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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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義的典當文化是指人們在典當實踐中所創造的一種與典當有關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而狹義的典當文化則是指以典當行為核心，通過從事典當實踐，傳播典當知識，積累典當經驗，豐富典當理論，形成典當群體所聚集起來的一種社會商業文化。

　　典當文化是商業文化和行業文化的結合體。從一個角度說，典當文化是具有行業性的商業文化；從另一個角度說，典當文化是具有商業性的行業文化。典當文化的這種兩棲性，使它區別於一些單一的商業文化和行業文化。

　　(1)作為一種商業文化，典當文化離不開市場

　　這裡的市場主要是典當市場，同時還有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典當市場對於典當文化的影響在於，典當市場為典當文化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必要的環境和空間。沒有典當市場，典當文化就缺乏立身的平臺；沒有典當市場，典當文化就失去成長的動力。典當文化對於典當市場的這種依賴性是顯而易見的。

　　至於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對於典當文化的存在和發展同樣至關重要。一方面，典當是一種融資行為，故典當市場隸屬於金融市場，是金融市場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典當文化與金融市場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另一方面，典當過程中常有絕當行為發生，絕當物品處置便使其進入商品市場，故典當市場作用於商品市場。因此，典當文化與商品市場亦有十分密切的聯繫。

　　(2)作為一種行業文化，典當文化離不開行業

　　這裡的行業是指典當行業。典當行業是公認的人類最古老的行業之一，僅就典當行業悠久的歷史跨越和厚重的歷史積澱來說，典當文化本身便必然打上極其深刻的典當烙印。主要表現為，由於典當行業與其他行業截然不同，典當文化也是一種十分獨特的行業文化。

　　首先，古往今來，人們對典當文化褒貶不一，這表明典當文化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的社會發展時期所產生的影響和所發揮的作用也不相同。例如在封建社會時期，典當文化顯然屬於剝削階級文化，因為典當行業是由剝削階級把持、為剝削階級服務的行業，所以典當文化是一種消極文化、落後文化。然而，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典當行業的剝削性質已經不復存在，故典當文化也必然發生質變，逐漸成為一種積極文化、先進文化。典當文化可依附的典當行業這種極強的社會變遷性，顯然是其他許多行業所不具備的，這就凸顯出典當文化的行業色彩與眾不同。

　　其次，儘管典當行業屬於金融行業，但它本質上又是不折不扣的邊緣行業，即典當行業還同時兼具流通行業性質，屬於一種兩棲行業，這就決定了典當文化的複雜性，使其成為一種腳踏兩個行業的特殊行業文化。進而言之，典當行業的邊緣性，決定了典當文化的邊緣性；典當行業的多元性，決定了典當文化的多元性。

　　文化屬於意識形態範疇，有其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典當文化也不例外。在這裡，我們所說的典當文化的基礎重點是指物質載體，其中主要的是典當組織、典當群體、典當設施及工具。

　　(1)典當組織

　　即典當機構，它是典當文化首要的物質載體，典當文化包括典當行業文化和典當企業文化，都以典當組織為核心展開。

　　如世界各國和地區都有典當行，這些典當行千姿百態，於是孕育出絢麗多彩的典當文化。以典當行的名稱為例，舊中國典當行曾分別稱做“質庫”“抵當庫”“質典庫”“解庫”“典庫”“當鋪”等；現今大陸改稱“典當行”、“典當公司”；臺灣仍稱“當鋪”；而香港、澳門則稱“大押”或“押”。另以典當行的產權性質為例，西方國家普遍劃分成私立當鋪、公立當鋪、公共當全面認識典當鋪等，並有獨資制、合伙制、公司制的區別等。這些都表明，典當文化必須以典當組織為根基，否則便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2)典當群體

　　以典當組織為交易和活動平臺，社會上便出現了和存在著一個頗有生命力的典當群體——一定區域內的典當從業人員和廣大當戶，典當文化正是反映這個群體的價值取向、思想理念、喜怒哀樂等。

　　如世界各國和地區都有典當法規，用於調整典當關係，規範典當行為，並形成自我系統的典當法律文化。與此同時，圍繞典當群體還形成了典當理論文化、典當影視文化、典當小說文化等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典當從業人員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展開正當的市場競爭，還紛紛成立了全國性的或區域性的典當社會團體。如美國全國典當業協會、英國全國典當業協會、日本全國當鋪公會、新加坡當商公會，以及中國的香港九龍押業商會、雲南省典當行業協會等。這就不難發現，典當社團文化必然也是以典當社團的存在和發展為堅實基礎的，這便從一個側面再次證明，典當群體與典當文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3)典當設施及工具

　　典當設施及工具是指典當機構為從事典當交易活動而準備的專業性固定資產，通常包括經營門店、行業標識、廣告招牌、鑒定儀器、業務文書等，而這些無疑都是典當文化的載體。

　　從典當行的店鋪設計來看，中外傳統不同，文化相異。舊中國當鋪一般是鐵門檻、高櫃臺、大屏風，店內置折、捆收當物品的捲當床，另設賬桌和錢桌。目前，香港典當行仍然保留著高櫃臺和木製屏風的典當舊習，但其他設施已趨於現代化。相比之下，外國典當行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很早就向銀行模式靠攏，店內佈局及陳設與銀行不相上下，使人進入廳堂有如來到銀行一樣。如今，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典當行也已經仿照銀行類金融機構進行店鋪設計，從而徹底擯棄了舊式當鋪的落後傳統。

　　另外，在典當行的行業標識方面，自古以來，中國當鋪均採用短招牌，上面方方正正書寫一個“當”字，高懸店門之外醒目處，或將“當”字直接榜書於臨街店牆之上。有些地方因習慣不同，還在當鋪入口處掛上一個門帘，上書“估價公正”“保管安全”等語，以招攬生意。在近代北京，許多當鋪則喜歡設立兩種特殊的典當標識，即在當鋪門1：3每邊各掛一條特製的巨大仿造錢串，然後再高懸一塊“當”字招牌；有的則乾脆以錢串為主幌立市。

　　歐美當鋪傳統的典當標誌，通常是在門外高懸三顆形狀和尺寸相同的金色圓球，少數當鋪也有以三顆銀球或藍球作為行業標識的。據說此舉源於中世紀義大利的佛羅倫薩，因為三顆球原本是當時聲名顯赫、權傾一時的銀行家——梅迪奇家族大衣袖口上的裝飾鈕扣。

　　典當文化是特殊的社會商業文化，其特點集中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1)階段性

　　主要從縱向反映典當文化的時代性和歷史性。

　　人類社會經歷過不同的社會形態，典當文化的歷史傳承和發展便是顯而易見的。封建社會的典當文化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典當文化不同，社會主義的典當文化又與已往的典當文化相異。

　　在中國南北朝時期，典當文化主要以佛教寺院為物質載體，長期以來帶有濃厚的佛教色彩，事實上是宗教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明清兩代，典當文化逐漸與社會商幫集團相結合，佛教色彩蕩然無存，開始成為世俗文化的一部分。

　　在西方國家，典當文化最早與基督教有關，隨處可見教堂文化的影子。及至資本主義興起，典當文化便與資本主義金融文化相聯繫。如美國的典當文化，早期曾經是一些著名財閥手中的專利。如1894年美國建立了一家規模較大的典當行，稱“紐約節儉貸款社”，其股東包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鋼鐵大王摩根、鐵路大王洛布等。該典當行月息一分，當期一年，企業定位為：只收當高值當物，不收當服裝、傢具、工具等低值當物。店鋪設計及廳堂裝修仿造銀行，反映了美國早期金融家的商業文化內涵。

　　(2)多元性

　　主要從橫向反映典當文化的綜合性和廣泛性。

　　典當文化不僅跨越時空久遠，而且在結構上呈現出一種多元性，其內容龐雜，形式多樣，涉及範圍廣，滲透能力強。

　　從中國典當文化的表現形式來看，既有學術理論、文學藝術，又有詩詞歌賦、書法繪畫，以及其他不同的載體。例如，舊中國典當行中的當票字體，都是典當從業人員用毛筆書寫的特殊字體。這種特殊字體稱做“當字”，是中國曆代相傳、約定俗成的一種典當業專用字體。字體大致如行草，夾雜自字土語，有的是半邊字，有的則如速記符號，皆為經世歷久、長期演化而來，據說“當字”總數在1000個左右，但日常用字僅為300～400個。舊時一首《竹枝詞》(中國古代富有民歌色彩的詩)曾形容“當字”日：“如律令敕”天師符，“蟲吃光板”鬼畫圖。寫來“當字”龍蛇舞，照票付貨兩相侔。

　　與典當文化中的書體文化相比，典當行的日常商業口號也很有行業特色。舊時當鋪大門兩側多貼有或雕刻“惠良解難”“裕國便民”“濟世利人”等牌語，或“緩急相通君子道，有無共濟古人風”“用有餘濟不足是以義為利，知民情識物理可緩急相通”等對聯。另如現在的北京頤和園蘇州街(清乾隆時期清漪園買賣街)上有一座“豐和當”(近年恢復的老當鋪模型)，門外上聯為“攘攘熙熙，有無相濟”，下聯為“生生息息，爾我均安”。店內則有一則當年的典當告示：“奉上諭，凡來本號寄當，只限衣物、生活用品、貴重古玩、傢具、金銀首飾、珠寶玉器等物品，不得收當兵器及與兵器有關的物品。”

　　時過境遷，當代典當行的商業口號已發生巨大變化，它使典當文化中的廣告文化更具市場經濟的色彩。如：中國臺北的貴人當鋪，向社會公眾亮出的招牌是“政府立案質借處”，自稱“金融便利商店”；臺灣彰化縣的九九當鋪則稱“正大光明的當鋪，可信的心腹”；又有“手續簡單，有求必應”“低額利息，高額貸款”等等，令廣大當戶備感溫馨，百當不厭。

　　(3)局限性

　　主要反映典當文化的群體狹小性和影響匱乏性。

　　典當業不是一國或地區的支柱性產業，對國民經濟沒有影響力和控制力，作為非主流融資渠道，典當業充其量只是金融業的一種補充。儘管總會有人去典當行，但絕大多數人永遠不會與典當打交道，典當人口少是國際現象。如，美國是世界典當大國，全國3億人，但只有3450萬人是典當服務對象，典當人口比例也不是很高，至少比“金融人口”(指與各類金融機構發生聯繫的人)比例低得多；墨西哥有9000萬人口，典當人口400萬左右，占比為4．4％。另以中國上海為例，1999年典當客戶總計6．63萬人次，占全市常住戶口1326萬左右的0．5％；2001年增加到28萬人次；2003年是36萬人次，2004年最高也僅為38．8萬人次。這些都表明，典當群體的狹小性必然造成典當文化的局限性，因為它遠遠未達到大眾化和普及性。

　　另一方面，典當文化的局限性還表現在它是由典當機構的數量少和業務量小所造成的。2005年8月之前，我國有典當行1340家和分支機構34家，最高年份當金總額為500億元。然而，2003年6月，國家開發銀行天津市分行與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簽訂“天津市土地開發及配套城建項目貸款合同”，就融資500億元，期限15年，成為我國金融史上最大一筆單項貸款合同。同年，北京30家典當行共計發放當金3億元，而僅北京市商業銀行一家就發放貸款942億元，是典當行貸款量的314倍。由此可見，典當文化的影響和傳播必然無法同金融文化相比，即便在歐美國家也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