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紧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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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紧张理论,又称紧张理论(Strain Theory)、文化失范理论(Anomie Theory)、结构紧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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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紧张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罗伯特·金·莫顿(Robert K. Merton)于1938年提出,指的是如果社会氛围过度强调成功的结果,忽略达成目标的手段的合法性,个人便会产生紧张和压力,社会压力使个人产生了紧张,而如果合法手段实现这些目的努力受到阻碍,人们就可能会尝试用各种非法手段实现这些目标。
社会紧张理论是实用主义犯罪学三大理论之一,另外两种是差异交往论和社会控制理论。它是西方犯罪学中备受关注的理论之一,曾在2O世纪60年代影响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刑事司法政策。
紧张理论侧重于研究社会中个人的目标和社会规范之间的文化失衡。 紧张理论认为, 犯罪是人们确立的目标与可以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之间发生冲突的产物;这种冲突引起心理紧张, 而紧张又会导致犯罪行为。 [1]
在罗伯特·默顿看来,美国价值的主题就是强调金钱成功,但是这种主题却使结构不同位置的个人产生了紧张。美国强调两种观点:一种是金钱成功,另一种是所有成员的社会地位提高的可能性。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在社会形态进行论述时,他认为在社会变革中,社会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相应的道德、价值观、以及社会规范也会发生变化,旧的社会规范已经不适用新社会模式,但新的规范还没有产生,社会便进入了“文化失范”的状态,而这种“文化失范”容易引发犯罪。
莫顿在研究美国社会时,发现“失范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持续性的特点”。失范(anomie)是指现代化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所导致的社会成员心理上失去价值指引、价值观瓦解的无序状态(normlessness)。美国社会鼓励个人去实现经济上的成功(美国梦),但是又同时创造出了许多的阻碍。
社会层面的紧张理论[2]
法国著名犯罪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经济不平等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并不直接导致犯罪的发生,除非同时存在社会规范崩溃即失范的情况。这种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社会控制个人本能欲望的能力的崩溃。美国犯罪学家默顿将迪尔凯姆的理论用于分析美国社会。但他认为,迪尔凯姆所说的个人欲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源于美国社会的文化价值,即美国的社会结构限制了特定阶层实现文化价值目标的能力,结果会导致处于一定压力下的个人实施犯罪行为。
比如科恩认为,在青少年犯罪中大多是为了获得地位,这与默顿所主张的行为人实施犯罪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是不同的。克洛沃德和奥林认为,青少年实施严重的犯罪是为了追求金钱,有一些并不严重的犯罪是为了追求地位。不过,无论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还是为了追求社会地位,社会层面的紧张理论均认为社会没能树立正确的价值目标以及未能提供足够的实现价值目标的机会,是导致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
个人层面的紧张理论[2]
卡伦认为,默顿的紧张理论具有古典主义的色彩,即不受规则约束或者失范行为者可以自由选择任何形式的行为。行为人在选择行为时,遵循的就是古典主义犯罪学所提出的成本一收益原则。只有当社会结构性紧张中的个人感受到挫折,才会导致其实施越轨或者犯罪行为,这就是个人层面的紧张。
阿格纽认为,压力不仅源于实现经济和教育目标的实际或者预期失败,并且更多来自于大量的有压力或消极的人生经历,即无法获得物质成功可能不是犯罪的唯一原因,犯罪也可能是消极感情状态(如愤怒、挫折、敌视情绪等)的一种结果。
当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归因时,倾向于将好的事情归因于自己的人格特质,而将坏的事情归咎于外部事件和压力上。因而,有些犯罪行为的发生可能是由于行为人的基本归因错误导致的紧张。
从社会层面的紧张理论来看,社会未能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目标以及未能给特定阶层的人提供足够的实现文化目标的机会,从而造成个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的紧张是犯罪发生的主要原因;
从个人层面的紧张理论来看,由于各种原因所产生的消极情绪,包括基本归因错误所造成的消极情感是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如果从犯罪的发生机制来说,前者强调社会结构因素直接导致犯罪,而忽视了两者间可能的中介因素;而后者把人作为重要的中介因素来解释压力和违法行为的关系。
社会紧张理论的五种适应方式[3]
默顿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这种文化目标,因此,强调达到目标的制度性手段尤为重要。反之,如果过分强调文化目标,那么达成这种目标的制度性手段就会被忽视,人们就会实施越轨或者犯罪行为。面对社会结构本身的限制的这种状况,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适应模式,主要有五种,前四种被称为“越轨”:
- 创新型(Innovation):接受文化目标,拒绝制度性手段。个人因社会文化结构并无提达成成功目标的合法手段而感到紧张,转而采取社会较不能认同的方式(激烈者可能为犯罪行为)达成目的。例如:大学生休学参与直销行业。
- 仪式型 (Ritualism):无法实现文化目标,但由于强烈社会化,以至于采取形式主义的方式,选择合法手段的类型。莫顿认为,例行公事化的公务员,以及日复一日的公司职员,皆为仪式型的例子。
- 退缩型(Retreatism) :抵制社会文化目标,同时也放弃社会认可的手段。逃避主义者放弃合法的手段和社会对成功目标的追求,退缩到社会的一角,一些乞丐、街友等;另一种型态的退缩者展现出无情、冷漠的嘲讽态度,但这些态度完全合法。例如:毒瘾者、酗酒者。
- 叛逆型(Rebellion):反叛主义者不仅仅对社会文化目标和手段消极抛弃,更致力于某种另外一套不同于现今社会体系的道德价值,并积极尝试经营。反叛者努力营造一种社会结构,若一个社会很多人采取叛逆型的适应方法,则可酿成一场全面性的革命,最后可能导致既存文化的完全改变。
- 顺从型/同步(Conformity) :当社会处于无压力稳定时,此种现象经常可见,这是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大多数人会选择的适应方式。莫顿认为此类型并无研究价值。
社会紧张理论的缺陷 [1]
尽管罗伯特· 金· 默顿的紧张理论对20 世纪50年代少年犯罪亚文化理论的产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社会结构与价值崩溃理论存在着缺陷,在西方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例如,它不能解释不同社会阶层的犯罪情况,也不能解释人们在选择行为即适应模式时为什么存在差别,例如,不能说明价值崩溃对整个社会下层产生巨大压力时,为什么有的社会下层成员会采取顺应社会的行为,而有的社会成员却变成抢劫犯或强奸犯。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莫顿所使用的概念和理论缺乏经验性基础,并忽视了妇女、少数民族等具有独特社会特征的群体。
批评紧张理论的理论家和研究者们认为,五种行为适应模式是多余的,因为在缺乏实现目标的其他手段的情况下,对目标投入的程度,就可以解释个人为什么参与犯罪活动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紧张理论的经验效果是有问题的,并且太一般化。而有的学者认为,紧张理论不能解释在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的那些人的犯罪行为,而且忽略了行为中的重要个别差异。但不同角度的批评也似乎是相互矛盾的。还有的学者认为紧张理论的最初表述,并没有成功地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工人阶级的青少年不犯罪,或者说,为什么许多少年犯罪人在他们步人成年期后,放弃了犯罪的生活方式?甚至与紧张理论的预测相反,工人阶级青少年中的高志向可能与后来的少年犯罪呈负相关。一些人支持默顿关于大多数美国人具有中产阶级目标的主张,但是,其他的研究对于紧张理论的这个基本主张有争议。
罗伯特· 金· 默顿的紧张理论登上了犯罪学舞台,引起了人们对紧张对于犯罪的影响的新兴趣。由于这是一个新理论,其范围广泛,没有很多数据支持或者反驳它。鉴于它是这样一种广泛的理论事实,不可能立即验证它,而必然被划分成组成部分。同时也注意到它不是其他理论的充分发展的选择,因为它并不扩展到宏观社会领域,没有考虑到非社会方式引起紧张的因素。所以强调“紧张理论,表现为在其上进行建设的根基”。
在每一个领域,都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特定目标可以达到。在解释团体在犯罪上的不同方式上,必须决定经历紧张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各个团体如何和为什么以不同的方式应对紧张。在宏观社会层面上,机会结构及其如何对个人发生影响需要进行分类。同时,也应注意到对研究人员的一个挑战是决定哪种紧张导致犯罪,以及为什么存在这种关系。这些未来的研究领域有可能对紧张理论提供重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