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顧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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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顧之爭是指在2004年08月郎咸平發表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而由此引爆的意義深遠一場關於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討論的事件。真正意義上的“郎顧之爭”，只不過是從郎顧之間的個人紛爭髮端，其核心和實質是指那場關於“國企產權改革方向”何去何從的大討論。事關全民福祉的論戰主題，絕對高規格的大討論，使“郎顧之爭”贏得堪與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上關於“真理標準”大討論、“姓資姓社”大討論相媲美的歷史地位。
郎顧之爭事件的簡介[1]
2004年8月6日，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開始質疑TCL、海爾的產權改革。同年8月9日，郎咸平教授在復旦大學發表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郎咸平教授稱他和他的學生經過3個月的研究後發現：顧雛軍利用“七大板斧(安營扎寨、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投桃報李、洗個大澡、相貌迎人、借雞生蛋)”的手法，先後收購了科龍、美菱、亞星客車、ST襄軸等4家公司，自稱投資41億元，但實際只投入3億多元。他稱顧雛軍收購上述四家公司時，均以公司大幅度虧損為由壓低收購價格，而這些公司的大幅度虧損都是由顧雛軍一手造成的。他由此認為：在“國退民進”過程中國有資產出現大量流失；現在進行的產權制度改革不能真正使國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國有資產的一場盛宴。郎咸平教授建議國家應“停止以民營化為導向的產權改革”。
2004年8月17日，顧雛軍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遞交訴訟狀，以個人名義指控郎咸平對其構成了“誹謗罪”，指責其演講是對自己的名譽、品格和人格進行的攻擊。香港法院已經正式受理此案。對此郎咸平表示堅決奉陪到底，以期引起各界對國企產權改革的重視。一位經濟學家與一家上市公司之間的司法訴訟戰由此拉開帷幕。此事件被看作是本輪國有資產改革大討論的髮端。
郎顧之爭的社會反應[1]
由國企產權改革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而引爆的“郎顧之爭”，進一步激起了學術界、媒體、企業界空前規模的論戰，目前爭論仍在繼續，論戰的焦點是國企改革的路徑選擇問題。
郎咸平教授通過分析格林柯爾、海爾和TCL等公司的財務報告後指出管理層收購(MBO)不可行，併進一步從整個政策方向上對國企產權改革提出了質疑。郎咸平教授在對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進行案例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主要觀點：其一，民營企業效率並不比國有企業效率高，“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方向是錯誤的；其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存在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廣大職工的利益，特別是在MBO過程中尤為嚴重，因此
在中國應停止實行MBO。聲援郎咸平教授的力量主要是廣大中小股民、一般群眾和一些被稱作“新左派”的經濟學家。他們主要是抨擊部分地方政府和一些企業家利用MBO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或轉移到私人手裡，帶來更大的不平等。部分“新左派”學者呼籲改變“國退民進”的政策，甚至提出停止國企產權改革的建議。
“挺郎派”的觀點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遭到了政策設計者和“新自由主義者”的討伐。停止國企產權改革的提議與國家現行政策相悖，受到了不少政策設計者和國內經濟學家的反對。他們認為：國企產權改革的確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但應該正視國企效率低下的事實，不能因為國有資產流失就停止產權改革，不能因噎廢食，國資賤賣的問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剋服和正在逐步被剋服；在改革不斷市場化、規範化的今天，叫停國企與國有資產改革是不可能的，實踐表明，改革為國企帶來了新機制，大部分改製後的國企充滿活力，業績明顯好轉；改革國企的效率低下不能靠目前賤賣國有資產的方式，這種改革方式應該停止，而不是國企改革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