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維希·馮·貝塔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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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維希·馮·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美籍奧地利理論生物學家和哲學家；一般系統論的創始人

　　路德維希·馮·貝塔朗菲，20世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他從生物學領域出發，涉獵醫學、心理學、行為科學、歷史學、哲學等諸多學科，以其淵博的知識、濃厚的人文科學修養，創立了本世紀具有深遠意義的一般系統論，使他的名字永久地與系統理論聯繫在一起。1972年，法國科學家委員會曾提名他為諾貝爾獎候選人，但是在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討論這個提名之前，貝塔朗菲不幸辭世。

　　1901年9月19日生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附近的阿茨格斯多夫，

　　1926年獲維也納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在該校任教。

　　1937年起，先後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加拿大渥太華大學、阿爾貝塔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等處任教。提出了一般系統論的初步框架，

　　1945年在《德國哲學周刊》 18 期上發表《關於一般系統論》的文章，但不久毀於戰火，未被人們註意。

　　1947年在美國講學時再次提出系統論思想。

　　1950年發表《物理學和生物學中的開放系統理論》。

　　1954年，與A.拉波包特等人一起創建一般系統論研究會，出版《行為科學》雜誌和《一般系統年鑒》。貝塔朗菲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建立關於生命組織的機體論，並由此發展成一般系統論。

　　1955年專著《一般系統論》，成為該領域的奠基性著作。60～70年代受到人們重視。1972年發表《一般系統論的歷史和現狀》，把一般系統論擴展到系統科學範疇。

　　1972年6月12日卒於紐約州布法羅。

　　1901年9月19日，正當20世紀拉開序幕之時，貝塔朗菲降生在維也納一個古老而又赫赫有名的家族之中，其家族史可溯源到幾個世紀以前，也許正是他那古老的家族，孕育了他日後對歷史學的濃厚興趣。貝塔朗菲的父親，古斯塔夫·馮·貝塔朗菲(Gustav Von Bertalanffy，1861-1919)是一個傑出的鐵路管理人員，他的母親夏洛特·沃吉爾(Charlotte Vogel)是維也納一個富裕出版商的女兒。由於貝塔朗菲的哥哥姐姐都曾不幸早夭，所以貝塔朗菲受到了母親極其細心的照料，10歲以前，他一直在家裡接受私人教育。

　　少年時期，貝塔朗菲的父母離異，並又各自重新組織了家庭。貝塔朗菲隨母親與繼父愛德華·卡普蘭(Edward Kaplan)一起生活。象他的生父一樣，卡普蘭也是一個傑出的鐵路管理人員。在渡過初始的一段冷漠期之後，貝塔朗菲開始欣賞繼父及其母親生活圈子中的朋友，朋友中有藝術家、學者、科學家等，這使貝塔朗菲從小就受到學術氛圍的熏陶。

　　在大學預料學習階段，貝塔朗菲即涉獵了荷馬、柏拉圖、維吉爾(Virgil)等人的著作，還接觸到拉馬克、達爾文、馬克思、斯賓格勒等人的理論，並且掌握了數學中的微積分。此時他的愛好廣泛，興趣還未定型，這從他還嘗試寫過詩、戲劇和小說中得到證明。在一個小型的家庭圖書館中，他熟悉了顯微鏡，同時開始練習動植物的解剖。貝塔朗菲早期對生物學的興趣，顯然與環境的熏陶有關。母親的朋友、也是他們的鄰居，保羅·卡默勒(Paul Kammerer，1880-1926)先生是一個生物學家，信奉拉馬克主義，他經常與貝塔朗菲一起討論生物學問題，這對貝塔朗菲日後生物學觀點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也許是得益於這種與眾不同的求學生涯，使得貝塔朗菲能自由地涉獵廣闊的知識領域，從而為他以後的博學和跨學科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儘管在大學預科學習時，貝塔朗菲經常缺席，但他最後畢業時仍保持了優異的學習成績。

　　在因斯布魯克(Innsbruck)大學渡過短暫一段時期之後，貝塔朗菲註冊進入維也納大學。在那兒，他強烈地被科學和哲學所吸引，並參加了由科學家和哲學家共同組成的維也納小組的討論會，這個小組的領袖人物就是維也納大學哲學教授、邏輯實證主義學派的創始人石里克。對於貝塔朗菲來說，當他系統地踏進哲學門檻之際，首先受到的正是邏輯實證主義學派的強烈影響。貝塔朗菲一生都敬重仰慕石里克，但這並不妨礙他對石里克所代表的哲學觀點的反駁。邏輯實證主義認為，哲學應當同科學聯姻，與形而上學分離，因此就要拋棄宗教、倫理學等有關人類價值的問題，忠實於嚴格客觀的經驗事實。正是在這一點上，貝塔朗菲反駁道，事實上，每一個科學上的努力都要受到當初決定從事這場努力的出發點的影響，對這一基本偏見存在的否認，就是一種偽善或道德白痴。絕對的科學客觀性是一種神話，而對於人類價值沒有任何興趣的科學家也只能是一種機器人。貝塔朗菲一生的研究事業都與這種基本態度密切相關。

　　在生活的道路上，青年貝塔朗菲很快就領略了愛神的魅力。1924年，貝塔朗菲遇到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姑娘，瑪麗·鮑爾，相遇後短短的接觸，使他們很快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與戀人。瑪麗是一位金髮碧眼、柔嫩美麗的女孩。她是維也納一位商人的女兒，已從大學預科畢業，並通過了大學錄取考試，正在考慮選擇數學或醫學職業。但是正如她多年以後所回憶的，我沒有進入大學，因為我的生涯已與貝塔朗菲融為一體。確實，幾乎從他們第一次相遇起，她就成為他的一部分，他的每項成果無一不留下她的影響的印記。他們於1925年3月結婚，婚後有一男孩，以後成為生理學家。

　　與此同時，貝塔朗菲在學術的道路上奮力跋涉。在石里克教授的指導下，他完成了博士論文，是對一位心理生理學的先驅古斯塔夫·費希納(Gustav Fechner，1801-1887)的研究，這是他對心理生理學流露出濃厚興趣的端倪。1928年，他出版《現代發育理論》一書，這是一本評價當時流行的各種生物學理論思潮的著作，他的有機論生物學觀點在此嶄露頭角。1932年，他發表《理論生物學》第一卷。1933年，《現代發育理論》被翻譯成英文。隨後的一年，維也納大學任命他為無薪教師，這是一種只有榮譽沒有薪水的職稱，後來他在動物系擔任正式教授，為醫學專業的學生講授生物學。在貝塔朗菲以後的教學生涯中，他的聽課對象大多是醫學院學生，這顯然有利於他在生物學與心理學這兩大領域從事研究與著述。

　　1937年，貝塔朗菲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贊助，用一年時間研究美國生物學的發展，以便為維也納的同類研究提供借鑒。作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研究員，貝塔朗菲在芝加哥大學開設一系列講座，利用這一機會，他首次向公眾宣傳他那尚處於醞釀之中的一般系統論原理。1938年春，他們夫婦倆又走訪了美國的許多大學，這是一段美好而又辛酸的時光，因為正是在那時，他們獲悉家鄉已被希特勒吞併。於是，他們決定留在美國，貝塔朗菲向基金會提出申請要求再延長一年。答覆是這項申請需要一封來自申請者原來大學的保證信，以便他回去後可繼續得到一個求職位置。這封信很快得到了，但後來的情況卻是，基金會以貝塔朗菲可毫無困難地得到求職位置，而某些科學家和學者卻處於更糟糕更需要幫助這一境地為理由，拒絕了這一申請。貝塔朗菲欣賞這一道德邏輯，但卻抑制不住深深的失望。於是餘下的時間，他在馬薩諸塞的海洋生物學實驗室，對一種扁蟲的生長性質作研究，並且利用這一機會同其他生物學家一起討論生物學問題。他們中有摩爾根、韋斯等。然後夫婦倆在紐約乘船回歐洲，雖然他們對未來充滿憂慮，但卻沒有料到，他們正在馳向二戰的深淵。

　　一到維也納，貝塔朗菲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在實驗室，他又對生長的性質，包括癌的生長進行了研究。戰爭爆發以後，他還擔任了繁重的教學工作，為醫學院學生開設生物學課程。年輕人為避免進入德國軍隊，紛紛註冊學醫，於是學生人數劇增。戰爭期間，德國對科學家的束縛不是很嚴重，也許因為第三帝國的科學在納粹迫害下已所剩無幾。最為困難的是在戰爭後期，1945年4月，蘇聯軍隊包圍維也納期間，炸彈毀壞了大學的實驗室和辦公室。貝塔朗菲夫婦倆在25年間收集的書籍毀於一旦。此刻，剩下的選擇除了失望就是工作。正是在如此艱難時期，貝塔朗菲開始了《生命問題》的寫作，這是一部系統闡述貝塔朗菲生物學思想的著作，其中還對一般系統論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

　　1948-1949年，貝塔朗菲受萊迪·戴維斯基金會贊助，去加拿大渥太華大學任生物學教授，再次向醫學院學生講生物學，還幫助籌建生物學系，並獲政府贊助研究生長和癌細胞問題。在那兒，他發明瞭一種簡單的癌症診斷方法，並且長期以來對生長性質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在對細菌、昆蟲、嚙齒類、蠕蟲、蛇的生長研究基礎上，他設計了一種數學方程，可用於預言被測試物種的生長速率，還可應用於對植物、動物生長過程的基本研究。貝塔朗菲對人和動物的不同生長曲線特別重視。由於受激素的影響，人類的幼兒期延長，從而性成熟推遲。貝塔朗菲認為正是這一特性，使得人類有更多的時間來學習和創造文化，這就為人類文明的積累和符號世界的創造提供了體質上的條件。

　　1954年，在接受他的加拿大身份以後幾天，貝塔朗菲辭去了加拿大的工作，接受邀請成為加里福尼亞州斯坦福行為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這一決定對於系統運動來說具有深遠影響。因為正是在這個中心，貝塔朗菲與經濟學家K·博爾丁、生物數學家A·拉波波特、生物學家R·吉拉德合作，成立一般系統理論學會。但中心僅維持了一年，貝塔朗菲不得不再次尋找工作。

　　1955年11月，洛杉磯Mt.Sinai醫院心理-生理研究所的精神病學家F.亞歷山大邀請貝塔朗菲到研究所主持生物學研究所。在醫院中，貝塔朗菲研究用幻覺劑和鎮靜劑來治療精神病人，並繼續對生理學和瘧疾作研究。與此同時，他還在南加州的醫學院生理學系任訪問學者，給另一個精神病診斷所作講座。在此期間，他頻頻參加國際間有關心理-生理學方面的學術討論會，會晤心理學家皮亞傑等人。

　　在洛杉磯，貝塔朗菲渡過了一段美好卻是短暫的時光。1958年，醫院的研究經費發生困難，貝塔朗菲被迫再次尋找工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找尋工作時，他總是遇到一個麻煩，就是不能解釋為什麼在二次大戰期間，他卻留在納粹統治下的歐洲。終於他找到了一個工作。精神心理學家卡爾·門寧格(Karl Menninger)意識到貝塔朗菲的系統研究對於精神病學的價值，就邀請他到門寧格基金會作訪問學者。近60歲時，他的朋友、心理學家羅伊斯(T.R.Roycc)邀請貝塔朗菲到阿爾伯特大學，幫助建立理論心理學研究中心，並兼任生物學系的理論生物學教授。在這段時期，1961-1969年，貝塔朗菲發表了《機器人、人和意識》(1967)、《有機心理學和系統理論》(1968)、還有《一般系統理論》，該書被翻譯成德、意、法、西、日等文。鑒於他在心理學領域作出的貢獻，1967年，美國心理學會選舉他為榮譽學會。

　　除此以外，貝塔朗菲還在紐約州立大學的社會科學系任職，併在理論生物學中心工作。在那兒，他講授多種有關係統科學和哲學的課程。他的同事回憶道：貝塔朗菲是一個相當外向和喜好交際的人，他毫不費力就能接近他並不認識的人。儘管他那3小時的討論班定在周五下午4時，這正是周末，但他的聽眾從未少於50人。

　　1971年初，貝塔朗菲因心臟病發作住院，三星期後痊愈出院。1971年9月，貝塔朗菲到了退休年齡，但又有一年的延期。在他70歲生日之際，他的朋友為他舉行了一個生日晚會，參加者有博爾丁、拉波波特、羅傑、拉茲洛等人。

　　1972年6月9日，貝塔朗菲正在工作，中午以前，他的心臟病再次發作，被送進醫院，這一次沒有再痊愈。

　　這位與世紀同歲的睿智的老人，走完了一生顛沛流離的學者生涯，但他的名字已與系統思想同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