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带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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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

　　汉语中的“裙带现象”，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裙带”在英文中有一个意思大致相当的词：Crony.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Crony 是指一个集团中的成员，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之间交往密切、互相支持，并为彼此利益不惜采取不诚实的行动。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Crony 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界和媒体中迅速流行起来，它又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朋黨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

　　关于裙带资本主义，保罗.克鲁格曼将它定义为“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这种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

　　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

　　按保罗.萨缪尔森的说法，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也有，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流行的是一种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

　　亚洲式裙带资本主义除了“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的共性之外，还具有以下特性：

　　一、前现代性。以保护人─被保护人、恩主─扈从关系这种前现代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撑。无权势者缺乏獨立人格，依附心态非常严重。

　　二、体制性。如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统治，经济生活中过多的政府干预，法制不健全等等，为亚洲裙带资本主义提供了深厚的体制和政策土壤。这也导致了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如政策性的行业垄断、侵吞、回扣，在企业和基金会兼任职务，利用大型公共工程牟利，非法占有国家土地等等。

　　三、家族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沿着血亲、姻亲、部族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无论是政治领导人的家族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密友们的家族，均能在这种裙带资本主义体制中成为超级富豪家族，家族、密友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贪污金额普遍巨大。

　　四、全社会性。上行下效，各种层次的朋黨关系、密友关系从低到高形成了全社会性的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公务员乃至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特别是精英和权贵阶层的大面积腐败，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根源之一：

　　根深蒂固的前现代政治文化传统

　　卡尔.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社会”时指出，在这种社会类型中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东南亚从殖民者到来之前直至今日（今日的新加坡例外），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即“保护人─被保护人（Patron-client ）”之间的“庇护制”或“信托制”。一个有一定财富和权力的人（即所谓“恩主”），允诺利用其财富和权力去帮助和保护某些人，后者则成为其附从，以忠诚、感恩的态度对恩主提供支持来作为回报。整个国家就是由这样大大小小的金字塔结构所编织成的一个巨型金字塔。

　　在这种严密、稳定而又畸形的结构中，普通民众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性，成为政客的私人拥趸，他们仅服从于这样的大大小小的“恩从关系”，对政治家族、官员的效忠程度远远超过对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效忠，政治立场私人化，政治活动非制度化，现代公民社会难以形成。所以，尽管家族腐败、官员腐败现象严重，只要最低限度的温饱能够解决，下层民众就已经感恩戴德，默认现实。而社会中层以上，由于已经跻身于既得利益者之中，并且需要来自上一层的庇护和恩赏，自然愿意维持现状。

　　印度尼西亚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个案。用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话说，统治印度尼西亚达32年的前总统苏哈托更像是一位君主。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起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家族统治，并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巨额家族财富。他的子女、心腹、密友或垄断行业获取暴利，或在政界、军界掌管要害部门。当时的副总统哈比比即使不是如民间传说中他的私生子，但二人关系也同父子关系差不多。在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都家族化、私人化了。

　　马科斯执政时期的菲律宾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典型个案。马科斯是总统，他的夫人伊梅尔达被宣布为继承总统职位序列的第一人，而伊梅尔达又想把当省长的儿子培养成为总统，总统夫妇两大家族的成员不是显宦，便是富豪，而三军和保安部队中90% 的将军都是总统的同乡伊洛戈省人。马科斯还常常利用手中的专断权力将种种经济特权授予他的密友和支持者，后者最突出的“优点”则是对马科斯非常忠诚，并且极尽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能事。这些密友本身也有大量的扈从，据守着大大小小的地盘，当政治竞选开始时，负责为上一级的恩主提供选票和贿选资金，马科斯则是这个私人政治系统中最大的恩主。

　　这表明尽管引进了自由选举制度（菲律宾在政治框架上是最为“美国化”的东南亚国家），但菲律宾的政治文化仍具有浓厚前现代色彩的私人性和依附性，而现代社会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遭到了藐视。

　　与马科斯相比，同样是不体面地下台的埃斯特拉达（他也曾经是马科斯的密友和小兄弟）有点小巫见大巫。马科斯的裙带资本主义是铁腕式的，埃斯特拉达的裙带资本主义则是江湖式的（靠在一起吃喝玩乐和共同贪污来培养密友之间的“义气”和“信用”），所以当菲律宾的社会中上层（他们拥护具有美国背景的阿罗约夫人）起来反对埃斯特拉达的时候，埃既不敢动用军队逮捕弹劾他的国会议员，也没有机灵地仿效马科斯坐直升机逃跑（这倒符合埃的草莽性格）。埃斯特拉达垮台事件的发生，可以看作是菲律宾社会的一个进步。但在埃下台和入狱后，仍有数量众多的菲律宾穷人表示了对埃的支持并与政府对抗，这说明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对埃的盲目崇拜和政治经济方面的人身依附──不少人是由于拿了埃的密友们的津贴而参与支持埃的示威行动，他们从来不效忠于国家，而只效忠于私人。

　　没有独立的现代公民意识、公民个人和公民社会，自然会有腐败借前现代的关系网络横行、泛滥。

　　根源之二：

　　威权主义体制下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度

　　二战后东亚普遍流行以发展为导向的“威权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ism Regime），一些相近的说法包括“有领导的民主”、“有选择的独裁”、“开明专制”、“贤王政治”等等。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威权领袖”还创造出一套“亚洲价值观”学说，为这一体制提供理论上的辩护。

　　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对社会事务实行较多控制，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作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有自由投票体制但不鼓励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多元化。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其成立过程的合法性有所不同，威权主义体制的合法性主要来自政治领袖的个人威望和政府的施政绩效。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压减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以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补偿。为了求得经济高速增长和把蛋糕做大，威权政府的第一个直觉就是强化宏观经济调控和积极干预市场。

　　随着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市场中的政策因素和权力因素加重，从而引发了众多的行贿动机。从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这又鼓励官员们和行政部门扩大对市场的干预以获得更多、更持久的利益，此即所谓“造租运动”——把更多的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制造出来。于是，各种配额、优惠、补贴、减免税、政策性贷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种收费、证照等纷纷介入市场，于是体制性的腐败大面积发生，官员和企业家互为密友，互为依靠，贪赃枉法，官员违反职业操守庇护企业家密友，企业家则纷纷积极“认养”官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马来西亚，新兴的马来统治集团为了达到其“重组社会”（即提高占全国人口多数的马来人的经济实力、经商能力和收入水平，改变华人经济一支独秀的局面）的目标，积极干预市场，这就使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难解难分，出现了执政党巫统大办公司，政府大搞巨型工程和政府加强对市场的“指导”等现象，其中主要的受益者是新兴的马来政治精英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华族商人、马来商人乃至西方商人。这就是为舆论所诟病的“朋党体制”。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家翁诗杰批评说：马来人政治已从最初的“甘榜（乡村）政治”转型到新的阶段──“商业化政治”。据报道，马哈蒂尔这位“威权领袖”对“下属们的贪污行为”感到震怒，下令对“金钱政治”开战。巫统已要求关闭该党名下的1.6 万家公司，它们都涉嫌利用巫统的权力进行不公平竞争。马哈蒂尔多次含泪呼吁巫统党员干部们“抛弃搞金钱政治的人”。

　　安瓦尔派系的一员大将、巫统青年团总团长查希在与马哈蒂尔对抗失败后，他的经济问题随之被揭露出来。据调查，查希在95家公司担任董事及在24 家公司共持有数千万马元的股权。一个年轻人怎能担任近百家公司的董事？这只能是与他的政治地位有关。查希本来和他的许多上下级同僚一样，是不会有事的，然而他在政治上上错了船，于是人们才“猛然”发觉查希原来收取了大量的权力租金。

　　菲律宾媒体在埃斯特拉达垮台后也揭发说，政府卷入从合法赌博到股票交易等许多商业活动。因此，总统的密友和密友的密友们均能从政府合同中得到好处，或使政府的有关政策条款对自己有利。在印尼苏哈托执政时期，不仅政府积极介入市场，连军队也大办公司（这样的公司在市场上自然谁都让三分）。印尼军队自独立后长期拥有“双重职能”（保土安民、平衡政治），实际上他们还拥有“积极参与经济建设”的“第三职能”。

　　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大量“特殊公司”进入市场，不仅加重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且也妨碍了企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生长，从而最终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根源之三：

　　自由的选举制度与薄弱的法治基础

　　亚洲威权主义体制毕竟与极权统治有所不同，它并不排斥公开的多党竞争、议席竞争，甚至执政党内也有竞争，譬如马来西亚巫统党内除党主席职位长期不受挑战之外，其它职位都可以是差额竞选。

　　从经验上看，亚洲国家一轮轮金钱政治高潮与定期的自由投票选举有密切的关联。法治基础薄弱和失序的自由选举体制构成了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制度根源。李光耀在他新出版的回忆录中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一个国家从极权走向民主，应该会越来越清廉；但事实上刚好相反，越民主，贪污越严重。为什么？李光耀解释说，民主政治是选举的政治，而选举都是要花钱的。

　　美国的种种选举也是要花钱的，而且其金额堪称世界第一，但由于对政治家的经济状况有着严格的监督，对竞选资金的获得和运作有严格的法规管制，并没有因选举而酿出惊人的或大面积的腐败。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套用竞选模式，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等，但由于国民整体的法治意识和国家整体的法治基础薄弱，引发了“恶的自由选举”（套用钱颖一先生的定义）。

　　在菲律宾这样的“民主橱窗”，选民以历史最高票数把埃斯特拉选为总统，除了选民们被埃的“罗宾汉”银幕形象所迷惑的因素，埃在全国各地的密友、哥们、职业支持者大洒金银，用金钱造势，同样是“功不可没”。

　　在泰国，某个政客竞选内阁总理职位，一般需要用商界密友们提供的政治献金向三类人行贿：一、对立政治阵营中的人；二、一般选民；三、国会议员。政客为了赢得选战需要巨额资金，这就导致他们利用权力索贿或贪污，或者与商界密友签订信用合同（当然不用写在纸面上）：商界密友先垫付竞选资金，政客则保证当选后把有利可图的工程等各种经济特权回馈商界密友。

　　为了自身利益和报答商界密友，政府官员还可以无视经济规律，无视管理漏洞，制造经济泡沫。对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裙带资本主义”体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不是全部责任）。

　　市场不透明、失序，法治基础薄弱、落后的政治文化流行，威权主义体制内某些积极因素在某个时期曾经创造出的经济增长奇迹，又被同样来自它自身内部的消极因素所吞噬和破坏，继而发生政治地震，乃至全社会地震，这就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大同小异的“成长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