題)進行市場化解釋看似荒謬，實際上恰恰是西方市場經濟根深蒂固的表現。“社會抉擇論”所涉及的私人和政府關係的處理是任何公共財政國家都無法迴避的問題。計劃經濟體制下對生產和社會事務的“政府抉擇”會造成效率損失，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在建立公共財政基本框架的過程中政府應如何更好地代表私人進行選擇，私人應如何更好地監督政府等一系列問題，社會抉擇論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