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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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資本主義是指近代社會產生的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是使用機器進行商品生產的，以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剝削雇佣勞動者，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獲得利潤的資本主義。

　　明朝中後期，中國就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摧殘了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截斷了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道路；與此同時，也分解著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某些客觀條件和可能，使中國在保存封建經濟的同時，又產生了資本主義經濟。

　　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共識下聚集起來，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洋務派。他們在中央以奕忻、桂良、文祥等權貴為代表，在地方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封疆大吏，還擁有一大批為革新著書立說、大造輿論的知識分子，以及一批渴望採用先進生產技術的民間工商人士。洋務派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富國強兵，抵抗外國侵略，輓救民族危機。他們首先認識到，以機器生產為核心的近代工業革命是富國強民的根本。李鴻章在1865年《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這篇不到三千字的奏摺中，“機器”一詞就出現了二十八處之多。在李鴻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製造局、金陵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軍事工業相繼問世。在短短幾年中，就已經具備了鑄鐵、煉鋼以及機器生產各種軍工產品的能力，產品包括大炮、槍械、彈葯、水雷和蒸氣輪船等新式武器，用於裝備近代化的軍隊。洋務派創辦的近代化軍事工業企業，是中國大地上首次出現的中國人自己的資本主義工業，這是中國曆史的一大進步。此外，中國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引進外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機器，在上海、廣東、天津等沿海地區興辦了近代工業，上海發昌機器廠、廣東南海繼昌隆繅絲廠、天津貽來牟機器磨坊等，這些都是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

　　1895年，甲午戰爭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救亡圖存的舉國憂患，迫使清政府進行變法圖強的改革。1898年，清政府首次議定了《振興工藝給獎章程》，1903年成立商部，設註冊局，並頒佈了《獎勵公司章程》、《公司註冊試辦章程》等一系列獎勵發明、鼓勵投資和規範運作的工商業律令，這些是中國政府推動民族工商業發展的制度安排的重要起點。在這些政治經濟“新政”鼓勵下，形成了相對寬鬆有利的工商業發展環境，從而也迎來了我國民族資本與近代工業第一個快速增長的時期。

　　甲午戰爭後出現了不少紡織、繅絲、麵粉、碾米等輕工業和採掘煤礦的企業。據不完全統計，從1895年到1898年，新創辦的商辦廠礦企業有50餘家，資本總額達1200萬元。官辦、官商合辦的企業僅8家，資本總額400餘萬元。商辦企業的投資額幾乎相當於官辦、官商合辦企業投資額的3倍。

　　《辛丑條約》簽訂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仍保持發展勢頭。據《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統計：1901年至1911年問，全國新設的廠礦有346家，資本達8.8348億。這l0年新設的廠礦和增加的資本，都超過了前30多年問的2倍以上。純粹商辦的廠礦企業，在全部企業中所占比重也有顯著的增長。1900年以前，商辦廠礦121家，約占資本總額的40%；1901年至191 1年間，商辦廠礦277家，約占資本總額的60%。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有兩條途徑：一是由少數官僚、地主和商人直接投資興辦，二是從個別手工業作坊主或舊式手工業工場主採用機器生產轉變而來，其中前者又是主要的。據《中國近代工業變資料》，從第一途徑轉變而來的14名資本家大多數是在1895年以後，共有企業136家，其中1895年後設立的就有132家。這說明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在20世紀初期才開始形成。

　　民國初年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是中國社會發展和國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1.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了一些障礙

　　南京臨時政府獎勵發展工商實業的方針政策，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環境：《臨時約法》中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地位。在禁止買賣人口的命令中規定：“其從前所結買賣契約悉予解除，視為雇主雇人之關係，並不得再有主奴名分。”部分解除了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代之以資本主義的雇佣關係。武昌起義後，孫中山發給國內的電報中說：“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南京臨時政府將大力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作為發展經濟的總政策和總目標。為完善組織機構以推動工商實業的發展，南京臨時政府建立的9個部中，有4個——財政部(主管會計、庫帑、賦稅、公債、錢幣、銀行、官產事務。監督所轄各官府及府縣與公共社會的財產)、內務部(主管警察、衛生、宗教、禮俗、戶口、田土、水利工程、善舉、公益及地方行政事務。監督所屬各官署及地方官)、實業部(主管農、工、商、礦、漁、林、牧、獵及度、量、衡事務。監督所轄各官署)、交通部(主管道路、鐵路、郵信、電報、船舶、運輸並造船事務)——與經濟有關。這些政府部門的建立及其職責的明確，提高了處理髮展實業、經營管理、產權糾紛等問題的效率。為推動興辦實業的發展，南京政府迅速批准創辦了一批涉及工礦、農桑墾殖、交通運輸的實業。實業部對華僑創辦的企業還予以特別的照顧。

　　民族資產階級政治地位的提高，南京臨時政府鼓勵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政策，導致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出現，實業家們掀起投資於近代工業的熱潮。辛亥革命後成立的實業團體大都從“強國富民”、“振興民生”為目標，反映了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要求和以商戰反抗列強經濟侵略的愛國熱情。黃興、宋教仁、蔡元培等發起成立的拓殖協會，以“實踐民生主義，開發國家資源”為目的，倡議開發大西北。由知名華僑人士創辦的同仁民生實業會得到華僑的熱烈響應，到1912年3月底“外洋華僑入會者，已有二十餘萬人之多”。這些都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註入了活力。

　　2.辛亥革命前後，群眾性的反帝愛國鬥爭此起彼伏，“實業救國” 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基礎

　　面對外國資本的加緊滲入，洋貨越來越多地充斥中國市場，國內第一次出現了抵制洋貨的運動。這次運動於1904年首先由商務界發起，1915年因反對“二十一條”再度興起，1919年達到高潮。抵制洋貨運動是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經濟自強的一種手段，同時也使國貨銷路擴大，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拓展了空間。

　　3.北洋軍閥政府較為寬鬆的經濟政策，使資本主義工商業得以繼續發展

　　北洋軍閥政府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政權，然而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較之清政府，卻明顯增加了一些資本主義的色彩。由於辛亥革命後倡導實業以求經濟自強已蔚然成風，由於近代工業利潤增長的吸引，越來越多的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資和創辦新式企業，因此北洋軍閥政府在經濟上並不排斥資本主義。同時由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一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如陳其美、張謇、周學熙等人參與了北京政府內閣或地方的活動，他們利用掌握的部分權力，制定頒佈了一些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法令。據統計，1912年至1916年，北京政府頒佈的發展實業的條例、章程、細則、法規等達八十多項，如《暫行工廠通則》、《公司條例》、《商人條例》、《礦業條例》等。這些法令和條例儘管大多仍停留在紙面上，但畢竟意味著中國資本主義得到了合法地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4.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帝國主義列強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歐美大多數帝國主義列強因卷入了這場戰爭，其工業和工業產品主要轉為戰爭服務，減少了對中國的商品輸出，從而使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得以擴大國內市場。據統計，1913年至1920年，主要消費品的輸入明顯下降，其中尤為突出的是：棉紗由269萬擔下降到129萬擔，粗布由521萬擔下降到253萬擔，麵粉由260萬擔下降到51萬擔，火柴由2845萬羅下降到848萬羅，襪子由21 1萬打下降到55萬打。

　　20世紀30—40年代，官僚資本主義逐漸壟斷社會經濟，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大戰結束後，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勢力卷土重來。他們在“回到市場”的口號下大幅度地增加對中國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1919年以後，中國進口貿易總值激增，加以1913年為100，則1919年為113.6，1920年為133.7，1921年為158.9，1922年為165.8，1923年為162，1924年增至178.6。為了擴大對中國的商品輸出，帝國主義各國紛紛把戰前已在中國設立的許多壟斷公司擴充、增設分公司，進一步控制中國市場。1921年以後，英、美、日三國在中國展開了劇烈的投資競爭，他們通過增設工廠、開辦銀行及“中外合辦”企業等形式加強控制中國的產業資本和金融事業，使中國的金融和產業變成其附屬品。在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猛烈衝擊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漸轉入蕭條。

　　首先是一些商品失去了國際上的市場。例如上海福新麵粉廠的產品1915-1921年間遠銷西歐，1921年英國經濟恢復後即藉口福新麵粉摻有雜質禁止輸入。1922年以後歐美列強各國的麵粉大量輸入中國，國產麵粉由出超轉為入超。

　　其次是民族工業在國內同帝國主義的廉價商品競爭中亦處於劣勢，因而利潤縮減甚至虧本，一些工廠被迫停工減產以至倒閉。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建廠高潮至此轉為低潮。1920年新建工廠還有70個，1922年降為46個，1923年猛降為14個，1924年只有11個。中國民族工業經歷了短暫的繁榮便轉入蕭條。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採取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建立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統一戰線，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言人(民主黨派人士)與中共並肩作戰，反抗蔣介石反動統治，最終放棄了“第三條道路”。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將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完成這一轉變，是我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一項基本任務：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過渡時期具有兩面性，既有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又有不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相應地也具有兩面性，既有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性，又有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願望。鑒於此，中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能用沒收的辦法，只能用贖買的辦法。為探尋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道路，1953年春，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調查組赴武漢、南京、上海等地調查，形成了《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係問題》的報告。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這個報告，使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進一步明確化和具體化，即：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通過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實現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

　　1954年9月，政務院公佈《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其基本精神是確立社會主義成分對公私合營企業的領導地位，同時保護資本家的合法權益。這個條例的公佈和實行，表明我國公私合營的政策原則通過法律形式更加明確和完備，有力地促進了資本家接受公私合營的積極性，從而加快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1954年，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和公私合營等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產值，已分別占整個非國營工業總產值的53%和33%。1955年下半年，在農業合作化高潮的推動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出現了高潮，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迅速發展為全行業的公私合營。1956年底，實行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已占原有資本主義工業總戶數和職工人數的99%，占生產總值的99.6%。全行業公私合營後，採用定息方式，即按照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股額每年發給資本家5%的股息，共發10年：定息停付後，企業就完全成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包括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對他們實行團結、教育、改造的方式，使他們逐步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合理地調整了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實行利用、限制的政策，引導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政府對資本家占有的生產資料實行贖買政策，用和平過渡的方法，比較順利地完成了由資本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的轉變，從而使民族資本主義獲得了新生。

　　中國在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中，提出要使“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就是要使大小私有制統統絕種。然而經過50年代的改造，私有制雖已基本消滅，但卻並沒有絕種，也不可能絕種——即使被消滅了，它還有可能複活。因此，改造運動結束之後，還要不斷抓階級鬥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同這種復辟的現象或企圖作鬥爭。私有制經濟所具有的這種頑強的生命力表明，它在現階段社會中還有適宜於存在的土壤和條件，其歷史使命並未完結。根本的原因在於社會成員之間仍然存在著不同的經濟利益關係。不論在什麼社會形態下，只要這種利益關係存在，就必然要求從制度上對之加以承認和保障。社會主義社會也不例外。在這裡，雖然已經在生產領域建立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可是由於這種利益關係和差別尚未消失，因而必然要在分配領域和流通領域通過按勞分配與貨幣交換這種財富獲得和占有的制度來加以承認與保障。在這一基礎上，隨著利益關係的變化和分化，就必然回過頭來導致生產領域中制度的異化，逐漸生長出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來。這一切的發生都是自然而然的，因為“利益的統治必然表現為財產的統治”。

　　1.開禁

　　在社會主義改革中，為私有制經濟是勢所必然。只是由於傳統觀念的嚴重禁錮，這條改革之路不能不顯得異常艱難。

　　開禁只能從傳統體制的外圍開始，即從作為私有制殘餘的農民家庭經濟開始。1979年9月，中央在一個決定中指出：“社員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業和農村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附屬和補充，不能當作所謂的資本主義尾巴去批判。”1980年5月，農村放寬政策，包產到戶，“效果很好”，從而推動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廣大農村的確立。包產到戶，這實際是將自留地模式推廣到人民公社的全部土地上，變原來的家庭副業為家庭主業。在這裡，土地仍屬公有，此外均為私有。這就不僅僅是公有制中的一條私有制尾巴，而是在整個集體經濟中註入了私有經濟的因素。隨後，中央文件肯定，這是“社會主義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新型的家庭經濟”，明確地把這種私有制因素同社會主義聯繫了起來。

　　對私有制經濟本身的開禁則是承認個體勞動者私有制。70年代末，在解決知識青年回城就業中，個體經濟發展了起來。1980年8月，中央文件指出：“這種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不可缺少的補充。”這就是說，它雖然是一種私有製成分，可卻是一種需要扶植和發展的成分；而不是一種只能暫時容忍、因而需要限制、改造直至消滅的成分。

　　開禁的關鍵一步是，允許雇工經營。在城鄉個體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一些善於經營、收入較多的“能人”，為了擴大生產規模，開始雇工經營，出現了“雇工大戶”。1981年黨的政策作出調整，在允許個體工商戶“請幫手”、“帶徒弟”的名義下解除了對雇工的禁令。這是承認個體勞動者私有制的一個必然結果。為了減弱跟傳統觀念的衝突，開始對雇工的數量作了限制：總數不超過七人。

　　開禁是一個大膽的行動，也是一種成竹在胸的理性行為。因為它既適應著現實的需要，也有一定的被歷史證明瞭的理論根據。開禁同時也是一種新的探索，有大量的問題還需要在實踐經驗積累的基礎上加以解決。

　　2.摘帽

　　十三大報告指出：“我們已經進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製為主體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以至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狀況所決定的。”這是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的私有制經濟所作的第一個理論說明。報告從社會主義改革的現實出發，對私營企業雇用勞動力給企業主帶來的收入也稱之為“非勞動收入”，而不稱之為剝削收入。同時承認債權利息、股份分紅、風險補償是按勞分配的補充方式，而不認為它們是與社會主義分配方式相對立的資本主義分配方式。這實際就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建立在雇佣勞動關係基礎上的私有制經濟，摘除了戴在頭上的姓“資”的帽子。

　　十三大報告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摘帽提供了依據：揭示了在新條件下的私有制經濟與這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繫，表明它與這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是相容的，而不是對立的；表明它的發展是適應這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而不是反映資本主義復辟的圖謀。按這一理論的本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只是一種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如果不承認所有制形式上的多樣化，就既不能滿足改革發展的現實要求，也勢必帶來理論上的混亂。

　　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通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結合”的分析，說明在公有製為主體條件下的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同發展；從而把包括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成分列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的一種成分。在這裡，已不是經過市場這一中介，而是徑直把私有制經濟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十五大在此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概念。其提法有兩個，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一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這兩個提法中，除一個專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不限於此之外，其餘都一樣。這就是：確認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並把非公有制經濟納入這一基本經濟制度之中。在這裡，非公有制經濟與社會主義的聯繫已明確表述為基本聯繫，即不是一種一般的外部聯繫，而是一種必然的、內部的聯繫。

　　包括非公有制經濟在內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的提出，標誌著社會主義理論的成熟與完善。至此，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突破了單一公有制模式而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艱難生長起來的，它飽受外國資本的壓迫，買辦資本、官僚資本的排擠，封建生產關係的束縛及軍閥官僚的壓榨，因而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很小，始終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1936年，資本主義現代工業產值只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0.8%，加上工場手工業產值是20.5%。1949年現代工業產值也只占工農業產值的17%，加上工場手工業是23%。而在這少量的現代工業中，民族資本經營的又是非主體部分。其力量之弱可見一斑。

　　第二，在民族工業中，工業資本所占的比重小，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所占比重大。抗日戰爭前，民族資本中80%是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它們與工業資本的比例極不相稱。民族資本的這種組合的不平穩狀態構成它的最大弱點，使它無法擺脫對帝國主義資本、封建經濟和官僚資本的依賴，民族資本沒有自己獨立的生產基礎。

　　第三，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主要是以紡織、食品工業為主的輕工業，缺乏重工業的基礎，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技術、設備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賴外國壟斷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因此，有人說，中國工業只不過是裝配工業(即以外國零件裝配成機器)或加工工業(即以外國原料加工製成日用品)。商業資本因無強大的國內工業，它所經營的不是批發外貨，就是躉賣原料。這種情況表明瞭中國民族資本缺乏獨立性。

　　第四，民族資本所經營的工業，規模狹小，經營分散，技術設備落後，勞動生產率低。多數工廠沒有現代化的機器設備，大多為手工業工場。這種情況，使得民族工業的產品成本高，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民族資本以其分散落後的生產，要在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壓力下掙扎圖存，它唯一的辦法就是加大對工人的剝削，力求獲得最大的剩餘價值。他們十分害怕工人的覺醒和革命的發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