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平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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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态平衡理论认为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存在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发行新股而偏离了其目标负债率，企业会逐步恢复到最优负债率水平。该理论认为，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是由公司及个人所得税的成本及收益、潜在破产成本的影响及代理成本等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1、公司及个人所得税的影响。

　　Modigliani & Miller(1958,1963)发现：如果下述几个条件是满足的，(1)证券市场是完全有效的；(2)个人可以以无风险利率无限制地借款或储蓄；(3)企业只发行两种证券：无风险的债券及有风险的股票；(4)所有企业的风险水平相同；(5)所有的现金流都是永久性的；(6)公司所得税是政府税收的惟一形式等，即在理想情况下，负债公司的价值，V^L，等于没有负债的公司的价值，V^U，加负债所带来的避税收益的现值。债务避税收益的现值为公司所得税税率T_C，乘负债额B，即：

　　V^L = V^U + T_CB

　　如果公司所得税税率T_C为0，则负债公司的价值与非负债公司的价值相等。但当公司所得税税率为正时，负债公司的价值则随着债务的上升而增加，并且在公司的资产全部由负债融资时达到最大值。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几乎没有公司是靠100%的债务融资，在很少有公司保持零负债。另外公司的负债率似乎维持相当稳定的水平。

　　Miller(1977)将个人所得税引入上述模型。假定只有两种类型的个人所得税：因持股获得收入而引致的所得税税率为T_S，因持有债券获得收入而引致的所得税税率为T_B，Miller证明了，

　　其中V^L为负债公司的价值；V^U为非负债公司的价值；T_C为公司所得税税率；T_S为因持有股票获得收入而引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T_B为因持有债券获得收入而引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B为公司债务。等式右边的第二项双括号内的部分为来自财务杠杆的收益。

　　不难发现，当(1 − T_B) = (1 − T_C)(1 − T_C)时，负债公司与非负债公司的价值是相等的，来自财务杠杆的收益完全消失了。债务融资在公司水平的收益完全被个人水平的相应成本抵消了。同时来自财务杠杆的收益不仅可以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

　　2、潜在破产成本的影响。

　　上述模型假设没有交易成本的存在，但在现实世界里，如果公司被迫或自愿清盘，要支付各种费用：律师费、投资银行及会计师行的咨询费等等。这些费用要从本来应该支付给债券持有人的清盘收入中扣除。因此在公司面临清盘的时候，对股东或债权人来说，公司的价值要小于如果继续经营所能获得的预期现金流的净现值。所以公司的财务杠杆如果高于合适的水平会给公司带来潜在的财务危机成本。据此Kraus & Litzenberger(1973)，Kim(1978)，及Bradley，Jarrel & Kim(1984)等证明最优资本结构是存在的。

　　3、代理成本的影响。

　　资本结构的代理成本理论起源于Jensen & Meckling(1976)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他们把代理成本理论引入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分析框架里。Harris & Raviv(1991)认为代理成本理论在提供一些有意思的预测方面一直是最成功的。Jensen & Meckling提出了两类利益冲突：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最优资本结构则是债务源于代理成本的收益与成本平衡的结果。

　　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代理成本是由于经理不是所经营公司的全资股东引起的。在当今大型上市公司里，经理层持有该公司的股份通常是很少的，比如1984-1991年美国上市公司CEO平均只持有2.7%该公司股份(Berger, Ofek & Yermack,1997)。经理层努力工作所创造的财富并不全归他们所有。因此经理层乐意到度假胜地开会，拥有豪华的办公室，购买公司专用飞机等。他们享受这些奢侈品，但又不必承担相应的所有成本。由此造成的无效率应该与经理层所持公司股票的份额呈负相关。所以如果经理层于公司股票的投资额和公司总资产不变，提高负债率相应增加了经理层持有公司股票的百分比，可能有助于减少公司经理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然而正像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在现代大型上市公司里，经理层持有的份额都很少，提高负债率对经理层持股份额的影响是很小的，不足以调整经理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

　　但是 Jensen(1986)指出，偿还债务利息和本金会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否则经理可用它投资于自己喜欢的项目（在股东看来，此类项目的净现值可能是负数），建立自己的小王国。另外，Grossman & Hart(1982)认为，由于经理投资于管理公司的人力资本(firm- specifichuman capital)相当大，公司破产给经理造成的损失可能是很大的，不仅他们在管理该公司过程中长期积累的很多经验在别的地方没有价值，同时还丧失了控制权收益及个人声望。因此提高负债率可能促使经理更努力地工作，不投资自己喜欢但对股东不利的项目，减少出国旅游和到度假胜地开会的次数等等。由负债带来的股东与经理利益冲突的减少构成了债务融资的好处。

　　沿着Jensen & Meckling的思路， Harris & Raviv(1990)假定，即使立即清盘对投资者有利，经理总还是愿意继续维持公司的营运。债务给了投资者清盘的权力（债务的好处），但是他们要支付为正确决策所需调查、收集信息的成本（债务的成本）。而Stulz(1990)则假设，即使向投资者支付现金红利是应该的，经理总还是愿意把全部现有资金用于投资。偿还债务利息及本金减少了“自由现金”（债务的好处），但是如果耗尽“自由现金”还不足以偿还债务本息的话，企业就可能被迫放弃一些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债务的成本）。企业的最优负债水平就是债务的好处与成本平衡(tradeoff)的结果。

　　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起源于股票的期权性质。假定一家公司只发行一种零利率债券，由公司资产做担保，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具风险的公司资产与标的资产(underlying assets)为该公司资产的看跌期权（put option，亦可译成卖出期权）的回报，与此无风险零利率债券和标的为该公司资产的看涨期权（call option，亦可译成买入期权）的回报是完全一样的。在债权到期日，如果公司资产价值低于债券的面值，股东可以申请破产，让债权人任意处置公司资产。这比继续经营对股东来说要好。如果公司资产大于债券面值，股东可选择执行其持有的看涨期权，支付执行价格 (exercise price)即债券的面值，公司资产价值的余额则为股东所有。因此，当企业负债率很高的时候，股东可以因投资于净现值为负数的高风险项目而获益。股东收益来自于对债权人的剥夺，这样的投资会导致债券价值的下降。但是如果债权人在公司发行债券的时候就能预测到股东未来投资高风险项目的行为，债权人愿意为债券支付的价格将会因此而降低。由债务引致的股东投资高风险项目的成本到头来还是要由股东本人承担。这一效应就是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有时又将高负债公司倾向投资于高风险、净现值为负数的项目这一现象称为“资产替代效应”(asset substitution effect)。

　　很多文章提出了解决由资产替代效应而引起的债务的代理成本问题。比如Diamond(1989)认为公司会出于声誉的考虑而投资于低风险项目。假设有两个项目可供选择：低风险、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和高风险、净现值为负数的项目（假设该项目有两种回报的可能性：成功或失败）。两个项目需要相同的投资额，并都要依赖于债务融资。来自低风险项目的收益足以偿还债务，而高风险项目只有在成功时才能偿还债务。同时假设存在三种类型的企业，一类是只采用低风险项目，一类是只采用高风险项目，还有一类是两种投资项目都可能采用。由于投资者事先不知道企业到底属于哪一类，最初的债券利率将反映债权人对公司所选择项目的可能性。基于公司有权选择投资于哪一项目，短视的公司可能选择投资于高风险项目。但是如果公司可以让债权人相信它只投资于低风险项目，则能以较低的利率获得债务融资。考虑到债权人能得到的信息只是公司的还本付息的历史，Diamond认为通过从不违约而建立只投资于低风险项目的声誉对公司而言是可能的，也是值得的。

　　综上所述，资本结构的静态平衡理论认为，最优资本结构是存在的，它是由企业考虑了公司及个人所得税、潜在破产成本、债务的代理成本与收益等约束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结果。（注：Ross(1977)假定经理可以利用选择公司财务政策这一手段向市场传达信息，将信息不对称问题结合在经理选择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