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抉择论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社会抉择论产生于对财政问题的研究，因此从产生之日起就与财政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就当代西方财政学来说，社会抉择论的引人还不算太长时间。

　　要对社会抉择论提出的客观环境进行分析，首先必须界定该理论的创建时期，而这又与谁是该理论的创建者这个问题关系密切。关于该理论的创建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肯尼思·阿罗创立说，因为阿罗于1951年出版了《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lndividual Value)一书。森就持这一观点。([印度]森，1996)二是邓肯·布莱克创立说，因为1958年他出版的《委员会与选举理论》(The Theory Committee and Elections)一书，开创了对公共选择的研究方法。塔洛克持这一观点。([美)塔洛克，1996)三是布坎南和塔洛克创立说，因为他们于1962年出版的《一致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一书，对社会抉择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之所以形成上述这些不同观点，是由于对理论创立的判断标准认识不同所致。理论总是在不断演进的，而在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之前，其萌芽期、起源期和初创期往往较难以区分。理论是否形成的最低判断标准，应是理论的核心内容的提出与否。如此，只要提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就可以认为社会抉择论已经形成。但如果仅以此为标准，也许我们可以在很早以前的某位哲人处找到也表达此意的只言片语。因此，这一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看来，该标准还要进行具体分析。但这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对核心理论的具体分析要详细到什么程度才行，仍未弄清。我们认为，正是对具体分析程度的看法上存在的差异，才导致不同的人对社会抉择论的创建者有着不同的认识^[1]。

　　西方财政学之所以要引入社会抉择论，是由西方国家预算决策过程的特点所决定的。从西方财政理论看，它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应建立在个人效用和偏好基础上，这就有个由谁和如何来揭示千千万万的社会公众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欲望和偏好问题；而揭示了个人偏好之后，又有个如何将这些偏好转化为政治决定的问题；而作出的决策是否能够保证正确反映公众意愿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公众意愿是一个个个人意愿和偏好的汇总，这又存在着汇总时的矛盾和偏差问题；最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因而既定的政治制度对于政府决策又有什么影响，等等，都为西方财政理论界研究社会抉择问题提供了现实基础。这些问题在我国不能说是不存在的，但似乎在我国国家预算的决策过程中并不引起麻烦，对其开展理论研究也似乎无多大的现实意义，因而在我国财政学中至今为止并不存在类似的理论。

　　西方财政学的社会抉择论以很大的篇幅探讨了选举原则和选举制度对社会抉择和公共决策的影响，指出了法定多数、简单多数和一致决定等投票优胜原则对社会抉择结果的不同影响。接下来又着重分析了与简单多数票获胜原则有关的问题，并为了解决如何简化把握千千万万不同偏好选民投票结果的困难，又将研究重点集中到了中间投票人身上，希冀通过把握中间投票人来确定社会偏好。与此相联系的是，还研究了简单多数原则下的单峰偏好和双峰偏好现象以及它们对投票结果的影响，指出了简单多数原则所可能存在的缺陷。此外，还建立了中间投票人的回归方程模型，希望通过这一数学模型为政府预算行为作出预测和解释。但所有这些，在我国财政学中也是完全没有反映的。西方财政学的社会抉择理论还用了较大的精力，去分析了利益集团、政党以及官僚机构及其人员的行为和活动对政治决策的强有力影响，探讨了它们之间进行选票交易等所可能产生的结果，等等。所有这些，在我国财政学中是完全没有将其视为是一种应开展经济学意义上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18—19世纪的一些数学家对投票问题产生了兴趣，并对之进行了研究。20世纪的部分经济学家则对财政决策问题也作了初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与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哲学及古典经济学一起，构成了社会抉择论的思想源头。数学家孑乙多塞、波德等对投票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一些投票悖论，但他们的研究结果所产生的影响，一直等到布莱克从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进行研究之后才得到重视。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理论也对社会抉择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重视个人价值的社会契约理论，与社会抉择沦的基本前提是一致的。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因对公共财政问题的研究，而被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等人视为社会抉择论的先驱者，其思想也构成现代社会抉择论的重要源头。这一点，我们评析布坎南的理论时还将作详细的分析。数学家对投票问题的分析，更多的是从纯理论的角度进行的，他们对社会抉择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为社会抉择论提供了分析工具，并直接给社会抉择论以启示。启蒙思想家分析的问题，与现代社会抉择论有许多相似之处，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就是其中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所用的方法不是经济学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理论只能算是社会抉择论的思想源头，而无法成为理论本身的组成部分。

　　西方“社会抉择论”将政治制度视如市场制度，将政治家视如企业家。认为在政治市场里政治家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为此而追求着选票的最大化。选民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愿望．能够通过选票制约政治决策的过程和结果．使之尽可能的符合选民的愿望。

　　从现实情况来看，公共产品的供应并不是由私人也不是由私人组织，而是由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进行的。政府安排供应公共服务及其由此而相应展开的政府支出与收入活动，并不是通过市场交易而是经由政治程序来做出的。因此，尽管在公共产品供应问题上的根本决定因素是私人偏好，但毕竟政府介于其问，是政府在汇总着所有社会成员的意愿和偏好，并代表着私人进行社会抉择或私人抉择。政府作为独立的政治机构，就存在着其行为和意志怎样发挥作用，如何才能真实地把握、反映和遵循私人的真实偏好，以及私人又要怎样才能防止和克服政府随心所欲地违背人们真实意愿发生等问题。

　　“社会抉择论”将政府运作(政治问题)进行市场化解释看似荒谬，实际上恰恰是西方市场经济根深蒂固的表现。“社会抉择论”所涉及的私人和政府关系的处理是任何公共财政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生产和社会事务的“政府抉择”会造成效率损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过程中政府应如何更好地代表私人进行选择，私人应如何更好地监督政府等一系列问题，社会抉择论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