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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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优势理论（Late-developing Advantag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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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1904-1978)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所谓“后发优势”，也常常被称作“落后得益”、“落后的优势”、“落后的有利性”等。格申克龙对l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著不同。”他把这些差异归纳为八个对比类型：(1)本地型或者引进型；(2)被迫型或者自主型；(3)生产资料中心型或者消费资料中心型；(4)通货膨胀型或者通货稳定型；(5)数量变化型或者结构变化型；(6)连续型或者非连续型；(7)农业发展型或者农业停止型；(8)经济动机型或者政治动机型。在这八个对比类型中，每一项对比类型相互之间的组合形态是由各国的落后程度来决定的。
通过对各个组合形态的研究，格申克龙得出了六个重要命题：
-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就越缺乏联系性，而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所致的突然的大突进进程；
-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对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强调越明显；
-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越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
-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人们消费水平受到的压力就越沉重；
-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动员和筹措越带有集权化和强制性特征；
-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中农业就越不能对工业提供市场支持，农业越受到抑制，经济发展就越相对缓慢。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后起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的特殊有利条件，这一条件在先发国家是不存在的，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后发展是相对于先发展而言的，因而后发优势涉及的主要是时间纬度，至于国家之间在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国土面积等方面的差别则不属于后发优势范畴，而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相关。具体说来，格申克龙的所谓后发优势理论包含以下几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个层次的含义，即所谓“替代性”的广泛存在。
格申克龙强调指出，由于缺乏某些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后起国家可以、也只能创造性地寻求相应的替代物，以达到相同的或相近的工业化结果。替代性的意义不仅在于资源条件上的可选择性和时间上的节约，更重要的在于使后起国家能够也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选择有别于先进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和不同发展模式。格申克龙关于替代性理论的提出，是以欧洲有关国家在形成工业化大突进时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模式的经验为例证的。他将l8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分为先进地区、中等落后地区和极端落后地区三类。
他强调了存在着多种途径达到同一种效果或者是从事相类似活动的可能性。因此，所谓替代性，实质上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取得同样结果的手段或是器具的替代性。在制度安排上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和借用，使后发国家一开始就可以处在一个较高的起点，少走很多弯路。
第二个层次的含义是指后起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
格申克龙指出，引进技术是正在进入工业化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障因素。后起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节约科研费用和时间，快速培养本国人才，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进程；资金的引进也可解决后起国家工业化中资本严重短缺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的含义是指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在这方面，后发优势主要表现为后起国家在形成乃至设计工业化模式上的可选择性、多样性和创造性。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或少走弯路，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从而有可能缩短初级工业化时间，较快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
第四个层次的含义是指相对落后会造成社会的紧张状态。
格申克龙指出，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会产生经济发展的承诺和停滞的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致形成一种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源于后起国家自身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及对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先进国家的经验刺激和歧视的结果。“落后就要挨打”，这在人类世界似乎永远要作为普遍法则而运行。因此，落后国家普遍提出要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要求。
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从现代化的角度将后发优势理论具体化。列维认为后发优势有五点内容：
(1)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
(2)后发者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
(3)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
(4)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
(5)先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列维尤其提到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先发式现代化过程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因而对资本的需求也是逐步增强的。后发式现代化因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启动现代化，对资本的需求就会突然大量增加，因此后发国需要特殊的资本积累形式。实行这种资本积累，也必然要有政府的介入。
继列维之后，1989年阿伯拉莫维茨(Abramoitz)又提出了“追赶假说”，即不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单位资本收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呈反向关系的。阿伯拉莫维茨同时指出，这一假说的关键在于把握“潜在”与“现实”的区别，因为这一假说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第一个限制因素是技术差距，即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存在着技术水平的差距，它是经济追赶的重要外在因素，正因为存在技术差距才使经济追赶成为可能。即：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使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可能。第二个限制因素是社会能力，即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它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即：与其说是处于一般性的落后状态，不如说是处于技术落后但社会进步的状态，才使一个国家具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潜力。
1993年，伯利兹、保罗·克鲁格曼等(Brezis，Paul Krugman，)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logging)模型。它是指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后进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1995年，罗伯特·巴罗和萨拉易马丁（Robert J·Barro and sala-i-martin）假定一国进行技术模仿的成本是该国过去已经模仿的技术种类占现有技术总数量比例的增函数，也就是说，一国过去模仿的技术越多，其继续实行技术模仿的相对成本就越高。1996年，范艾肯(R．Van Elkan)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他强调的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转向技术的自我创新阶段。
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首次从理论高度展示了后发国家工业化存在着相对于先进国家而言取得更高时效的可能性，同时也强调了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方面赶上乃至超过先发国家的可能性。列维则强调了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国家在认识、技术借鉴、预测等方面所具有的后发优势。阿伯拉莫维茨提出的“追赶假说”，伯利兹、克鲁格曼等提出的“蛙跳模型”(Le nogging)，都指出后发国家具有技术性后发优势，并讨论了后发优势“潜在”与“现实”的问题。巴罗和萨拉易马丁以及范艾肯等人又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验证了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后发优势理论的提出和发展研究，为后发地区的加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后发优势问题，也没有使用后发优势的概念，但从他们的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谈论了这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成功相对于他们所批判的资本主义而言就是一种后发优势。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在吸收、继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高度均衡发展的社会。不发达国家不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也就难以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反复多次地强调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继承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这些经验和遗产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管理经验与各类人才。列宁认为，在俄国发动社会革命容易，但建设却比西欧发达国家困难得多，因为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明显不足，致使大工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广大群众的民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封建主义残余和影响较严重等。经典作家们的论述充分显示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敏锐观察。
19世纪欧洲的一般模式是，落后国家(德国、意大利等)的工业化往往比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种“落后的优势”来自于落后国家直接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而不用承受一开始逐步发展这种技术的代价。落后国家工业化的鲜明特色是突变性和“不连续性”，与先进国家的工业部门之间的前后关联是逐渐自然形成的不同，在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同时性地建立起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前后关联。这种“不连续性”和建立产业前后关联的同时性，使得落后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中比工业革命先行国的政府作用大。
我国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并阐述了“后发优势驱动假说”，指出后发地区通过引进、模仿、学习(包括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可获得后发利益(Late-developing Advantage)，从而具有后发优势。由于其学习成本(Learning cost)大大低于创新成本，使后发优势(包括技术性后发优势和制度性后发优势)不小于先发优势。这种由后发利益而具有的后发优势是后发地区追赶式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作为后发地区存在着有别于先发地区的方式或途径来达到与先发地区同样发展水平或状态的可能性，即后发地区也存在着因其相对落后所拥有的特殊利益。这种益处既不是先发地区所能拥有的，也不是后发地区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这种特殊利益既有技术性的，也有制度性的。但是，这种后发优势是潜在的不是现实的，只有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条件，才能使潜在变为现实。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东部地区属于先发地区，西部地区则是后发地区。因此，西部地区在实现经济增长、经济赶超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创造条件，通过引进、模仿、学习，充分发挥技术性和制度性的后发优势，从而实现地区经济高速增长。
1、发挥技术性后发优势
技术性后发优势，表现为后发经济体的技术学习，从先发经济体引进各种先进技术，并经模仿、消化、吸收和创新所带来的利益和好处。
首先，从技术研究与开发环节看，模仿创新能冷静观察率先创新者的创新活动，研究不同率先者的技术动向，向每个技术先驱学习，选择成功的率先创新进行模仿改进，避免大量技术探索中的失误，大大降低其技术开发活动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产品的生产环节看，模仿创新能直接借助于从率先者处获得生产操作培训，聘请熟练工人来企业传授经验等方式迅速提高自身的生产技能，从而使生产成本随产量增加而下降的速度有可能快于率先创新；
第三，从市场环节看，模仿创新节约了大量新市场开发的公益性投资，能够集中投资于宣传推销自己的产品品牌，且模仿创新产品由于入市晚，还有效回避了新产品市场成长初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我国西部后发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无论是在技术研究与开发环节还是生产环节、市场环节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因此，通过技术模仿创新(将先发经济体已被应用于生产的新技术、科研新成果引用于后发经济体的生产领域)，形成复制效应，从而迅速促进本地区技术进步，大大缩短因研究与开发先进技术所花费的时间，并节约相应资源的投人。同时西部后发地区可以缩短甚至跳跃式地缩短与先发地区的技术差距，以在更高点上发动和推进工业化。经过学习研究，西部后发地区不仅可以较快地掌握先发经济体的先进技术，而且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中有所创新，甚至可以迅速赶上、超过技术先进的竞争对手。
2、发挥制度性后发优势
在经济增长的诸多要素中，制度因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定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经济增长是技术、资本、制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性后发优势就是后发地区向先发地区的制度学习，即效仿或移植各种先进制度并经本土化改造所产生的效率和益处。后发地区通过强制性和诱制性制度移植变迁所形成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成本优势，即后发地区直接模仿、吸收和采纳先发地区已经形成的有效的制度，与先发地区的制度创设变迁相比较，避免了因不断“试错”而支付的高额成本(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所具有的优势；
(2)时间优势，指与制度创设变迁往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相比，后发地区对有效制度的及时模仿、跟进和移植只需较短的时间，而具有的优势；
(3)经验优势，就是通过吸取先发经济体制度变迁的经验教训获得的后发利益。制度性后发优势使后发地区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变激励机制、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西部后发地区应充分发挥模仿、吸收和采纳有效制度的成本优势、时间优势和经验优势，通过强制性和诱制性制度移植变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变激励机制、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具体首先应通过制度移植变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充分发挥地区经济特色和当地资源优势；其次，西部后发地区要通过向东部先发地区学习，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现代市场意识，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扩大市场领域，建立、完善市场体系和机制，从而缩小同东部先发地区在制度和机制方面的发展差距；最后，通过政府干预，发挥政府第一推动力作用，实行区域经济政策倾斜，使西部后发地区获得制度性后发利益，并使其地区经济能高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