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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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知识生产是科学主体运用科学工具对科学客体进行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

　　一、“求知”是科学知识得以产生的源泉

　　求知是因好奇和兴趣而产生的一种对事物和事件的本质规律进行探究的欲望。“古今以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各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科学史学家萨顿也认为“好奇心(人类最深刻的品性之一，的确远比人类本身还要古老)在过去如同在今天一样也许是科学知识的主要动力。需要称之为是技术(发明)之母，而好奇心是科学之母”。

　　一方面，“求知”是科学知识生产主体得以产生的前提。科学知识生产主体指的是承担、参与生产知识这一活动的人，即科学家。最早的科学家是由什么样的人来充当的?亚里士多德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精辟的回答：他们是好奇、有闲、自由的人。好奇激发出求知欲望，有闲与自由意味着他们不为其他目的所左右，这是“求知”的根本保证。对此贝尔纳也指出：“在早期，科学大都是有财有闲或那些较旧职业里的小康分子的兼顾或余闲的事业。”不为衣食所忧的“小康分子”从事科学这一“余闲事业”的唯一动机就是“求知”。另一方面，“求知”是科学知识得以产生的前提。“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学术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样一种不具任何实用目的的人类求知本能，是智慧的最高追求，也是科学知识在最早时期得以产生的根本动力因。

　　近代科学知识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在这之前人们的精神状态是把希望寄托在天国来世，不想在现世有多大追求。一切都是盲从，很少进行思索；不需进行发现，不需进行努力，圣经和先哲已为世人准备好了万古不变的真理。这种麻木的、不求奋进的精神状态是无法进行科学探索的，文艺复兴运动就为这种不思进取的精神造就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冲击力量。可以说文艺复兴运动是“人们的思想从古代的停泊处解开缆绳，在广阔的探索求知的海洋上启航前进”的出发点，恢复了理想、自由的真精神，使得人们开始对自然充满好奇和热情，并以一种开阔的胸怀来认识、探索自然。正是这种求知欲望终于使人们完成了从中世纪的盲从转向科学知识的生产状态。罗斯扎克甚至认为：“自由地探究真知毕竟是最高的价值，是精神的紧迫需要，其程度就像身体对食物的紧迫需要一样”。在17世纪之前，对科学知识的这样一种近乎单一的求知本能推动着科学知识极其缓慢且无规则的发展。

　　近代以后，科学知识得以迅速积累，推动其发展的根本原因，也不再仅仅是求知，尽管求知在科学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唯有“求知”动力因的推动，不可能使科学知识的生产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也不会使科学知识得到广泛的社会承认，更也不会使科学研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17世纪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还有另外两个动力因的作用，即“实用”和“权力”。

　　二、“实用”为科学知识的迅速增长提供了动力

　　“科学的首要目标是发现事物和事件的本质规律，从而我们能够理解并解释它们。这种关于事物和事件的知识总是带来高度的实利，以新的利益丰富人类生活，帮助聪慧的人们在他们生活于这个伟大世界的短暂一生中确定自己的方针。当科学知识在不经意之中带来的实利被聪慧的人类认识以后，世界上具有“特殊能动性”的生物——人就会想方设法通过知识的生产来满足其预期的实用目的。“实用”指的是实际应用。对于科学知识来说，技术恐怕是对“实用”这一抽象词汇最恰当不过的具体落实。尽管“农业、建筑、矿业、玻璃与陶瓷制造以及纺织工业等重要技术在18世纪末以前，从科学得到的帮助微乎其微，如果说有的话。但在“18世纪里，科学和技术的友好关系更加密切了。一方面，科学家对实际问题的兴趣更浓厚；另一方面，实际工匠或技师对自己工作的科学方面表现出新的兴趣”。

　　18世纪初期，科学知识的增长在经过17世纪大爆发的那股原始冲动后进入了一个低谷，但此时技术的变革并未停止。一方面表现为技术在农业实践方面的迅速改进，另一方面表现为新兴的重工业和制铁制钢技术的全面更新。虽然这一时间的技术变革中运用的大部分是17世纪生产的科学知识，但这种技术变革更加突显了科学知识的“实用”功能，从而使得科学家的眼光开始关注实际问题，工匠和技师也开始把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转移到对科学知识的挖掘和生产。这种转化导致了科学家与工匠技师日益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如18世纪中叶出现的“月社”，其成员就有工人出身的发明家瓦特(Watt J)，有进步的科学家普利斯特利(Priestley J)和伊·达尔文(Darwin Y)，有工匠出身的机械工程师，也有激进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甚至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亚当·斯密)和休谟都和“月社”来往密切。表1是历史上五个科学大国在其科学中心时期的学科权模。学科权模P值可以表示某学科对世界科学贡献的大小，这一数值也反映了某学科知识占世纪科学知识的比重，同时通过表1的数据还可反映不同时期某学科知识的增长状况。

　　由表1可以看出，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学科知识的增长比较显著，而天文、地学等知识的增长却相对来说比较缓慢。这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数学、物理、化学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生产生活中的技术及对自然认识的需求导致科学家把知识的产量集中于这三门学科；天文、地学则与当时的生产生活相关性不大，从而出现这两门学科的知识积累增长缓慢的情况。还应值得注意的是，化学这一学科由17世纪学科权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在经由17世纪到19世纪初期学科权重仅次于数学这一有着较为漫长发展传统的学科，位居第二。如果不能完全把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的增长归功于“实用”动力驱使下导致的结果的话，那么化学的异军突起则只有通过这一时期科学知识发展动力的转化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一种分布很广的非科学的而基本是技术性质的采矿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是构成任何有效化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如1774年，氯的发现就来自舍勒对玻璃着色的矿物锰所作的研究。此外，伴随18世纪纺织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化学方面的技术问题，如棉织品加工所需要的漂白、染色、印染等化学技术问题，这些技术问题迫使人们研究、掌握化学知识。柏托雷在1784年发现氯在漂白上的用途，而麦格勒革(Me Gregor)受其婿瓦特的启发，首先把氯大量用于正在增产棉布工业；洛巴克则于1746年制造出硫酸，用来代替漂白用的脱脂牛乳酸，他还用盐代替贵重的海藻和海草来制造碱。1780年，英国出版的一本染织业历史书中写道：学者们“不再回避肮脏和臭气冲天的作坊，也不再为工人的头脑简单而鄙视他，今天...却是去访问他的作坊，与工人讨论如何改进和采用何种方法改进他的工作。”

　　“正是在这个时期，制造家、科学家和新兴的职业工程师，在工作上和社会生活上都混合在一起，水乳交融，远过于后来的19世纪。他们互通婚姻，慷慨酬酢，不断交谈，进行实验，并联合拟定新计划”。这些不同身份成员之间的彼此配合、共同实验，在成千上万手工业工人创造发明的基础上，兴起了轰轰烈烈的英国工业革命。图

　　三、“权力”导致科学知识生产动力的多元化

　　“权力”一词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是指政治统治或政权权势、权柄等，其二是指人类或个人、团体、国家所具有的力量、能力、实力等。在此主要是指国家通过种种方式来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的力量，即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向来有两种作用，一是作为统治力量发挥政治作用，二是作为物质生产的促进力量发挥经济作用。在工业化时代，这种经济作用更为突出。工业革命使英国国家权力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科学知识、经济发展、国家权力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18世纪前，这三者的直接联系并不密切，尤其是科学知识与后两者的联系更少。工业革命不仅使‘知识’和‘经济’结合起来，也使‘知识’与‘权力’走向结合。

　　工业革命使纺织部门实现了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大生产过渡，推动了社会各个产业部门都实现动力机器生产的革命化，促进了许多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工业革命的完成使英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国民收入增长了7倍；从1770年到1840年间，工厂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O倍，成为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国家。一方面，工业革命突显了科学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对科学知识的生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从而促使国家权力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加以重视。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也经历了一个“经验型”——“实验型”——专业化、职业化并进而体制化的转变过程，科学知识生产活动的规模日益增大、门类增多、花费更趋浩大，远非私人资助和个人能力所能独立支撑，势必要求国家更多地介入科学知识的生产活动，发挥资助、组织和保护等重要作用。对此，早在1870年英国成立的“科学教育和科学进步皇家委员会”(达文夏委员会)经6年的调查之后得出结论：“科学研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政府资助。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这一任务的大部分一直是由个人志愿承担的??但是，政府必须承担起个人不愿或不能圆满完成的大部分国家责任。

　　二战期间，关键性科学知识的突破是作战国军事实力质的飞跃，原子弹工程、微波雷达、声纳反潜技术、图林计算机破译密码、军事设备所需的各种性能材料和功能材料??无不需要科学知识的突破和参与。隆隆的炮声、生命的代价以及国家尊严的得失使科学知识无比的威力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深刻认识到，一度以为是通向真理的天梯的科学，其实不但在经济中而且还可以在战争中大显身手，科学知识由此也变成了无所不能的显赫的可以实现各种社会利益的工具。科学知识的生产也随之升级为每个国家不可轻视的重大事业。在曼哈顿工程中，资金投入数百亿美元，人力投入十几万人次，足以体现出科学知识不可遏止的、日益高涨的地位和身价。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竞争、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科学知识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的今天以其更加丰富的自身魅力借助国家权力的直接干涉，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集团凭借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资助、组织、推动科学知识的生产，科学知识完全置身于一种多元化的生产动力之中。“权力”的推动在科学知识生产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美国克林顿政府1994年发布的科学政策报告《科学与国家利益》中强调：“科学——既是无尽的前沿也是无尽的资源——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2O世纪后，科学与“权力”进行了全方位的结合。

　　科学知识的生产动力经历了求知——实用——权力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划分是以不同时期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发生主要推动作用而言的。了解三个因素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推动科学知识发展的根本特点，有助于懂得科学知识生产动力因的实质及意义。

　　首先，科学知识在早期的“求知”动力因，奠基了一种为科学而科学地探求外部世界的科学的理性精神，即相信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对象世界，这个世界有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并能够通过人类的求知而被人所认识。这是科学精神的根本要义，它要求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坚持客观性，避免主观偏见；坚持独立思考，避免迷信盲从；坚持用物质世界自身解释物质世界，反对任何超自然的存在。

　　其次，科学知识在17世纪之后突显的“实用”动力因，促成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普遍社会信念的形成。科学知识的生产开始关注社会需求，社会的发展也开始向科学知识提出越来越多的有价值的科研问题。针对不断涌现的新需求、新问题，科学知识也得到了迅速的积累。那些试图获得财富的人们开始懂得：“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可以系统地加以改造，为他们谋利益。”[1以至培根揭示：“科学的真正合法目标，就只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

　　最后，科学知识在近现代逐渐彰显的“权力”动力因，达成了科学与政府、大学、企业之间的网络互动关系。科学知识的生产不再是“有钱有闲”之人的个人事业，而是一种国家层面的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的事业。政府有必要支持科学知识的生产，也有必要以政策的形式调整国家资源在不同学科领域的配置，更有必要理顺科学与政府、大学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

　　三种动力因素在实际过程中相互作用并滋生、诱导其它因素发生作用。在不同时期各个动力因素充当的角色不同，服务的目的也不同，在推动知识增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是不同。动力因角色的转化及科学知识生产动力的多元化一方面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如多元化的动力推动是否有利于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否有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政府应该如何指导科技资源的配置?如何规划科学知识的生产?如何充分利用生产出的科学知识?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去面对，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