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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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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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预算是社会公众能参与决定部分或全部的可支配预算或公共资源最终用途的协商机制。
1、参与
参与式预算允许更多的民众成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参与决策的机会与公共资金项目分配相关，这种机会已经使地方政治文化从对抗性策略和腐败的政治讨价还价逐渐走向了建设性的讨论和治理过程的公民参与。
2、平等
参与式预算力图创造一种更平等的资源和政治权力分配机制，其目标在于创造一种新的决策过程，其中，参与者享有更多平等的权力，从而能够防止强势集团为私利占有公共资源。
3、教育
参与式预算的过程就是公民教育的过程。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怎样成为更优秀的公民，怎样更积极地参与地方治理。
4、透明
参与式预算能够使政府的支出更公开，决策更透明，政府本身也更负责。它有助于将预算过程向更广大的民众开放，以接受审查，从而减少腐败的机会。
5、效益
参与式预算的功能还在于能够用最小的资源获得最大的产出。这些产出包括预算资金的分配，更多的公民教育、赋权、社区组织、包容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以及增加新的财政渠道。
此外，宽容、竞争、尊重承诺等原则也尤其受到重视。
1、促进公共学习和积极公民权；
2、通过改善政策和资源分配，实现社会公正；
3、改革行政机构。
所有的参与过程设计、可支配资源的确定，以及预算过程的监督和评估等，都是围绕着这些目标来进行的。
首先，政府行政首长和其他决策者具有推进政治改革的明确的政治意志。
其次，对于参与式预算的可持续性来说，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是决定性的条件。
第三，界定明晰的、共享的游戏规则。
第四，培养民众和政府官员在公共预算，尤其是参与式预算方面的能力和意志。
第五，参与式预算过程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能够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广为传播。
最后，公共项目投资的优先性，由民众决定。但在决定资源分配优先性的时候，确立分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既存缺陷的技术标准，也非常重要。
在对诸多国家参与式预算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当上述条件不存在时，就不能建议实施参与式预算。而如果政府或公民其中一方或双方对改革不热心，而且没有共享公共资源的管理时，也不能建议实施参与式预算。如果地方管理中缺乏诚实和透明时，最好也要避免实施参与式预算。因为，在那些背景下，实施参与式预算将会为与其基本原则相对立的实践提供合法性，或掩盖这些实践。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有关的民众或机构应该放弃参与式预算的理念。人们能够实施一定程度的创新，例如使预算过程更为透明等。组织这些活动，至少可以使参与式预算逐渐成熟。民主的条件可以在民主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
参与式预算的实施过程可以称为参与式预算循环，有不同的阶段和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参与式预算的讨论、谈判和制定的过程将历经一年的时间，基本上包括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教区、社区和部门等的大会
第二阶段：地方和部门的会议
第三阶段：市政大会
第四阶段：设计预算规划。市政府和参与式预算委员会设计预算规划。
第五阶段：过程的评估。
参与式预算的过程包括两个循环。
第一循环从社区的第一次会议（通常是3月）开始，到批准预算规划（10或11月）结束。
第二循环是实施和监督循环，它开始于第二年。在这些循环中，以技术研究始，以批准项目的实施终。地方政府、公民，以及通常那些专门的监督委员会，不断地相互作用和影响。
参与式预算的成就与局限[1]
参与式预算由民主协商和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组成。它促进了地方治理、参与民主、公民学习和社会转型。这些成就可以总结为以下10个方面：
1、参与式预算为公民参与、协同治理、分权和恢复公民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提供了能动结构、路径和动力；
2、致力于以公平为标准的资源再分配，改善了多数被忽略地区的生活状况；
3、促进政府的民主决策、透明、责任、高效，以及公民对政府的控制；
4、促进公共协商和对话，有助于赋予公民生活以新的活力，有助于深化民主；
5、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有利于从狭隘的关怀走向更广泛的问题，促进了公民自豪感和保存了公共财产；
6、赋予民众更多的权利，使他们自信改变社会现实的能力，从而影响政治决策；
7、鼓励地方社区的复兴、动员、公民参与和组织，并在该过程中不断地增加社会资本；
8、通过促进交往、倾听、理解和尊重，培育了一种新的“认同政治”；
10、为公民通过地方试验“探索”未来社会的某些特征和动力提供了民主空间。
首先，参与者过于关注切身利益使公共学习和参与变成了工具；
其次，政府依然是参与式预算的主要行为者，政府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如果缺乏强烈的政治责任，政府就会将参与式预算过程作为分配公共资源的手段，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代理关系，最终导致参与式预算失败；第三，许多参与者都只对中短期的公共投资感兴趣，这就很难使人们讨论涉及整个城市未来发展的计划；第四，对地方的问题和公共政策的重视，减少了参与者关注地区、国家或全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使参与式预算无法为参与者提供改变其社会和经济排斥等根本原因的机会。
最后，由于行政机构的核心作用，市政部门、官僚机构、或民选官员可能力图利用参与式预算来促进其自身的议程，隐瞒关键信息、实施项目消极、或者弱化监督等，从而可能操纵参与式预算。
由于历史、文化和体制的差异，各国实施参与式预算的模式也不尽相同。
侧重于关注参与怎样使民众成为合格公民。参与式预算的实践，为民众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教育空间，一种创新的“公民学校”。参与者变得更有知识、更民主、参与更积极、也更关心公共利益，参与、表达、协商和决策的技巧与能力也有很大提高，并且能够将新的理解、认知和能力等应用到新的社会行为之中，形成了一种更为民主的政治文化。
着重关注成功实施参与式预算所需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执政的左翼政党必须对实施参与式预算负责；政府必须具有实施参与式预算的组织能力；赋予民众某些决策权；参与者选择的计划或项目能够及时地实施；各种社会运动、社区组织和自愿团体等网络，为参与式预算提供支持；政府必须有充分的自主决定的资金，例如预算总支出的12%—15%，这样，民众参与协商资源分配才有意义。
是“公众参与预算过程创制权”的一部分。雅加达正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实施一项多年的公众参与预算过程的实践。这个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7个地方性的“透明预算论坛”，推动了越来越多的地方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预算管理。
是南非的非政府组织南非民主研究所（IDSA，1994年）及其创造的预算信息服务中心（BIS）负责，关心的特殊领域是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地位。这项活动现在变成了一项预算信息服务中心、议会生活质量与妇女地位委员会和社区社会调查署的联合计划。从本质上说，通过“性别意识”分析预算是一种性别审查，审查公共支出是否符合性别平等的原则。
体现为社会伙伴关系协议的实践。1987年以来，爱尔兰就已经达成了5个“社会伙伴关系”协议，政府和许多公民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了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咨询。1986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开始在共同学习过程中推进各种“社会伙伴”的咨询，以容纳各种社会经济选择、挑战和平衡等观点。社会伙伴关系是最近十来年爱尔兰经济成功背后的动力。此外，社会伙伴关系也创造了社会资本和信任。
- ↑ 陈家刚.参与式预算的兴起与发展[J].学习时报,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