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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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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費水平(sports consumption level)

目錄

什麼是體育消費水平[1]

  體育消費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的體育實物消費資料及體育服務消費資料的消費數量,可用價值(貨幣)單位來表示。體育消費水平表明一定時期內人們體育消費需要的實際滿足程度,即反映人們實際消費的體育消費品數量的多寡和質量的高低。通常情況下,人們體育消費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一定時期內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經濟的發達程度,也反映了一定時期內社會體育意識的增強狀況,同時也反映了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狀況。體育消費水平比較高,體育消費生活消費中所占的比重比較大,一般來說是屬於小康型和富裕型的消費結構。同時,研究體育消費水平可以瞭解不同層次的體育消費需求,因為不同的體育消費水平所反映的對體育消費品的需求是不一樣的。體育市場的開發,應根據不同水平、不同層次的體育消費需求,開發生產不同類型、不同價格的體育消費品,才能滿足不同的體育消費需求。

體育消費水平的決定因素[1]

  體育消費水平的高低受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同時也受社會文化背景、傳統消費習慣和消費意識的影響。體育消費領域的開拓和發展不是偶然的,它是和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體育社會化程度的高低、全民體育意識的強弱分不開的。當今世界上許多經濟發達的國家,一般說來,也是體育社會化程度較高、全民體育意識較強的國家,因此這些國家的體育消費水平也相應較高,而發展中國家、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的體育消費水平就相應較低。

  1.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是決定體育消費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

  我們知道,體育消費是屬於發展消費及享受消費,一般地說,經濟發達國家體育消費水平都是比較高的。據有關資料表明,經濟發達國家人們Et常生活中用於體育消費方面的開支通常占整個社會消遣和娛樂消費的30%~40%。美國人的消費觀認為,體育消費應占消費總額的20%左右。美國新聞界一次全國性的調查統計表明:早在1988年美國人的體育消費總額就達47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7%,人均約220元,其中花費在觀看各種運動比賽門票上的費用為64億美元,花費在保齡球、高爾夫球等上面的會員費用也達62億美元。1987年美國全國每天平均有3家體育用品商店、5家減肥中心開張營業,全國4萬家體育用品商店每天共出售1.3億美元的各類體育用品,其中包括100萬雙運動鞋,2.2萬套運動服和1 900萬份各類體育報紙雜誌、圖書;全國平均每天有7 000個體育場館有賽事,600萬觀眾觀看比賽;每天工作之餘全國有2 560萬人到體育場館參加球類活動。由此可見美國大眾體育消費水平的現狀(《中國體育報》1988年12月10日)。美國1999年體育產業產值為2 135億美元,占GDP總額的2.4%,在整個國民經濟各行業中排在第6位;目前美國人每掙8美元,就有1美元是花在運動健身休閑娛樂方面的消費上(《中國體育報》1999年11月17日)。美國一個4口之家觀看一場職業棒球比賽,加上買4杯飲料、4個紅腸麵包及支付停車費,1991年平均為77美元,1997年至少為100美元;觀看籃球比賽,1991年為144美元,1997年為203美元。再如義大利羅馬,1983年居民在觀看體育比賽上的費用就達291億裡拉(約合1 400萬美元);烏迪內市居民花費在體育消費上的錢最多,已達人均86 660裡拉(《新民晚報》1985年12月4日)。再如,1995年2月5日,義大利奧委會和義大利足協決定,為了反對賽場暴力而全國暫停各種體育比賽一天,結果有4萬多場體育比賽被取消或推遲,僅足球甲級、乙級和丙級隊比賽門票就少收400萬美元。停賽一天全國合計損失收入在6 000萬美元以上(《新民晚報》1995年2月6日)。

  2.體育社會化程度高低及體育意識強弱是決定體育消費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

  體育社會化程度比較高、體育意識比較強的國家,體育人口也比較多,從而人均體育消費水平就比較高。據法國青年與體育部1998年的統計,法國現有各類體育俱樂部17萬個,正式註冊的會員1 250萬人,體育人口占總人口的73.9%,職業運動員約4 000名。因此,該國的大眾體育消費水平非常高。早在

  1993年,法國居民用於購買體育用品的總支出近300億法郎,平均每個法國人購買體育用品的消費支出超過500法郎,但法國人在體育用品上的消費額只占個人體育消費總額的38%,他們用於獲得體育健身娛樂服務的消費支出占總支出的62%,約409億法郎。瑞士人口8 323 000人,1998年體育產值150億美

  元,創造就業機會4萬多個。聯邦德國體育人口為61%,美國體育人口為64%,挪威體育人口為67%,加拿大體育人口為59%。眾多的體育人口促進了體育消費水平的提高。巴西有55萬名註冊的足球運動員;瑞典每8個人中有1名乒乓球運動員;聯邦德國6 000萬人口,經常從事足球運動的有400多萬人,有18 000多個足球俱樂部;南美國家年均消費足球250萬一300萬隻,其中阿根廷為50萬隻(《文彙報》1999年11月12日及相關報刊網站資料)。由此可見,體育消費水平的高低是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經濟實力強弱分不開的。體育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已成為經濟發達國家居民消費結構變化的重要趨勢,這種變化趨勢是符合當代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和現代生活方式發展變化規律的,也是符合體育社會化發展規律的。

衡量體育消費水平的指標體系[2]

  衡量體育消費水平的高低,一般可用以下兩大主要的量的指標來表示。

  1.經濟指標

  (1)體育消費價值總量。是指在一定時期體育消費者用於支付體育消費方面的貨幣總量。它所反映的是一定時期體育消費者用於支付體育消費方面的貨幣總量。它所反映的是一定時期里整個社會體育消費水平的高低,因此是一個綜合性指標。

  (2)體育實物消費資料的消費。是指在一定時期里社會所生產的全部體育實物消費資料中已被消費者購買的那部分消費資料總量。有兩種表示方法:一種是用體育實物消費資料的產品數量表示,即已被購買併進入消費領域的實物消費資料的數量;另一種是用價值(貨幣)單位來表示。由於各種類型的體育實物消費資料的物理性能不一樣、形態不一樣、價值量大小也不一樣,故難以做出正確的評價計算。因此,一般計算體育實物消費資料的消費總量,都以貨幣單位來表示。體育實物消費資料的消費總量指標,一方面反映了一定時期內和體育有關的產業的生產及有效供給情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會對體育實物消費資料的有效需求狀況。

  (3)體育服務消費資料的消費總量。是指在一定時期里社會所提供的體育服務消費資料中已被消費者所購買的那部分價值量。由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體育服務消費資料越來越多地以商品形式出現,所以這種體育服務消費資料的消費量,也可用貨幣單位來表示。通常情況下,這一指標的高低能大體反映社會體育服務消費資料的市場供需狀況,同時也能反映體育產業部門的生產狀況及大眾體育的普及程度。

  (4)餘暇時間里用於體育消費的時間總量。餘暇時間是指除了人的正常的工作、滿足基本生理需要(吃飯、睡覺)、必要的家務勞動以及照料和教育後代等的時問之外,可供個人自由支配用於學習、交往、娛樂、休息活動等的自由時間。社會所擁有的餘暇時間總量歸根到底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一般的說,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們的餘暇時間的增加是成比例的。世界上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一般都實行5天40小時工作制和家務勞動社會化,因此西方發達工業國家一般男性公民每天可有4小時以上的餘暇時間,女性公民也有2小時左右的餘暇時間。而我國城市居民一般平均每天擁有餘暇

  時間不到2小時。餘暇時間是人們參與各種餘暇消費的前提條件,也是人們參與體育消費的重要條件。因此,餘暇時間里用於體育消費的時間總量也是衡量社會體育消費水平的重要標誌。此外,還可以對不同年齡的體育消費者(老、中、青、少、幼),不同職業的體育消費者(工人、農民、軍人、公務員、教師等),不同文化程度的體育消費者(大學、中專,初中、高中、小學等),不同地區的體育消費者(農村、城市、鄉鎮等),不同家庭收入的體育消費者等進行分類統計評估,以瞭解社會上各種各樣家庭和個人的體育消費水平及體育消費的實際狀況。

  2.社會指標

  從概念中可以看出,人是社會的動物,人的任何消費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在與他人的關係中進行的。因此,體育消費者行為不僅是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行為,也是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行為,它要受到人類社會生活中的社會因素的制約。因此,對影響體育消費者行為的社會因素進行分析可以為政府根據不同的情況,儘早制訂出科學有效、可操作性強的法律、法規,以更好地刺激體育消費行為提供一定的參考。

  (1)政府行為。國家政府對體育消費需求進行巨集觀調控,無論採取什麼手段、何種措施,都會對體育消費者的利益帶來衝突。相應的,體育消費者也必然會根據自身利益做出反應,倘若國家政府不對體育消費者進行巨集觀調控,或其調控手段不科學,必然會使其體育市場處於無序狀態,而體育消費者行為也會

  受到極大的負面影響。體育法制健全的環境,意味著具有一個對巨集觀調控的約束機制規範,政府對體育產業巨集觀調控能夠預見,然後做出合理的反應。需要強調的是,體育法制環境不同於其他影響體育消費者行為產生影響的制度基礎。法制約束下的規範的政府行為是刺激、引導和適應體育消費者行為的前提

  保障,也是國家體育產業順利發展的前提保障。

  (2)法制環境,就是一個國家的司法制度框架及在這個框架下形成的法制、法規對人們的社會關係和各種行為的規範。其核心是業已形成的法律體系及其實施程度,它對人們的體育消費行為形成強有力的外在控制,它的實際實施和執行狀況,對體育消費者行為起著有效的法制約束作用。

  規範體育消費者行為的完善的體育法制體系,一方面界定了體育消費者所面對的社會和經濟環境變動的隨意性,有利於體育消費者預期的明朗與穩定。在體育法制健全的環境中,由於規則透明,體育消費者行為便傾向於長期化;反之,在體育法制不健全的消費環境中,由於規則不明確,體育消費者就會缺乏安全感,其消費行為則傾向於短期化。

  保護體育消費者權益從巨集觀經濟學上來講,我們可以認為體育消費需求的市場力量是強大的,對國家經濟的增長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美、德、意等體育產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的體育消費也證明瞭這樣的事實。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體育消費總需求是由無數分散決策的體育消費者個人的行為所形成的。在體育消費市場上,體育消費者顯然處於劣勢地位。這是因為,首先,在體育市場買賣雙方的博弈中,作為買方的體育消費者個人無論是體育市場需求還是對體育消費品價格的影響力,或者是對體育市場和體育商品信息的搜索能力比作為賣方的體育企業弱得多,在某些體育市場上,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尤顯突出;其次,當體育消費者在體育市場上受到欺詐而遭受損害時,相對處於強勢地位的體育企業,體育消費者個人往往沒有進行談判索賠的能力,儘管完善的體育法規可以對這種體育消費關係進行調和和規範,但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體育消費者的市場弱勢地位。通過相關法律法規來合理界定體育市場中買賣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建立能夠保護體育消費者的法制環境,則可以使體育消費者的市場地位得到某種程度的加強,使體育消費者的行為更為有序,從而有利於穩固體育消費市場關係。

  (3)社會心理及輿論導向。社會心理體育消費者行為是一種有目的的、滿足鍛煉身體或愉悅身心需要的活動。在體育消費需求的形成過程中,體育消費者行為不僅是在一定的收人約束下對各種體育經濟信號的變化做出反應的經濟行為,而且也是一種主觀色彩濃厚的行為。體育消費者消費動機的形成、在各種因素制約下進行的體育消費選擇、消費者體育消費過程的感覺和評價等,自始至終受到個人的體育消費心理的支配。因此,社會心理對個人體育消費心理的影響,也是體育消費者行為的重要制約因素。社會心理對體育消費者行為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它構成消費者在一定時期內特定的體育消費觀,例如,崇尚節儉或追求奢侈,大眾參與還是顯示個性,是否特別重視觀賞性或參與體育消費等。體育消費觀不同,體育消費者行為就會多種多樣,具體個人的體育消費心理也千差萬別。因此,無論如何,即使收入水平完全相同的體育消費者,其體育消費行為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從微觀層面上看,我們可以將同一個時期的體育消費者劃為習慣型、偏好型、理智型、衝動型等類型。但從巨集觀層面來看,在心理因素對體育消費行為的影響中,社會體育消費心理的影響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即主導作用。體育消費需求的波動主要與在社會體育消費心理支配下形成的體育消費行為有關。

  社會輿論、報紙、電視、廣播以及互聯網的應用,已成為人們接受各種信息的主要來源,同時,這些傳媒工具因其巨大的覆蓋面取得了代表社會輿論發言的權利,這種傳媒傳達的社會輿論對體育消費者有著直接的影響作用。但同時,它還通過對社會心理形成外在控制,進而間接控制體育消費者的行為與方式。正確的傳媒工具的運用、良好的社會輿論的形成,都會促進體育消費者的有序化。

  社會保障機制因素對體育消費行為的約束作用,主要表現為對體育消費者行為的穩定性產生長期影響。自從德國卑斯麥政府於1883年制訂疾病保險法,1884年通過全國工會賠償法,1889年實施老年人及殘疾強制保險法,在世界上率先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以來,到1991年,全世界已經有146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歷史已經證明社會保障機制對體育消費者行為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主要表現為:①對低收人人群收入水平的“向上”調節有助於穩定體育消費傾向;②對社會成員因疾病、失業等意外造成的及年老必然面臨的收入損失或支出增加提供補償,有助於穩定收入從而穩定其體育消費的支出預期。在一般情況下,體育消費者收入水平越低,其恩格爾繫數就越高,體育消費傾向就越低。儘管社會保障不能消除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繫數,但它對居民收入水平的“向上”調節,畢竟在一定程度上為居民的體育消費行為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或可能。因此,從巨集觀來講,通過社會保障機制普遍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收入分佈,可以使更多居民進行體育消費,從而達到提高社會平均體育消費傾向的效果。在欠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失業會使體育消費者喪失收入來源。當體育消費者進入老年後,隨著勞動能力的喪失,其收入不僅會失去,而且原有的儲蓄也有貶值的可能。這些不穩定因素的存在,無疑使體育消費者的體育消費支出預期趨於悲觀,並是導致體育消費傾向偏低的重要原因。社會保障機制的存在,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這些因素對體育消費者對預期收入和體育消費支出的消極影響,從而起到減少生活中的負面變數作用,使居民的體育消費支出趨於穩定。

我國體育消費水平分析[1]

  1.我國體育消費水平現狀

  目前,我國居民用於體育消費方面的支出,還沒有確切的權威的專項統計數據,但據有關專家估算:1998年我國體育消費為1 400億元人民幣,占GDP的1.74%,人均為107.69元/年。其中城市人均為200元,合計為760億,農村人均為32元,合計為294.4億,加上運動鞋、運動服等則為1 400億(《中國體育報》1999年8月25日)。2004年我國體育服務業創造的增加值為146.5億元人民幣,人均約11.27元人民幣,體育相關產業創造的增加值為448.1億元人民幣,人均約34.47元人民幣。兩者合計約為594.6億元人民幣,人均約45.74元人民幣(張林:《中國體育及相關產業測算報告》,《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

  據調查資料顯示,1998年上海市民的人均消費性支出為6 866.41元,而體育消費只占其中的2.75%,人均約為188.83元。2008年上海市民人均體育消費年支出約為922.49元(戶均2 582.97元),約占2008年上海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的4.76%。經過10餘年時間的發展,上海市民的人均體育消費支出增加了733.66元,增加了近4倍,在生活消費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了近2個百分點,說明上海市民的體育消費支出正處於快速增長階段。但是和發達國家相比較,上海市民體育消費的整體水平並不高。例如:1988年美國戶均體育消費約800美元(按當時的人民幣比價約為6 600元,是2008年上海市民體育消費的2.56倍)。1993年日本戶均體育消費約7.58萬日元(按當時的人民幣比價約為5 600元,是2008年上海市民體育消費的2.17倍)。由此可見,上海作為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市民家庭體育消費的總體水平也是比較低下的(鐘天朗:《上海市民體育消費現狀與特點研究》,2008年上海市體育局體育社會科學、決策咨詢研究課題)。

  2.我國體育消費水平低下的原因

  造成我國目前體育消費水平相對落後的原因是什麼?

  第一,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還不夠發達,經濟發展速度也不快,人民的生活消費剛剛開始進入小康(個別地區溫飽問題仍沒有解決),儘管2008年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3 000美元,但是仍然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據有關調查表明:有41.25%的被

  調查者認為影響其參與體育消費的主要因素是經濟收入較低。因此人們還拿不出更多的錢來從事體育消費。

  第二,體育人口比較少,國民體育意識不強。我國人民的消費觀念、消費意識、消費結構還沒有根本改變,各種傳統的陳舊的消費觀念、消費意識還根深蒂固地占據著人們的頭腦。因此在生活消費中,往往只註重各種實物消費,輕視或忽視各種服務消費,因而造成體育消費水平的低下。從體育人口來說,到2004年年底,我國7~70歲的人群中,體育人口占該年齡段總人數的37.1%(國家體育總局:《體育事業“十一五”規劃》,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1452/701256.html),而發達國家一般均在50%以上。從部分項目的專業運動員數量來說,2006年在中國足球協會註冊的男女職業、業餘球員25 823人。其中,吉林、貴州、內蒙古自治區和昆明市的足球註冊人口為零。註冊球員較多的會員協會及其人數為:沈陽(1 992人);上海(1 987人);河北(1 826人);天津(1 783人);北京(1 771人);大連(1 728人)(新華社大連2006年7月7日電訊稿)。而德國的足球人口為550多萬,義大利的足球人口為460多萬,法國的足球人口為400多萬,英國的足球人口為400萬,西班牙的足球人口為380萬,荷蘭的足球人口為100多萬,日本和南韓足球的足球人口為也都超過100萬人。根據國際足聯提供的資料:巴西的足球俱樂部有300 631個;德國有122 345個足球俱樂部,青少年即o 000支;義大利有300 618個俱樂部,青少年隊28 000支;阿根廷有17 474個俱樂部,青少年隊1 200支……多數獲得世界盃決賽權的國家,其俱樂部隊的數量在5 000—15 000之間,青少年隊在2 000—3 000之間。在我國,根據中國足協統計,參加全國比賽的俱樂部和代表隊不足100個,青少年隊50支。而南韓已有足球俱樂部476個,運動員29 470人,日本也已有1 984個俱樂部。德國是國際足聯最大的會員國,註冊球員已達551.58萬人。14—18歲的青少年球隊明顯增加,已達到369支,運動員人數為15 900人。14歲以下的球隊有2 196支。每個甲級俱樂部擁有15~30支青少年隊。在阿根廷,這個數字為10支。在義大利,足球運動從城市普及到鄉村,在平均2 000人的村子里,除成年隊以外,有8~9個少年學生隊,80%的少年會踢球(張廣賜:《拯救中國足球的一攬子計劃》,http://blog.myspace.cn/e/404728203.htm)。所以,國際足聯官員對中國足球考察後的結論是,中國目前足球水平比較低的原因,不是教練,也不是運動員的問題,而是中國目前踢球的人太少。舉重項目,前蘇聯有40萬一45萬人練舉重,我國專業加業餘不到3 000人。女子足球,全世界有4 000萬女孩在玩足球,英國和瑞典均有10萬人以上,德國達到40萬人,美國超過800萬人。我國在足協註冊的女球員243人(職業、半職業)。普通老百姓中在玩女子足球的人口總共不到1萬人。中國人比較註重“食補”,保健品、營養補劑鋪天蓋地,市場極大;中國人也比較註重吃喝,飲食文化源遠流長;中國人還比較註重“鶯歌燕舞”,卡拉OK、KTV、夜總會、大浴場等文化娛樂場所夜夜燈火通明,就是體育消費場所相對冷清,這是一種觀念和意識的差異。

  第三,體育市場開發定位的偏差,一味追求效益高、收費多的體育項目,體育消費變成了“貴族”消費,一般老百姓不敢問津。如高爾夫球一般在500~1000元一場;健身會員卡一般在2 000元左右;保齡球一般在5~20元一局;

  乒乓球一般在15—30元一小時;羽毛球一般在20~40元一小時;網球一般在30~100元一小時;中超聯賽球票一般在20—200元(平均40元左右)一場。即使是公共體育場館所提供的體育服務產品的價格也不便宜(參見表1)。因此,我國目前還沒有足夠的可供人們從事各種類型的體育消費的體育場館設施及各種體育實物消費資料和體育服務消費資料,從而制約了體育消費水平的增長。

表1 某體育中心主要經營項目及價格表
項目收費標準
7人制足球500/600元/小時
游泳20/25/30元/小時
羽毛球20/30元/小時
攀岩40/50元/人
圍棋培訓480元/期(24次)
網球30/40/50/60/80/100/120元/小時
乒乓球15/20/25元/小時
撞球15/20/25/30/40/50/60元/小時
壁球35/40/45/50/55元/小時
健身卡980元/年,760元/半年,500/季,250元/月,400元/30次

  所以,在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時,必須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和各種渠道,大力宣傳體育消費的社會經濟效益,以促進和推動我國人民消費觀念、消費意識和消費模式的轉變,積極地引導我國人民的體育消費行為,縮短我國人民體育消費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提高體育消費水平的思路[2]

  1.經濟發展程度決定體育消費水平

  首先,體育消費在我國未來發展的潛力是巨大的。從現在至21世紀中葉,中國社會將實現由第二步發展戰略向第三步發展戰略的轉變,即由小康社會向中等發達國家過渡。按照經濟學理論,這一時期正是社會消費結構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總的趨勢是人們對物質消費品需求的增勢將會減弱,而對服務消費品,尤其是與人的健康和生活質量提高直接相關的服務消費品的需求將會上升。體育產業是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的產業,體育消費是能給人們帶來健康、歡愉、享受的消費。由於人們對健康的需求和對生活質量提高的需求是無限制的,因此,人們對體育的消費需求也是無限制的。近年來,體育消費(包括實物產品消費和服務產品消費)在中國大中城市和部分富裕農村地區相繼成為新的消費熱點,正是社會消費結構合乎規律的變化給體育消費發展提供越來越大的推動力的體現。

  其次,我國體育消費真正的大發展時期,還需等到國家經濟在整體上進人“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之後才可能實現。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提出的經濟成長理論(也稱“起飛”理論)是一個被許多國家廣泛採用的、比較成熟和自成體系的理論。該理論把人類社會發展分為6個階段:即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追求生活質量階段。按照羅氏理論,作為滿足人們享受和發展需要的體育消費真正的大發展,只有等到一國經濟在整體上進入“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之後,才可能實現。發達國家體育產業與體育消費的發展歷程也證明瞭這一點。譬如,美國是20世紀20年代進入“高額群眾消費階段”,70年代進入“追求生活質量階段”的;西歐和日本是50年代進入“高額群眾消費階段”,70年代進入“追求生活質量”階段的。這一時間表,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體育產業與體育消費在美國的大發展以及六七十年代體育產業與體育消費在西歐和日本的大發展相吻合。

  2.生活方式變動拉動體育消費

  消費社會化促進體育消費,所謂消費社會化,是人們的生活消費憑藉社會服務,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由此增多了人們的休閑時間,滋生了體育消費的主觀願望。

  家務勞動是每個消費者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它消耗了人們的精力,占用了人們自由支配的時間,使人們的閑暇時間變短。縮短家務勞動時間的途徑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家務勞動機械化;另一方面是家務勞動社會化。通常來講,家務勞動社會化程度反映著人們消費方式的進步與落後及消費水平的高低。家務勞動社會化的內容十分豐富,而且會越來越多。

  社會公共消費事業發展與否,是消費社會化程度高與低的一項重要內容。所謂社會公共消費服務,是由社會公共消費機構投資,社會有關開發和管理部門舉辦的直接以社會服務的形式滿足人們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消費服務。發展體育產業可以擴展消費領域,啟動消費市場,不僅僅是在有形物質商品的市場,也包括體育無形的勞務消費市場。

  3.追求文化推動體育消費

  體育消費本質上是一種通過物質的和非物質產品組合的精神文化消費,是人類全面發展的需要。它從交換方面講是經濟活動,可拉動社會生產發展。從體育消費者獲取的感受方面講是精神和文化活動,可以滿足多層次、多方面的身心與文化需求。體育消費本身就是文化消費現象,這種消費或消耗過程是身體與精神的享受與發展、積蓄再造和創新。同時,體育又是一種消費文化,包括物質消費文化和精神消費文化,使人獲得享受與滿足。它貫串於消費者物質和文化消費的全過程,包括消費品文化、消費服務文化及嗜好文化等,具有消費哲學的意味。體育活動既含有消費文化成分,又是文化消費的行為。文化品位和體育消費兩者能起到良性互動的效果。

  4.家庭小型化有利體育消費

  現代社會,家庭小型化、個性化出現以後,核心家庭人口下降,就業比例增加而贍養人口比例下降,家庭的年均收入、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增加。其中在消費性支出中,各種類型家庭的交通通訊支出和娛樂文化體育支出都有上升。這是體育作為享受型和發展型消費活動而迅速發展的最基本條件之一。從而,人們具備了對體育消費的選擇能力和消費費用、時問支出條件,觀賞與參與體育活動的興趣和熱情更為高漲。

  5.文化現代化變革在更深層次影響體育消費的發展

  文化是對人們體育消費行為的影響最深遠、最廣泛的因素之一。文化作為一個民族在其長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起來形成的傳統,對處於這種文化之中的人而言,是不可能擺脫超越的,也不可能獨立於這個傳統之外。因為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文化是既定的,人們總是在既定的傳統文化中生活、思考,傳統文化存在於人們的行為、心理、觀念之中,人們無時無刻、有意無意深受這種傳統的影響和熏陶,並潛移默化為人們的思維模式、價值觀念。文化是人類欲求與行為最基本的決定因素。美國經濟學家杜森伯瑞(J·Dusenbery)曾指出:“在人類涉及的各種購買活動中,都可以找到文化的決定性影響。不管是產品的購買,還是產品的製造;不管是提供物質上的舒適還是精神上的享受,都構成了我們的生活文化。”現代社會的變化與發展所帶動的文化變革也無處不在,網路文化、休閑文化、收藏文化等等方興未艾。這種文化至少以兩種基本方式影響居民的體育消費行為:一是間接的,即文化給居民的日常活動以新的文化背景;二是直接的,即變革本身規定著社會中的價值觀念和體育產品興衰與變化。前一種影響較為一般,後一種影響較為明顯。由於文化因素本身的平常而深刻,作為體育消費者個人很難體會到文化對自身體育消費行為的影響。但是我們在考察文化因素的影響和麵臨跨文化的影響時,我們才會覺察到文化因素在居民體育消費行為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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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1.0 1.1 1.2 鐘天朗主編.體育經濟學概論 第二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06.
  2. 2.0 2.1 張玉峰,王躍主編.體育經濟學.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7年0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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