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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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思维(groupthink)

　　群体思维是群体决策中的一种现象，是群体决策研究文献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是指这样一些情况，群体对于从众的压力使群体对不寻常的、少数人的或不受欢迎的观点得不出客观的评价。群体思维是伤害许多群体的一种疾病，它会严重损害群体绩效。也就是说：在群体就某一问题或事宜的提议发表意见时，有时会长时间处于集体沉默状态，没有人发表见解，而后人们又会一致通过。通常是组织内那些拥有权威，说话自信，喜欢发表意见的主要成员的想法更容易被接受，但其实大多数人并不赞成这一提议。之所以会这样，因为群体成员感受到群体规范要求共识的压力，不愿表达不同见解。这时个体的观思辨及道德判断力都会受到影响而下降。这种情形下做出的群体决策往往都是不合理的失败的决策。当一个组织过分注重整体性，而不能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来评价其决策及假设，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最初的群体思维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艾尔芬•詹尼斯（Janis）于1972年提出并于1977年和1982年进一步扩展的。他在1972年通过对一些执行问题解决任务的小群体行为的观察，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并将这些假设综合后称之为群体思维。随后，Janis运用群体思维概念解释了一些美国历史上失败的高层政治和军事决策事件，例如60年代的越南战争，尼克松的水门事件等。

　　预防或减少群体思维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在群体决策时指定一位成员专门对其他人的论点提出质疑，对其他人的逻辑提出挑战，并提供一系列建设性批评意见。这种方法保证了群体决策时保持理性的、清晰的思路。另外一些用以防止群体思维的措施包括轮流引入新成员，邀请局外人参与，在最终决定前作一暂停，给成员的最后一个机会来确定并说出自己的保留意见等。

　　群体思维现象有多种症状表现：

　　1．群体成员把他们所作出假设的任何反对意见合理化。不管事实与他们的基本假设的冲突多么强烈，成员的行为都是继续强化这种假设。

　　2．对于那些时不时怀疑群体共同观点的人，或怀疑大家信奉的论据的人，群体成员对他们施加直接压力。

　　3．那些持有怀疑或不同看法的人，往往通过保持沉默，甚至降低自己看法的重要性，来尽力避免与群体观点不一致。

　　4．好像存在一种无疑议错觉，如果某个人保持沉默，大家往往认为他表示赞成。换句话说，缺席者就被看作是赞成者。

　　对历史上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研究表明，在不成功的政府决策中，这些症状处处可见，比如，1941年毫无准备的珍珠港事件，美国入侵北朝鲜事件，猪罗湾入侵事件和越南战争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在成功政策的群体决策过程中，看不到群体思维的这4个特征，比如古巴导弹危机和马歇尔计划的形成。

　　首先，群体领导人应该努力做到公正，并培养一种公开咨询和讨论的气氛，使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其次，群体成员应该像支持群体计划一样，鼓励人们提出问题或批评意见，尤其对不同意见要给以足够的关注，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估计到;第三，应请 “局外的专家们”对群体成员提出挑战，对最后的决定方案进行评价或提出看法，以期给群体带来新的思路。

　　最后，在达到一个共同的意见之后，群体领导人应该安排一个“第二次机会”的会议，使得群体成员能够将萦绕在心头的困惑和保留意见表达出来。只有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多次反复讨论，最后形成的方案才是真正的集体决策。

　　群体思维现象似乎与阿希的比较线段实验的结论完全一致。如果个人的观点与处于控制地位的大部分群体成员的观点不一致，在群体压力下，他就可能屈从、退缩或修正自己的真实感情或信念。

　　作为群体的一员，我们会发现，与群体保持一致，即成为群体中积极的一分子，比成为干扰力量对我们更有利，即使这种干扰对于改善群体决策效果是必须的。

　　所有的群体都容易受群体思维之害吗?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研究者们的注意力放在3个中介变量上：群体凝聚力、群体领导者的行为、与外部人员的隔离。但研究结果不一致。就这一点来说，所能作出的最有效的结论是：

　　(1)凝聚力强的群体内部讨论较多，能够带来更多信息，但这种群体是否不鼓励群体成员提出反对意见，尚难确定；

　　(2)如果群体领导公正无私，鼓励群体成员提出自己的意见，群体成员会提出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进行更多的讨论；

　　(3)群体领导在讨论初期，应该避免表现出对某种方案的偏爱，因为这样做会限制群体成员对这个问题提出批评性意见．使群体很可能把这种方案作为最终的选择方案；

　　(4) 群体与外界的隔离会使内部可选择和可评价的不同的方案减少。

　　在群体思维模型中，对群体思维的发生起着关键作用的一类变量被称为前提条件。文化变量的引入，对这些前提条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影响。受文化因素影响比较大的有群体凝集力、群体的领导方式和群体受到外部威胁时感受到的压力。

　　现有的群体思维理论研究将群体凝聚力定义为两个方面的组合，即人际间的相互吸引和群体的声誉和威望对群体成员的吸引，并认为当群体凝聚力和其他的前提条件变量相互作用时，凝聚力越强，则群体思维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这个结论是在北美文化背景下得出的。

　　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个人主义的国家，这种个体本位的价值观念促使人们追求一种人人不同、个个相异、互不干涉的状态。即使是在群体中，这种自我意识也非常强烈。尽管成员可能因为共同的任务而结成群体，但如果群体身份束缚了成员的个性，或者影响到了成员自身的利益时，他们很有可能终止这种群体身份，或者降低对群体的责任感而维护自己的相对独立。这一点，从美国的组织中高的人员流动性可以看出。同时，在群体中个体意识强烈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成员很少服从别人的意见，成员之间相互的信任度不高。因而可以推断，在美国群体中，由人际吸引和群体身份对成员的吸引所引发的群体凝聚力相对较低。而日本人和美国人则正好相反，高的集体主义精神使得日本人在组织中结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团队来共同解决问题、承担责任，个人可以因为团队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得失。这种高的集体主义带来的是以人际间的相互吸引和对群体的绝对忠诚为特征的高群体凝聚力。而中国的群体则很特别，成员间虽然信任度很低，但是却很容易服从别人的意见，同时相互间缺乏竞争性，参与决策的愿望不高，而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又会使群体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和谐。所以，中国群体的凝聚力应该是介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一种状态。

　　此外，美国人对权力极差的接受程度又较低，不喜欢群体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状况。这种对权威的相对漠视使得他们在决策时，追求一种公平的表达机会，有比较强烈的决策参与愿望，成员之间事实上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这种状况一方面会增加决策中的观点冲突现象，另一方面会降低群体成员间的和谐度。

　　在群体凝聚力（基于人际吸引和群体身份吸引）方面，以高个人主义、低权力极差接受度为特征的美国文化所影响下的群体，和集体主义、高权力极差接受程度的日本文化背景下的群体相比要低，而中国则介于两者之间。

　　从概念上讲，领导者的行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行为主体（领导者），行为客体（下属），行为背景（组织）与行为内容（领导行为）。文化对领导行为的一般影响并不直接表现，而是经常反映在组织行为及管理实践中。文化直接影响着领导者、员工和管理职能，并通过它们间接影响组织。以中、日、美三国的比较为例。

　　美国的领导是一种相对比较“独裁”的风格。领导者作为群体的首脑，常常采用一种直接的、强有力的、坚定的和明确的方式来进行面对面的、自上而下的领导与沟通方式。由于个人主义的影响，在群体中经常会由于观念的差别而出现面对面的对抗，致使个体主义成为合作的障碍。而日本的领导相对于美国来说，是一种更加平等的、家长式的、避免对抗的风格。这种情形下的领导，会在群体中造成一种相对和谐、公平的氛围。但有时会因为过分强调和谐而产生一些含糊不清、责任不明。中国的领导风格与日本的比较相近，但是领导在群体中权威又相对较高，领导方式也更直接一些。

　　对组织中的领导方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力极差的接受程度”。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其组织中的群体领导方式建立在个人利益与控制基础之上，领导为了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常常会借助于一些直接和强有力的方式来控制局势、掌握主动。同时，低的权力极差接受程度和个体之间相对的观念独立，又会造成成员在这种领导方式下更加激烈的面对面冲突和对抗。

　　在领导风格方面，以高个人主义和低权力极差接受度为特征的美国群体更容易出现喜欢控制、命令和引导的领导风格。日本群体中的领导则是相对温和、暧昧和更加公平的风格。中国的群体领导风格则是二者的一个近似折衷，虽然强调和谐和情感关系，但是还是倾向于直接的和命令式的方式。

　　当群体面对外部的威胁时，不确定性规避的程度将反映对这种威胁所带来的压力的承受度。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群体，面对外部威胁时感受的压力大，因而由此带来的情绪紧张和焦虑也会相应地增大。相反，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的群体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感受到的压力要相对小一些。

　　美国文化中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即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美国人更愿意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迎接而不是回避。相反，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中对不确定性规避程度相对较高，在遇到外部威胁时，更愿意以一种稳妥的、安全的方式来解决，如果能够回避，则会尽量地回避。

　　因此，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所感受到的压力方面，美国群体较小，而日本和中国群体则相对较大。

　　由于这三个群体思维的前提条件对群体思维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群体思维的发生倾向是不同的。总体来讲，美国的决策群体是低凝聚力的、具有命令式领导的，并在外部威胁下感受到较低的压力。日本的决策群体则是高凝聚力的、具有公平式领导风格的，并在外部威胁下感受到很高的压力。中国的决策群体是中等凝聚力的，具有命令式和注重情感关系相结合的领导方式，并在外部威胁下感受到较高的压力。

　　如果单以凝聚力为据来判断这三种文化下的群体思维倾向的话，则日本的倾向最高，美国最低。不过，现有的群体思维研究表明，群体凝聚力仅仅是引发群体思维的一个必要条件，它还需要和其他的前提条件相互作用才能够引起群体思维。如果再考虑其他的两个条件（即领导方式和外部压力），则很难分出不同文化下的群体思维倾向的高低，因为尽管美国的决策群体凝聚力较低，面对外部威胁时的压力也较小，但是其领导方式又比较容易引起群体思维。日本的决策群体虽然凝聚力很高，面对外部威胁时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其领导方式却又可以防止群体思维的发生。中国的决策群体虽然在外部威胁下的压力较大，但是其凝聚力和领导方式又相对处在中间的位置。可以肯定的是群体思维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可能发生，但是发生的倾向大小尚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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