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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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

目录

组织生态学概述

  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是在组织种群生态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借鉴生物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结合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来研究组织个体的发展以及组织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组织生态学已成为了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完整的组织生态学理论体系包括组织个体生态学、组织种群生态学、组织群落生态学和组织生态系统生态学等不同的层次。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组织种群生态学.

  “生态学”(ec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由“oikos”和“logos”两个词根组成,其本意是“研究住所”的学问。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的科学。本世纪初,生态学已成为一门初具理论体系的学科,并且在植物生态学(plant ecology)和动物生态学(animal ecology)两大领域发展迅速。此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被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以帕克(Park,R.E.,1864-1944)和伯吉斯(Burgess,E.W.,1886-1966)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学者们最早将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运用于人类社会问题研究。组织环境是组织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我国的组织生态学研究起步较晚,有关研究大都是从宏观上对组织生态系统、组织与环境关系等问题所作的一般性探讨,而较少有深入的、具体的研究成果;一些专著也带有学科初创时期所不可避免的生态学原理类比与演绎的特征,对有关组织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也有待进一步深化。

  组织生态学研究建立在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基础上。其一,组织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研究组织生态主体与各种环境要素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尤其侧重于考察各种组织生态环境及其构成要素对组织生态系统和组织生态系统中作为生态主体的人的影响。其二,组织生态系统是一个由人、组织(活动)、环境共同构成的复合系统。

  基于以上对组织生态学的概念和基本理论假设的具体考察,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思想观念上得到某些启示,那就是对人、组织、环境之间的关系应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而在目前,确立和强化组织生态意识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优化组织生态系统的内外部环境,提高组织生态系统适应环境的能力,成为组织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面。而在理论层次上抽象出能够基本反映组织生态系统与各种生态环境之间、不同组织生态主体之间复杂关系的范畴,更是今后组织改革与发展应当承担的重要研究任务之一。

组织生态学的研究主线[1]

  组织生态学研究始终遵循5条主线。

  第一条研究主线是利用Lotka-Volterra模型的变量来检验组织种群之间的竞争。Nielsen和Hannan(1977)、Carroll(1981)利用该模型分析了教育组织种群的膨胀和收缩;Britain和 Wholey(1988)研究了半导体制造商亚种群之间的互动关系;Pherson(1983)利用LV模型中的均衡思想,分析了志愿者协会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和竞争问题,Pherson和Lovin(1988)用5个国家的数据验证了这一研究结论。

  第二条研究主线是分析组织年龄的生态学意义。新制度理论早就提出了“新组织不适宜生存”(Liability of newness)的推断(Stinchcombe,1965),但只有组织生态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Carroll和 Delacroix(1982)发现,阿根廷和伊朗的报业组织在19世纪和20世纪都存在新组织不适宜生存的现象。Carroll(1983)在分析零售商店、药品制造商、酒吧等56个种群的数据时也发现了这一现象,Freeman、Carroll和Hannan(1983)探讨了年龄效应的形成与组织规模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规模与组织年龄之间的关联、对报业公司种群、半导体制造商种群和工会组织种群的研究表明,规模的调整不会降低组织年龄对死亡率的影响。

  第三条研究主线是研究环境扰动对组织设立率和死亡率的影响。Carroll和Delacroix(1983)发现,在政治混乱和革命时期, 报业组织的设立率和死亡率上升。对芬兰报纸印刷组织(1771—1963)(Amburgey,1988)、美国报业组织(1880—1915) (Wes,1987)的研究均验证了这一研究结论。在这一点上,组织生态理论和资源机动理论(Resource-mobilization theory)的观点相一致。在政治动乱时期,新的利益集团会设立报纸来宣传其政治观点,扩大其政治影响。因此,此时报纸业的设立率比平均死亡率要高。

  另一种类型的环境扰动是技术变革。很多学者研究了微机业、平板玻璃业、水泥业(Anderson,1988)、电话业(Barnett,1988)、半导体制造业(Freeman和Hannan,1987)等行业技术变革对组织设立率和死亡率的影响。环境扰动的方式还有很多,Hannan和 Freeman(1988)研究了法律变化对劳动力工会地位的影响;Barnett和Carroll(1987)研究了政府规制的改变对电话业的影响;Hannan和Freeman在对劳动力工会组织的设立率和死亡率研究中,估计了移民、工资失业率GNP、商业失败率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的影响,大多数研究分析了环境条件、时间趋势和时期效应、年龄、种群内部或种群之间的竞争行为等多个因素。

  第四条研究主线是探讨通才组织(具有多样化条件下的广适应力)与专才组织(具有有限环境条件下的高成长率)之间生存策略的差异。组织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环境变化通常对组织有利,但组织生态学的研究表明,环境变化并不总是对组织有利。组织形式的适应性取决于环境的稳定性和变化的频率,即“纹路”(Grain)在环境稳定的情况下,变化快的“细纹”(Fine grain)组织和变化慢的“粗纹”组织(Coarse grain)均应采用专才战略,反之,则采取通用战略较为有利(Freeman和Hannan,1987)对半导体产业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 (Hannan和Freeman,1989)。

  第五条研究主线是研究种群内部竞争与种群之间的竞争对组织设立率和死亡率的影响。Hannan和Freeman(1989)以新制度理论和种群动态理论为基础,开发出了密度依赖(Density independent)模型。该模型假定种群密度对组织动态的影响反映了两个对立的过程:合法性(Legitimation)和竞争性。当密度较低时, 新的组织形式缺乏合法性。新组织数量的增长强化了新组织形式的合法性,提高了其制度基础和政治权力,使特定组织形式的知识得以传播,从而增强了其存活的机率,当密度较低时,合法性随着密度的增长而增长。组织设立率与组织种群密度之间存在非单调的倒U型关系:密度的初始提高会提高组织的设立率,但密度的进一步增大会抑制组织设立率、组织死亡率与组织种群密度之间呈现U型关系:密度的初始提高会降低组织的死亡率,但密度的进一步增大会提高组织死亡率。

  在这一研究基础上,研究者将密度依赖模型推广应用到了具体的组织种群。Hannan和Freeman(1989)研究了美国半导体制造业 1945—1980年的退出问题;Barnett和Carroll(1987)研究了爱荷华州电话公司1900—1917年间的设立率和死亡率;Mitchell(1987)研究了医用诊断影像业的进入问题;Tucker等(1988)研究了多伦多1970—1982年间社会志愿服务组织的设立问题;Delacroix等(1989)研究了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业1940—1985年间的退出问题。

组织生态学的主要理论观点[1]

  (一)组织设立理论

  组织生态学将组织设立理解为生态化过程和制度化过程两个基本的方面,并认为这两个过程具有不同的空间效应。

  1.组织设立的生态化过程。生态化过程主要分析组织种群密度、组织生态位与组织设立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组织生态位与组织设立之间的关系是: (1)组织生态位重叠密度(Overlap density)与组织设立率负相关,非重叠密度(Nonoverlap density)与组织设立率正相关。重叠密度是指在特定的资源集合体中,一个组织的生态位与组织种群中其他组织的生态位相互交错的程度。非重叠密度是组织种群中未交替密度的集合。组织生态位重叠密度和非重叠密度直接影响着组织设立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在拥挤的组织生态位内设立组织比在宽松的组织生态位内设立组织具有更小的成功率,因为高的组织生态位重叠密度意味着对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2)组织种群中非重叠强度与组织设立率正相关,非重叠强度指组织种群潜在竞争者成员中组织生态位不重叠的数量与组织生态位重叠数量的比率。组织生态位的非重叠强度低(差异程度低)意味着组织之间使用更多的共同资源,因而竞争程度高,高的非重叠强度(高的组织生态位差异)会降低竞争的潜势,增强合作的可能性,因而有利于促进组织的设立。

  2.组织设立的制度化过程。

  制度化过程强调合法性,社会支持等因素对组织设立成功率的影响。

  (1)关系密度(Relational density)与组织设立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关系密度是指组织种群成员之间正式关系的数量和组织种群环境中关键制度的数量(Baum和 Oliver,1992)。关键制度指种群环境中的政府代理者和社区组织。由于制度关系能够提供社会支持、合法性和资源,使组织进入的条件更具吸引力,因此,在种群成长的初始阶段,随着关系密度的提高,组织的设立率也会提高,但关系密度越高,组织设立者之间为争夺有限的制度性资源的竞争就越激烈,这又会抑制组织设立率。(2)制度行动者的规制对组织设立具有直接的影响,政府是重要的制度选手(Institutional players),它可通过开辟新的组织生态位和修改制度内容等措施来支持新的组织形式。Russo和Michael(1995)应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稳定的电力销售安排来促进私营电力公司的设立,结果表明,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设定进行正式的定义将导致组织设立率的提高;事先详细设定的固定价格合同将导致高的组织设立率;合同标准化将有助于提高组织的设立率,因为这些规制均能降低组织的交易成本,有利于稳定组织之间的交换关系。此外,行业协会的存在能极大地提高组织的设立率,它表明集体行动是增强组织合法性的可行途径,合法性可通过集体游说而得以保护(Aldrich和 Fiol,1994)。

  3.组织设立的空间过程。

  地理空间之间的合法性和竞争性对组织设立。死亡和变化的影响是组织生态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1)空间竞争。空间市场定价理论假定,组织越临近,竞争越激烈(Schmalensee,1978)。公司进入一个地区时,总是力图选择一个距离现有竞争者最远的区位 (Prescott和Visscher,1977)。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的进入,远离现有竞争者的区位选择越来越困难,最终将导致新进入者无利可图。在给定的范围内,公司之间的最大距离与公司数量负相关。在组织密度较高的情况下,特定区域的组织进入率与其邻近地区的组织数量负相关。(2)空间传染。由于网络中个体之间的联系和相同社会角色的存在,创新容易在组织之间传播(Palmer,1993)。组织设立总是伴随着掌握现存组织形式知识的个体与缺乏这些知识的个体之间的接触扩散(Contact transmission)。接触扩散受社会网络的调整,当空间距离增加时,其密度降低(Pherson,1991)。组织设立遵循空间传染模型,即与现存组织的距离越远,空间传染对组织设立的影响越小(Hedstrom,2000)。在组织种群密度较低的条件下,特定区域的组织进入率与其邻近地区的组织数量正相关。(3)空间密度依赖.空间密度依赖模型试图说明,影响组织设立和组织死亡的竞争性过程和合法化过程具有不同的空间意义和空间边界,其中合法性的空间范围比竞争性的空间范围要大,这是因为,合法性建立在现存组织关于建立,运营和交易的信息交换基础之上,不易受运输成本、法律和技术壁垒等因素的限制,而组织之间的竞争性则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运输成本的提高而逐渐削弱,且能通过法律和技术的隔离而得以消除(如贸易壁垒和标准的不兼容)。所以,临近空间互动模型认为,竞争效应主要发生在本地,合法性效应的范围更广(Hannan,1995)。

  (二)组织成长理论

  基于组织生态的经典组织成长理论是吉布莱特定律(Gibrat's law)。Gibrat(1931)认为,一个企业的规模在每个时期预期的增长值与该企业当前的规模成比例,在同一行业中的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在相同的时期内,其成长的概率是相同的,即企业的成长率是独立于其规模的变量。吉布莱特定律的两个基本推论是:(1)企业的成长是个随机过程,即影响企业成长有诸多因素,难以对其进行准确预测;(2)不同规模的企业,其成长率并不因为各自的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吉布莱特定律忽视了组织的出生和死亡,对组织自身因素和行业环境因素也缺乏考虑,为了完善吉布莱特定律,Evans(1987)以 1876至1982年美国制造业为例,研究了企业成长、企业规模、企业生存年龄之间的关系。其基本结论是:(1)企业的生存能力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已存活下来的企业成长率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而下降。(2)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随着其生存年限的增加,其成长率会有所降低,但生存能力却随之提高。Dunne(1988)等对单厂企业(Single-plant firm)和多厂企业(Multi-plant firm)的研究证实,单厂企业的成长率随着其规模扩大和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而对多厂企业,其净成长率与其规模和年龄同步增长。 McCloughan(1995)的研究表明,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年龄的增长,公司组织成长的可变性降低,且组织成长率是自相关的,这意味着如果公司在某年内高速成长,则其在次年高速成长的可能性更大,总的行业进入率和退出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Sutton(1997)对组织成长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公司成长率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在组织种群的动态背景下,组织生态位对组织成长策略的选择具有直接的影响。根据MacArthur(1962)提出的R-K选择理论,组织成长的策略可分为R策略和K策略。其中,R成长策略是一种变态繁殖策略,它指有利于增大内禀增长率(Per capital rate of increase)的选择,表现为具有较高的繁殖能力,通过产生大量变态的后代适应不稳定的环境。当组织的生态环境不稳定时,组织种群通过生产多种局部性质不同的个体占据组织群落空间的不同生态位,以保证组织种群实现动态平衡和增长。K成长策略是一种饱和策略,它指有利于增加竞争能力的选择,表现为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组织种群在稳定环境下的环境容量,以达到更高的饱和密度。当组织生态环境比较稳定时,组织个体通过改善组织内部要素的效率来提高核心竞争力,以保证组织个体能从单项资源中获取足够的成长支持。

  (三)组织死亡理论

  组织生态学将个体组织的死亡视为组织种群的自发调节的结果,当组织数量低于最小能生存种群水平时,现存的组织都将死亡,个体组织的死亡是组织种群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和进化机制

  1.组织自疏(self-thinning)。

  种内竞争的确是影响组织死亡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所有的竞争都导致死亡。Hannan和 Freeman建立的规模性本地化竞争模型认为,种群中大规模的组织会对中等规模的组织产生威胁,但不会威胁小规模的组织;中等规模的组织在与大规模的组织竞争的同时,还容易受到小规模组织的攻击。大规模组织出现的同时,中等规模的组织会衰落,而小规模组织则蓬勃发展。种内组织专业化程度的差异也是影响种内竞争的主要因素,Carroll建立的资源分割模型说明,大型通用性组织市场竞争的集中会提高它们死亡的比率,但会为小型专业性组织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以美国报社为样本的研究发现,随着竞争范围的集中,大型通用性组织的死亡比率提升,而小型专业化组织的死亡比率下降。

  密度效应是制约组织死亡的关键因素,最后产量恒值法则(Law of constant final yield)表明,不管初始组织密度如何,在一定范围内,当条件相同时,特定组织种群的最后产量差不多总是一样的,在密度很低的情况下产量随着组织种群密度的增加而提高,当密度超过一定程度之后,最终产量不再随着组织种群密度而变化,在高密度情况下,个体组织之间对资源的竞争激烈,在有限的资源中,个体的成长率降低,规模变小,这表明在组织种群中存在明显的自疏现象。即如果组织种群密度进一步提高且组织个体继续成长,对资源的竞争不仅影响到个体生长发育的速度,而且影响到个体组织的存活率。企业并购就是企业种群通过个体企业的死亡来提高企业种群存活能力的自疏行为。

  2.ALLEE效应。

  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种群规模适合度,规模低于最低适合度的组织种群不仅不会给个体组织创造宽松的发展空间,最终还会导致该组织种群的灭绝,即ALLEE效应。ALLEE效应表明,在客观上存在一个最小能生存种群水平,单个组织或小组织种群难以应对环境的随机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此外,小组织种群常常面临建群者效应(Founder effects),如果建群者数量很少,或某个大组织种群由于自然因素等原因而数量锐减,即经历了所谓瓶颈效应(Bottleneck effects)的打击,则近亲交配(Inbreeding)的机率将大大上升,加上遗传变异的作用会导致组织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匮乏,最终将关系到该种群的生死存亡。

  3.程序性组织死亡(Programmed organizational death,POD)。

  组织生态学认为,死亡是种群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组织种群来说,组织个体正常的成长和组织数量稳态的维持是依赖于种群内个体组织设立和死亡之间的动态平衡来实现的。因此,从组织种群的水平上看,组织死亡具有某种程度的主动性和意识性,这样的组织死亡可称为程序性组织死亡,当生存条件不利时,一部分组织以不影响其他组织生存的方式而死亡,一方面减少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另一方面,死亡组织自身分解的产物为周围组织进一步提供了部分营养来源,从而为其余个体创造相对“充裕”的生存环境来维持本组织种群的生存,POD的存在使在一定的选择压力下,组织种群的个体数量与生存环境之间可以达到相对的平衡,最具生命力的组织个体能够存活下来,能够形成对应于不同环境的最佳组织数量,从而在自然选择中具有优势,具有更大程度上的适应性,有可能形成较具竞争力的组织种群。

组织生态学的发展方向[1]

  组织生态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初始阶段。

  在这一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进入、组织退出、组织存活率、组织设立和组织死亡率等方面,此时,组织变革未被纳入到组织生态学的研究领域。Carroll(1987)认为,适应性变革 (Adaptive change)很罕见,并受到严格的约束,绝大多数组织变革是组织选择和组织替代(Replacement)过程的结果,而不是组织内部转化和适应的过程。因此,该阶段组织生态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理论,而不是依赖资源依赖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等适应理论。

  第二阶段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组织进化阶段。

  该阶段重点研究社会环境如何影响组织的创建和死亡以及组织形式的变化。在该阶段,组织变革被纳入到组织生态学的研究领域,并提出了组织进化的概念。研究内容开始从选择性转向既定模型,比如从确定风险选择转移到新组织生存不利性模型,从选择的群体依赖转移到密度依赖模型。在第二阶段,适应与选择之间的关系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组织生态学与交易费用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进一步融合。

  第三阶段是起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组织演化动力学阶段。

  该阶段主要研究影响组织种群演化的各种因素、演化经济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制度理论、技术和创新管理理论等都被极大程度地吸纳到组织生态学研究中,如Lovas和Ghohal(2000)以生态学的演化观念观察了组织的战略变动,他们发现组织的人力资源社会资本在战略演化过程中具有自然选择的力量,会引导战略的演化方向;Dobrev(2002)研究了1885—1981年美国汽车工业的演化,探讨了组织生态位与组织演化之间的关系;Agarwal(2002)整合科技管理演化经济学理论来探讨组织年龄、组织规模、种群密度等时间相关变量对组织死亡的影响。

  目前,组织生态学研究呈现出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一是研究新型组织的生态学问题,如网络组织生态学和虚拟组织生态学等;二是将组织生态学原理应用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之中,形成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框架,如组织制度生态学、职业发展生态学和组织战略生态学等。

  (一)网络组织生态学

  介于市场科层组织之间的网络组织的快速成长会带来大量的补充资产协调问题、合法性短缺等问题,会引起中介组织的兴起和死亡,这为组织生态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当前,网络组织生态学需要重点研究以下问题:(1)基于生物链原理的网络组织生成机理研究;(2)网络组织之间特有的“合争关系”(Co-opetition)对组织竞争性和合法性以及组织成长性的影响;(3)网络组织边界的开放性对组织设立、组织适应和组织演化的影响。

  (二)组织制度生态学

  新制度理论已成了组织生态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决定组织设立、成长和死亡的合法性,影响组织结构趋同现象的制度性同形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等概念就直接来自新制度理论。反过来,组织生态学对制度理论的影响也日渐显现,这些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1)利用组织选择理论来研究组织形式的配置对现存制度安排的破坏和对组织——制度共同进化(Co-evolution)的影响;(2)利用生态位重叠理论和共生 (Symbiosis)理论来研究组织之间对制度资源的竞争,以明确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生态学基础;(3)利用种群演化理论来研究制度演进的规律,以建立基于自然选择过程的制度演化研究框架;(4)以家庭选择(Family selection)、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和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为基础,研究进化利他主义(Revolutionary altruism)和本土利他主义(Vernacular altruism)的制度基础;(5)利用生物多样性原理来研究组织制度的分化和组织多样性的形成机理。

  (三)职业发展生态学

  组织生态学研究与职业研究之间的融合日益加强。Abbott(1990)认为,职业内部的竞争和职业之间的差异在职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组织生态学的分析已证明,基于密度依赖的合法性和竞争性会影响职业的优势。当前,职业发展研究对组织生态学理论的借鉴体现在如下方面:(1)利用组织生态位原理来研究雇员职业选择的策略,分析组织生态位重叠、生态位分离、生态位压缩对雇员职业发展的影响;(2)分析雇员密度。组织密度对雇员工资水平和工资结构的影响,建立密度依赖的工资决定模型;(3)利用种群动态原理来研究组织设立,组织成长和组织死亡对雇员迁移率的影响;(4)利用竞争性-合法性范式来研究职业演化和职业衰退;(5)利用种群结构理论来研究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分布和年龄分布的不均衡性。

  (四)组织战略生态学

  组织生态学对企业战略研究也能产生影响。Freeman和Boeker(1984)研究了种群动态的战略含义,并认为基于组织种群的实证研究能提高战略研究的水平。(1984)强调,报纸印刷业、酿酒业、音乐唱片业和书籍出版业等组织应采取专一化战略。Aldrich和 Auster(1986)说明了年龄依赖死亡率和规模依赖死亡率的战略含义,但基于组织生态学的战略观与主流的战略理论存在较大的差异。主流的战略理论强调个体组织对竞争与环境的适应,它要求组织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变革能力。而组织生态学的观点与此相反,它强调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发生在种群和产业层次,而不是在组织个体层次。组织战略生态学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理论,它认为进化动态会对具有结构惰性(Structural inertia)的组织产生有利的影响,结构惰性能提高组织的生存能力,而组织变革会破坏结构惰性,并降低组织绩效

  因此,组织战略生态学对战略的解释与高绩效组织结构惰性相关。当前,组织战略理论对组织生态学理论的借鉴表现在如下方面:(1)借鉴组织生态位定位模型来分析公司战略经营领域的确定,建立基于种群水平的战略选择理论;(2)将组织种群的空间特征。数量特征和遗传特征融入行业环境分析之中,拓展Potter提出的“五种力量”分析框架; (3)将组织种群的年龄结构类型(即稳定型、增长型和衰退型)与组织战略的发展态势设计结合起来,建立基于组织种群寿命周期的组织战略演化框架;(4)将组织生态位宽度模型与组织战略类型设计结合起来,分析通用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设计的种群生态学基础。

国内外研究现状[2]

  (1)国外组织生态学研究的发展

  一个有特定边界的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是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自社会学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环境对组织结构影响”的理论,她尝试运用生态学的概念、模型、理论和方法来对组织进行分析,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组织随时间的发展变化。

  在早期,组织生态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在种群(population)问题上。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借鉴现代生态学的理论成果,组织生态学将研究对象也拓展到包括组织内单元(units)、组织(organizations)、组织种群(populations)、组织群落(communities)和组织生态系统(ecosystem)这样一个递进的层次系列,极大地丰富了组织生态学研究的内容。

  基于任何组织都必须依赖外部环境所提供的资源条件而生存。组织生态学用生态位(niche)的概念具体描述“一个种群和其它所有种群不存在竞争的特定资源空间”。生态位是由“种群可以在其中生存和自行复制的所有资源相互结合而构成的”,因此,可以把生态位理解为支持一个种群的资源集合。由于不同种群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源的需要可能完全相同、部分相同或者完全不同,因此不同种群间往往会出现争夺资源的竞争。那么,种群间竞争和资源的关系就可以用“生态位重叠”(niche overlap)和“生态位宽度”(niche width)来进行描述。前者是指两个(或多个)种群竞争相同资源集合的状态,而后者则是指用于支持一个特定种群的资源集合的幅度,或者说资源用于特定种群的专门化程度。由于不同生态位所具有的资源量是有限的,其承载能力(carrying capacity),即一个特定生态位所能够支持的特定种群的成员数量也就是有限的。

  由于资源的限制,不同种群之间,以及种群内的不同组织之间,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而试图改变对资源的占用状态,进而产生竞争。种群间竞争的结果是,两个种群无法在均衡状态下共同在一个生态位中生存。一个种群总是要排斥另外一个种群与之分享有限的生态位资源,表现为竞争排斥(competitive exclusion)。竞争使种群密度(density),即构成一个种群的组织的数量,发生相应的改变。因为环境所能够提供的资源量有限,种群内的组织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展开资源竞争,并且因所占有的资源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创建率、变化率和消亡率,综合表现出所谓的密度依赖性(density dependence),即在一定时间内,特定种群的规模对组织进入和退出种群的比率有影响。因为,不同的进入和退出比率及其组合,会使种群的规模发生不同方向的变化,或增大,或减小,或保持不变。而同时,不同的种群密度也会反作用于进入和退出过程,使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以此保持种群和资源间的平衡。

  如果种群规模与特定生态位的承载能力之间还存在差异,即存在剩余能力(excess capacity)的话,种群的密度一般会继续发生变化。生态位的承载能力同时依赖于种群对资源的需要和生态位从环境汲取资源的效率。如果一个种群的规模接近了特定生态位的承载能力,即生态位的剩余能力很小,那么组织的创建率就会下降,而消亡率则会相应上升,以此减缓种群的增长。所以,种群密度和承载能力共同决定着种群的增长。

  当组织生存的环境以及竞争条件发生变化时,组织也许不会改变,进而表现出结构惯性(structural inertia),即组织保持现有结构状态不变的特性。结构惯性是组织过去成功运行的结果。但是,绝大多数组织面对竞争和环境变化,会做出相应的选择(selection),即为了保证在变化了环境中得以继续生存,甚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组织往往会选择不同程度的(结构)变革(change)方案,以期保持或提高组织的运行绩效。组织进行选择的基本准则和目的是提高环境适应性(adaptation)和组织生存能力(viability)。由于不同组织自身条件的差异,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会选择不同的方案,从而产生了多样化(diversification)的组织形态,表现出同构(isomorphic)的特性。

  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组织生态学的研究主要采取规范研究、经验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仿真研究和数理分析等方法。这些方法的特点不同,取得的研究结果应用领域和价值也有差异,值得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借鉴。

组织生态学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2]

  我国学者在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中,曾经更为关注交易费用理论、制度理论等,对组织生态学的关注和研究较少,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不系统的起步阶段。从本人掌握的资料看,国内学者所进行的与组织生态学相关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① 对组织生态学的初步介绍

  例如,竹立家等编译的《国外组织理论精选》、席酉民等编著的《经济管理基础》和《管理研究》、李维安等翻译的美国学者Daft的《组织理论与设计精要》、罗珉的“组织理论的新发展——种群生态学理论的贡献”和《管理理论的新发展》等。

  ② 应用组织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思想对有关问题进行的初步分析

  在有关高科技产业生态和科技园区发展问题的研究方面,袁智德等从产业生态基本要素出发,概括了高科技产业的基本特征,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及高新技术园区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启示;林共市从产业生态的基本要素(企业、人、技术及资本),以及产业上中下游层次的完整性、各层次内企业附加价值链的能力、企业密集度、产业技术的完整性和商品化经验等方面,分析了产业生态的健全程度,探讨了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发展;郝刚等人提出了区域产业生态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讨论了其外部影响因素、产业生态的发展动力和区域产业的贡献;刘友金等则基于行为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对企业技术创新集群行为进行了研究。

  在有关生态工业园企业共生问题的研究方面,王兆华和武春友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工业园中企业共生的机理和模式,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止的角度提出了工业园资源循环共生网络的概念,并应用交易费用理

  论对生态工业园中企业的共生行为和机理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丹麦和中国生态工业园的介绍,提出了自主实体和复合实体两种工业共生模式;张运生等对高科技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识别控制进行了研究。

  在有关企业演化与成长问题的研究方面,林瑞基对兼并以及由兼并引发的组织生命问题、企业的市场退出问题等进行了分析;郑如霞采用生物分类的方法,将中小企业的成长与已知的生物现象作类比,依据其外在特征和组织功能的相似性,提出了描述产业特性及其分类的方法,并建立了中小企业追求成长的方向及生长和扩散的黏菌模型;苏敬勤等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对中国产业生态网络的进化、构建和管理也进行了研究;赵旭等对企业生态型供应网络的设计及其支持系统的构建进行了系统研究;赵桂慎则从生态链角度对大型涉农企业的成长机制进行了研究;杨忠直在《企业生态学引论》一书中对企业生态学理论进行了探讨,构造了一系列基本概念,并且对系统生存理论、企业行为、企业生存竞争、企业适应性与进化、商业生态系统商业生态工程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使该书成为国内组织生态学研究领域第一本比较系统的理论成果。

  在有关企业微观管理问题的应用研究方面,颜爱民提出基于生态位的构建研究核心员工与企业动态匹配问题;杜兴强则从公司治理生态的角度,对企业产权会计信息上市公司经营者行为、审计制衡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参考文献

  1. 1.0 1.1 1.2 彭璧玉.组织生态学理论述评
  2. 2.0 2.1 梁磊.组织生态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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