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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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的典当文化是指人们在典当实践中所创造的一种与典当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典当文化则是指以典当行为核心，通过从事典当实践，传播典当知识，积累典当经验，丰富典当理论，形成典当群体所聚集起来的一种社会商业文化。

　　典当文化是商业文化和行业文化的结合体。从一个角度说，典当文化是具有行业性的商业文化；从另一个角度说，典当文化是具有商业性的行业文化。典当文化的这种两栖性，使它区别于一些单一的商业文化和行业文化。

　　(1)作为一种商业文化，典当文化离不开市场

　　这里的市场主要是典当市场，同时还有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典当市场对于典当文化的影响在于，典当市场为典当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环境和空间。没有典当市场，典当文化就缺乏立身的平台；没有典当市场，典当文化就失去成长的动力。典当文化对于典当市场的这种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对于典当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同样至关重要。一方面，典当是一种融资行为，故典当市场隶属于金融市场，是金融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典当文化与金融市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典当过程中常有绝当行为发生，绝当物品处置便使其进入商品市场，故典当市场作用于商品市场。因此，典当文化与商品市场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2)作为一种行业文化，典当文化离不开行业

　　这里的行业是指典当行业。典当行业是公认的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仅就典当行业悠久的历史跨越和厚重的历史积淀来说，典当文化本身便必然打上极其深刻的典当烙印。主要表现为，由于典当行业与其他行业截然不同，典当文化也是一种十分独特的行业文化。

　　首先，古往今来，人们对典当文化褒贬不一，这表明典当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例如在封建社会时期，典当文化显然属于剥削阶级文化，因为典当行业是由剥削阶级把持、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行业，所以典当文化是一种消极文化、落后文化。然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典当行业的剥削性质已经不复存在，故典当文化也必然发生质变，逐渐成为一种积极文化、先进文化。典当文化可依附的典当行业这种极强的社会变迁性，显然是其他许多行业所不具备的，这就凸显出典当文化的行业色彩与众不同。

　　其次，尽管典当行业属于金融行业，但它本质上又是不折不扣的边缘行业，即典当行业还同时兼具流通行业性质，属于一种两栖行业，这就决定了典当文化的复杂性，使其成为一种脚踏两个行业的特殊行业文化。进而言之，典当行业的边缘性，决定了典当文化的边缘性；典当行业的多元性，决定了典当文化的多元性。

　　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有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典当文化也不例外。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典当文化的基础重点是指物质载体，其中主要的是典当组织、典当群体、典当设施及工具。

　　(1)典当组织

　　即典当机构，它是典当文化首要的物质载体，典当文化包括典当行业文化和典当企业文化，都以典当组织为核心展开。

　　如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有典当行，这些典当行千姿百态，于是孕育出绚丽多彩的典当文化。以典当行的名称为例，旧中国典当行曾分别称做“质库”“抵当库”“质典库”“解库”“典库”“当铺”等；现今大陆改称“典当行”、“典当公司”；台湾仍称“当铺”；而香港、澳门则称“大押”或“押”。另以典当行的产权性质为例，西方国家普遍划分成私立当铺、公立当铺、公共当全面认识典当铺等，并有独资制、合伙制、公司制的区别等。这些都表明，典当文化必须以典当组织为根基，否则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典当群体

　　以典当组织为交易和活动平台，社会上便出现了和存在着一个颇有生命力的典当群体——一定区域内的典当从业人员和广大当户，典当文化正是反映这个群体的价值取向、思想理念、喜怒哀乐等。

　　如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有典当法规，用于调整典当关系，规范典当行为，并形成自我系统的典当法律文化。与此同时，围绕典当群体还形成了典当理论文化、典当影视文化、典当小说文化等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典当从业人员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展开正当的市场竞争，还纷纷成立了全国性的或区域性的典当社会团体。如美国全国典当业协会、英国全国典当业协会、日本全国当铺公会、新加坡当商公会，以及中国的香港九龙押业商会、云南省典当行业协会等。这就不难发现，典当社团文化必然也是以典当社团的存在和发展为坚实基础的，这便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典当群体与典当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3)典当设施及工具

　　典当设施及工具是指典当机构为从事典当交易活动而准备的专业性固定资产，通常包括经营门店、行业标识、广告招牌、鉴定仪器、业务文书等，而这些无疑都是典当文化的载体。

　　从典当行的店铺设计来看，中外传统不同，文化相异。旧中国当铺一般是铁门槛、高柜台、大屏风，店内置折、捆收当物品的卷当床，另设账桌和钱桌。目前，香港典当行仍然保留着高柜台和木制屏风的典当旧习，但其他设施已趋于现代化。相比之下，外国典当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很早就向银行模式靠拢，店内布局及陈设与银行不相上下，使人进入厅堂有如来到银行一样。如今，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典当行也已经仿照银行类金融机构进行店铺设计，从而彻底摈弃了旧式当铺的落后传统。

　　另外，在典当行的行业标识方面，自古以来，中国当铺均采用短招牌，上面方方正正书写一个“当”字，高悬店门之外醒目处，或将“当”字直接榜书于临街店墙之上。有些地方因习惯不同，还在当铺入口处挂上一个门帘，上书“估价公正”“保管安全”等语，以招揽生意。在近代北京，许多当铺则喜欢设立两种特殊的典当标识，即在当铺门1：3每边各挂一条特制的巨大仿造钱串，然后再高悬一块“当”字招牌；有的则干脆以钱串为主幌立市。

　　欧美当铺传统的典当标志，通常是在门外高悬三颗形状和尺寸相同的金色圆球，少数当铺也有以三颗银球或蓝球作为行业标识的。据说此举源于中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因为三颗球原本是当时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银行家——梅迪奇家族大衣袖口上的装饰钮扣。

　　典当文化是特殊的社会商业文化，其特点集中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阶段性

　　主要从纵向反映典当文化的时代性和历史性。

　　人类社会经历过不同的社会形态，典当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发展便是显而易见的。封建社会的典当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当文化不同，社会主义的典当文化又与已往的典当文化相异。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典当文化主要以佛教寺院为物质载体，长期以来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事实上是宗教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明清两代，典当文化逐渐与社会商帮集团相结合，佛教色彩荡然无存，开始成为世俗文化的一部分。

　　在西方国家，典当文化最早与基督教有关，随处可见教堂文化的影子。及至资本主义兴起，典当文化便与资本主义金融文化相联系。如美国的典当文化，早期曾经是一些著名财阀手中的专利。如1894年美国建立了一家规模较大的典当行，称“纽约节俭贷款社”，其股东包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摩根、铁路大王洛布等。该典当行月息一分，当期一年，企业定位为：只收当高值当物，不收当服装、家具、工具等低值当物。店铺设计及厅堂装修仿造银行，反映了美国早期金融家的商业文化内涵。

　　(2)多元性

　　主要从横向反映典当文化的综合性和广泛性。

　　典当文化不仅跨越时空久远，而且在结构上呈现出一种多元性，其内容庞杂，形式多样，涉及范围广，渗透能力强。

　　从中国典当文化的表现形式来看，既有学术理论、文学艺术，又有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以及其他不同的载体。例如，旧中国典当行中的当票字体，都是典当从业人员用毛笔书写的特殊字体。这种特殊字体称做“当字”，是中国历代相传、约定俗成的一种典当业专用字体。字体大致如行草，夹杂自字土语，有的是半边字，有的则如速记符号，皆为经世历久、长期演化而来，据说“当字”总数在1000个左右，但日常用字仅为300～400个。旧时一首《竹枝词》(中国古代富有民歌色彩的诗)曾形容“当字”日：“如律令敕”天师符，“虫吃光板”鬼画图。写来“当字”龙蛇舞，照票付货两相侔。

　　与典当文化中的书体文化相比，典当行的日常商业口号也很有行业特色。旧时当铺大门两侧多贴有或雕刻“惠良解难”“裕国便民”“济世利人”等牌语，或“缓急相通君子道，有无共济古人风”“用有余济不足是以义为利，知民情识物理可缓急相通”等对联。另如现在的北京颐和园苏州街(清乾隆时期清漪园买卖街)上有一座“丰和当”(近年恢复的老当铺模型)，门外上联为“攘攘熙熙，有无相济”，下联为“生生息息，尔我均安”。店内则有一则当年的典当告示：“奉上谕，凡来本号寄当，只限衣物、生活用品、贵重古玩、家具、金银首饰、珠宝玉器等物品，不得收当兵器及与兵器有关的物品。”

　　时过境迁，当代典当行的商业口号已发生巨大变化，它使典当文化中的广告文化更具市场经济的色彩。如：中国台北的贵人当铺，向社会公众亮出的招牌是“政府立案质借处”，自称“金融便利商店”；台湾彰化县的九九当铺则称“正大光明的当铺，可信的心腹”；又有“手续简单，有求必应”“低额利息，高额贷款”等等，令广大当户备感温馨，百当不厌。

　　(3)局限性

　　主要反映典当文化的群体狭小性和影响匮乏性。

　　典当业不是一国或地区的支柱性产业，对国民经济没有影响力和控制力，作为非主流融资渠道，典当业充其量只是金融业的一种补充。尽管总会有人去典当行，但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与典当打交道，典当人口少是国际现象。如，美国是世界典当大国，全国3亿人，但只有3450万人是典当服务对象，典当人口比例也不是很高，至少比“金融人口”(指与各类金融机构发生联系的人)比例低得多；墨西哥有9000万人口，典当人口400万左右，占比为4．4％。另以中国上海为例，1999年典当客户总计6．63万人次，占全市常住户口1326万左右的0．5％；2001年增加到28万人次；2003年是36万人次，2004年最高也仅为38．8万人次。这些都表明，典当群体的狭小性必然造成典当文化的局限性，因为它远远未达到大众化和普及性。

　　另一方面，典当文化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它是由典当机构的数量少和业务量小所造成的。2005年8月之前，我国有典当行1340家和分支机构34家，最高年份当金总额为500亿元。然而，2003年6月，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分行与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签订“天津市土地开发及配套城建项目贷款合同”，就融资500亿元，期限15年，成为我国金融史上最大一笔单项贷款合同。同年，北京30家典当行共计发放当金3亿元，而仅北京市商业银行一家就发放贷款942亿元，是典当行贷款量的314倍。由此可见，典当文化的影响和传播必然无法同金融文化相比，即便在欧美国家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