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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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这个群体应该既包括生于斯、长于斯的四川籍商人，也包括在此创业、在此成长的外来精英。只要是这块土地给予其智慧和创业、成功的土壤，都属于“蜀商”的范畴。
蜀商的研究概述[1]
关于蜀商的研究， 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它古代的辉煌， 现代的尴尬， 当代的崛起。为古代辉煌历史感叹， 为现代默默无闻抱憾， 为当代的重新崛起呐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蜀商虽从不曾成“帮” ， 但却真真正正的历史悠久(有三星堆为证)，有几千年的历史，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商帮的历史都长； 蜀商虽以草根儿为主体， 却实实在在的文化底蕴深厚，蜀商有良好的文化传承； 人们关注蜀商的发展， 却缺乏对其生存文化的整体研究。
蜀商的对区域经济， 乃至对区域外经济都产生较大的影响。按照肖云(四川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在《中国商帮期刊的成功要素和发展战略研究》中给商帮的定义来衡量， 历史上蜀商从不曾成为“帮” ， 但是基于历史学视角对蜀商的研究成果显示(例如贾大全的《宋代四川经济述论》、黄英的《浅析宋代蜀商》、秦立凯的《西汉蜀商经商能力初探》、周永卫的《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等等， 从古至今， 蜀商的商业活动不仅对西南地区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因其商业活动遍及大半个中国，甚至国外， 而成为中国外贸的开山鼻祖。蜀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三星堆出土文物证明， 先秦时期蜀人通过三峡水道和陇蜀故道与中原甚至西亚等地进行着文化交流， 蜀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到了战国直至西汉时期， 在自由经济政策的刺激下， 成都和临邛逐渐形成两大重要的商会， 蜀商表现更是活跃。蜀人开辟的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蜀身毒道” ， 就是有名的“南方丝绸之路” ， 其历史比张骞通西域还早200来年。南丝绸之路， 说明蜀商是中国外贸的开山鼻祖。当代蜀商与世界商业文化融合互补，业绩同样惊人， 对区域外的经济有重大影响。在广西， 截止2000在此工作的四川人就达120多万人，注册各类工商企业3000多家。总投资额达400多亿元， 涉及房地产、建材、物流等各个领域。还有， l995年， 四川天友集团的白燕川先生在中国与尼泊尔边界找到一条“丝绸之路” ， 通过尼泊尔将其丝绸产品销往南亚， 当年完成400万美元贸易额。在区域内而言， 目前成都已成为西部最大的制鞋、制革基地，2006年为止有制革企业1000余家， 年产值15亿元； 制鞋及配套企业300余家， 年产2亿双， 总产值突破100亿元。
蜀商形成了一批资本实力雄厚、名播天下的商界领袖和名牌。“观澜湖2005胡润百富榜” 的400名上榜富豪中， 有14人是四川企业家： 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国栋建设集团王春鸣、宏达集团刘沧龙、刘海龙、禾嘉集团夏朝嘉、汉龙集团刘汉、蓝光集团杨铿等等。同年，成都红旗连锁董事长曹世如跻身“管理100人” 名单，成为西部唯一上榜女企业家。2006年， 由商务部牵头设立“中华老字号振兴发展委员会” 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四川就有赖汤圆、钟水饺、夫妻肺片、五粮液、泸州老窖、郫县豆瓣、四川德仁堂药业等26家企业入选。这些都是蜀商文化取得的成果。在经营理念、制度文化等方面也有区别于其他商帮的显著特征， 并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众所周知， 蜀商虽不如京商有宏大的政治背景， 在秦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断代， 但是蜀商的精神一直传承至今。蜀商是草根为主体， 草根应该有两个特点： 一， 顽强， 代表一种“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的生命力； 二、广泛， 遍布每一个角落。因此蜀商虽不成帮， 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经营理念和八大精神特质： 水式经营的精神、大道无为的精神、开拓创新的精神、开放吸纳的精神、拼死求存的精神、实干实用的精神、精工细作的精神、浪漫想象的精神。另外蜀商与商帮在组成群体上也不同。商帮的组成群体， 主要都出生在一个区域， 互相之间有着紧密的地缘关系； 蜀商组成的群体， 是四川的商人或者四川籍的商人， 既包括生于斯长于斯的四川人， 也包括来到四川打拼、成长的外地人。因此蜀商不可能特定意义上的商帮。
总之，对蜀商的研究， 有基于历史学视角对蜀商群体及其区域影响力的研究， 有基于文化学的视角对蜀商精神特质的研究， 有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对经商模式的研究， 但是由于将蜀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的缺乏，因而在为当代蜀商振兴的呐喊声中， 出现了对其截然不同的认识， 比如对蜀商是“川耗子” 的说法， 有人认为是褒义， 有人认为是贬义； 又如视蜀商为草根商人， 有人认为这是在批评蜀商盆地意识强， 有人认为是说明其生命力强； 有人认为蜀商没有成帮， 是文化缺失的表现； 又有人认为蜀商本身就是文化的体现。从商务文化的角度对蜀商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追寻其从无到有， 由兴而衰， 直至由衰而兴的坎坷历程， 可以回答蜀商无帮而商的生命力何在， 可以找出蜀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努力的方向。
蜀商的产生与地理环境的关系[2]
迄于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商人的诸多研究成果已经揭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特定地域的地理环境制约是商人产生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宋代蜀商的生产和发展也不例外。对于前者对商人的产生所起的影响，贾大泉先生在其所著《宋代四川经济述论》一书中已从“大批自产自销的商品生产者的出现”，“专业商人队伍的壮大”、“士大夫和官僚兼营商业的人数普遍增多”、“官营商业队伍的膨胀”四个方面作了分析说明，兹不赘言。这里，我们主要想谈一谈商人的产生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某一地域范围内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于商人的产生所起的作用是至为关键的。譬如，明清时期的徽州，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徽商却遍及全国，并且财力居各地商人之首。对此问题，如果仅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而不从地理环境方面去解释，是不可能获得正确答案的。就宋代四川地区的情况来讲，这一点也十分明显。当时，在川西地区，由于人口较多，“蜀不足于地”，“有可耕之人，而无可耕之地”，不少人为了谋生，纷纷从商。
如位于成都西南的邛州，其村民不但外出从商，而且还“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者皆可雇其充使”。川东地区经济发展虽较为落后，土旷人稀，但由于多山，自然环境恶劣，不少人也纷纷从商，以谋生计。唐代大诗人杜甫写道：“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牒子。”宋人王洙在注释这首诗时说：“峡人富则为商旅，贫则为人操舟，以地居山水之间，瘠恶无以耕也。”由此看来，尽管川西与川东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一致，但各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均诱发了商人的产生。
进一步考察，我们还会发现，大凡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不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所产生的商人是比较多的。例如果州，“郡当舟车往来之冲，其民喜商贾而怠穑事”。资州，“地狭民贫，无土以耕，在蜀为穷僻之邑”，但因有沱江横贯其中，从商之人也较多，时人曾有诗云：“资水通巫峡，谁家万里船”。在诗人陆游笔下被称为“峡路天下最穷处”的渝州，因有长江、嘉陵江相汇，“二江之商贩，舟楫旁午”。与此相反，交通闭塞的地区，所产生的商人就较少。如蓬州，“环蓬皆山”，“民皆纯朴好义，弗事华靡，务农力作，田里垦辟，少商贾，多为儒家”；昌州，“郡环山为城”，“民勤而力穑，不趋末作，不事燕游”；陵州，“在崎岖山谷之中”，“故无干金之贾，其俗朴，不乐转徒”；普州，“介万山问，无土地肥沃之产，无舟车货利之聚”。这正反两方面的情况，也证明了地理环境这一因素的重要作用。
有部分学者，在考察商人问题时，仅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这一角度去分析，而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这是很难准确地说明问题的，甚至还会导致一些片面的认识。比如：认为经济发达的地区所产生的商人一定多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考察某一区域商人问题时，在注意社会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前提条件下，一定要分析它与该区域地理环境的关系。
宋代蜀商[2]
考察任何一个区域商人的种类，都必须联系该区经济发展的状况。结合宋代四川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其商人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茶商
宋代，在全国范围内，伴随着茶业经济的发展，茶叶成为执商品界牛耳的大宗商品。茶业生产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茶商纷纷兴起，成为社会上人数最众、资本力量最大的商人。宋代的四川地区，是当时全国的一大产茶区，北宋哲宗元年(1086)，“蜀茶岁约三千万斤”，茶叶是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因而，茶商成了四川地区名列榜首的商人。宋神宗元丰年间，负责四川榷茶的官员陆师闵指出：“成都府据川陆之会，茶商为多。”当时，成都乃“西蜀之会府，舟车所通，富商巨贾，四方鳞集，征人之夥，独甲他郡”，为四川最大的商业都会。其“茶商为多”，无疑说明在四川的诸种商人中，茶商人数最众。另据熙宁年间的彭州知州吕陶说，如官府废除榷茶，则“商旅大段通行”，于此也可见茶商较多。
终宋一代，茶商的发展有过几次波动。北宋初年，“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贷下五‘茶上 ，宋廷在四川实行茶叶自由贸易政策，茶商发展较为顺利。至宋神宗熙宁年间，宋廷在四川行榷茶之政，垄断茶叶的购销，茶商受到巨大打击。史载：“然茶户困于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经费不充。”此后，随着官府榷茶之政的局部松弛，茶商又得以缓慢发展。南宋初年，赵开变更四川茶法，在不干预茶商交易的同时，加强对茶商的控制及税收的征收，茶商被纳入了国家专卖制的轨道。
(二)盐商
食盐是一种销售量既大又广、商品性极强的商品，是商人逐利的大宗商品之一。远在战国、秦汉，盐商即成为社会上十分显赫的商人。降至唐宋，茶商虽迅猛发展，且有后来居上之势，但盐商仍不失为最有影响的商人。宋代的四川地区，为我国一大产盐区，因而，盐商聚集。在各产盐之地，均有大批盐商活动。如梓州路的富顺监，“出盐最多，商旅幅凑”。荣州，“应灵之盐纯白，而盐贾最众”。夔州路的大宁监，“一泉之利足以奔走四方”以致“田赋不满六百石，藉商贾以为国”。在川南一带的盐产地，也不乏盐商活动。北宋时期，川南少数民族为获得内地的食盐，还时常“钞(抄)略盐客”。
宋初，四川地区的盐井分官掌的盐井和土民斡鬻之井两类。前者生产的食盐全由官府控制，后者的大部分也要缴纳官府，仅极少量“听往旁境贩卖，唯不得出川峡”。在这种情况下，盐商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自宋太宗末年始，官府在四川行食盐人中之制，“令商人人钱货......以射......盐，这种限制才稍有放松。至宋仁宗庆历皇韦占年间，伴随着大批卓筒井的出现，盐商无论是从队伍人数抑或活动领域方面讲，都得到了一次巨大发展。至南宋初年，赵开变更四川盐法，仿政和东南引法，加强对盐商的控制，盐商也被纳入了国家专卖制的轨道。
(三)布帛商
宋代，四川地区是全国一大布帛生产中心，生产的蜀锦，“擅名天下”，是名列天下第一的产品，很有市场，于是，大批商人纷纷从事布帛的贩运贸易，这样，就出现了一批布帛商。宋太宗淳化年间，宋廷为搜刮四川地区的财富，强行征收市场上的布帛，“川峡诸州匹帛、丝棉、绌布之类，堪备军装者，商人不得市取贩鬻”。规定：“贾人先所市者，悉送所在官，官以市价偿之，藏匿者置于法”，其后，“任事者竞功利，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当时，“蜀地土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群众起而为乱”。布帛商的失业，竞成为促成王小波李顺起义的重要因素之一，足见其人数之众，影响力之大。
(四)药材商
早在唐代，伴随着药市的出现和发展，四川地区出现了一批专门经营药材的商人。据《潼川志》载，“唐末，天下货药者皆于九月初，集梓州王杞龙冲地，货其所赍药，八日夜始散，俗因谓之药市”。入宋以后，药市规模大为扩展，这样，药材商也得到较大发展。如在成都大慈寿的药市上，“商列贾次，茶炉、药榜、篷占筵专”，即表明有不少药材商。
(五)粮商
宋代，伴随着农业生产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粮食商品化发展起来。在四川地区，且不说经济较为发展的川西平原，就连“刀耕火种，所获不多”的川东地区，农民也开始“货鬻斛斗”。这样，一批粮商便出现了。宋仁宗天圣六年六月三日，宋廷诏“免梓州路转下戎、卢(泸)等州收纳客旅兴贩斛斗税钱”。诏令里的“客旅”，无疑是指粮商而言。南宋时期，川西旱灾，粮食欠收，为解决粮食供应，在绵州，“官司虽追集牙人及卖米铺户多支本钱，勒令承买”。这些卖米铺户，当然也就是米商。
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酒商、花商、水果商、七宝商等，但与上述几类相比，资本力量和影响都有一定局限。限于篇幅，兹不逐一考说。
如前所述，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体。这样，商人的活动，无疑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入宋以后，四川地区兴起的一批新型城市，如梓州、利州、兴元府、渝州、泸州等，基本上都是以“商贾辐辏”为其发展基础的；另一方面，商品交换空前繁荣。在主要商道上，“缯锦、臬聍、藓茗、刺绣、镂刻、髹治之物”以及“牛骡、羊彘、丝茧、椒蜜之货”，“日夜旁午络绎”。
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商业对社会的影响逐渐增强。当时，“农以田，商以货，二者蜀民所以生”。商业的重要性已及于农业。王小波李顺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官府禁私市布帛，“商贾不行，蜀民不足巾 秘。由此看来，商人以其“贸迁有无”的职能已经强烈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的安定。
不仅如此，商人的交换活动还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以茶业生产为例，在四川未榷茶以前，官府准许商人在本区域自由贩运茶叶，这巨大地推动了茶业生产的发展，于是乎出现了大批种茶专业户。官府榷茶以后，商人纷纷失业破产，交换环节失调，加之横征暴敛，老百姓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茶农大量破产。由茶业这一部门来看，商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
蜀商在公元十世纪末破天荒地创造了交子这种纸币，在世界货币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蜀商到外地活动，直接加强了四川与全国其他地区经济的联系，促进了其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在荆南地区，入宋以后，由于“四方商贾所集”，兴起了江陵、鄂州、潭州衡山县南岳市等一批在全国影响甚大的经济都会，但在这些都会，普遍情况都是“蜀人为多，蜀商占绝大部分。再者，蜀商在西北地区频繁参与官府的人中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宋王朝边防供应不济的矛盾，从而有效地巩固了边防。与此同时，官府为此付商人所交纳的货物价钱，大量将交子运人陕西，从而扩大了纸币的流通区域，促进了这种新的货币的发展。
总之，宋代蜀商的活动，促进了四川以及其它地区经济发展，加强了四川与外地的经济联系；以其“贸迁有无”的职能促进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宋王朝边防的巩固；在货币史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