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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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边际(The Intensive 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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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边际是指针对A国与世界的出口重叠商品,B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因此,这一指标越高,就说明深度边际越大,也即在相同的商品集内A国对B国实现了更多的出口。显然,一国出口商品种类的变化以及一国在既定商品集内出口额的变化,都可以导致其相对贸易份额的变化。深度边际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数量边际与价格边际。
深度边际的相关理论[1]
从国家、企业、产品三个层面,深度边际则分别源于在现有贸易关系、出口产品集合的基础上每个国家或每个企业或每种产品出口量的增长。
有关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文献,不仅很好地解释了异质性企业的贸易模式,还将一国的货物出口增长成功地分解为源自“二元边际”的贡献,即“广度边际(the extensive margin)”和“深度边际(the intensive margin)”。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二元边际”仍无统一的定义和测量方法,但普遍认为,“广度边际”源于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出口产品种类增加或新产品种类创造;“深度边际”则源于现有出口企业或出口产品种类在原有方向上的出口数量扩张。
其实,早在1994年,Feenstra就提出了一种采用微观贸易数据测度产品种类变化的方法,但直到以Melitz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出现后,才开始涌现出采用微观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原因是:新-新贸易理论将生产企业在规模或生产率等方面的异质性纳入了国际贸易理论框架,并认为,异质性企业会有不同的出口选择(如:出口扩张、进入出口市场或退出出口市场等),并且由于进入不同出口市场所需出口成本不同,因而生产企业并非出口其全部产品种类(product variety)。因此,在新-新贸易理论中,就自然会研究与贸易企业数量及产品种类等相关的微观层面贸易问题。
在Melitz之后,国外不少学者都采用微观贸易数据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不仅推导出了一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计算公式,还比较研究了二元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并普遍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中,深度边际做出了主要贡献,而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则主要由广度边际引起。如,Amiti和Freund发现深度边际对中国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贡献,而广度边际仅对中国出口增长产生了很小的影响;Bernard等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企业层面的贸易增长,将原有出口企业的贸易增长称为“深度边际”,将新增企业出口称为“广度边际”,结果发现广度边际是美国贸易增长的主要方向。目前,国内采用微观贸易数据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进行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现有文献主要认为,中国总体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深度边际来实现的,广度边际所占据比重很小,如施炳展、钱学锋和熊平等。而马涛和刘仕国则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的进口结构与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认为中国的总体进口增长也主要是依靠深度边际拉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