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伊·福布斯·哈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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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伊·福布斯·哈羅德(Roy Forbes Harrod，1900—1978)是當代英國有名的經濟學家。他早年畢業於牛津大學，獲文學士學位。1922年受聘於牛津大學基督學院，任講師和研究員。他在相當長的時期中，任《經濟學雜誌》的副主編。
在經濟學領域中，哈羅德對不完全競爭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並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最使他馳譽西方經濟學界的是他在1948年與美國經濟學家多馬(Evesey D．Domar)同時提出的經濟增長模式，這個模式被人們稱為“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式”(Harrod-Domar Growth Model)。
在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出版後不久，哈羅德就提出一個論點：在經濟學說史中，以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學派所作的經濟分析是動態分析，到了馬歇爾，動態分析不復存在。他指出，凱恩斯的偉大之處在於創立了巨集觀經濟體系，但是，凱恩斯的理論是一種“巨集觀 —靜態經濟學”，是以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人們心理預期的無理性為依據來論證經濟的“穩定”，而不是動態地，長期地分析經濟的“增長”問題。
哈羅德以凱恩斯的收入決定論為基礎進而論證道，為了維持某一時期的充分就業，必須如凱恩斯所說以投資提高有效需求，但是，在一個時期足以維持充分就業的有效需求，將不足以保證下一時期的充分就業，因為前一時期由於投資而形成的生產能力，將在下一時期提供比前一時期較多的產出(即增加供給)，從而為了維持下一時期的充分就業，就必須擴大投資以增加有效需求。這樣，由於投資年復一年地擴大，產出將年復一年地增長，反過來，要產出年復一年地增長，投資就必須年復一年地擴大。由此可見，資本的不斷形成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基於上述論證，哈羅德建立起他的有名的並被廣泛採用的經濟增長模式，即增長率＝儲蓄率／(資本—產出比)，這個模式的含義是簡單而又明白的，資本—產出比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可以視為常數，因此，經濟增長率決定於儲蓄率。
西方經濟學界對哈羅德增長模式贊揚備至，認為它的建立具有兩點重大的意義：
第一，哈羅德在他的模式中繼承了凱恩斯的基本思想而又加以發展，使靜態的理論動態化、使短期的理論長期化，他由此被視為後凱恩斯主義的一位代表人物；
第二，這個模式在一門新興經濟學科——發展經濟學中產生了巨大影響，不少人認為模式與其說適合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如說更適合於發展中國家，因為它不只是消極地顯示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要害——資本的匱乏阻礙了經濟的增長，而且更積極地指明，只要有持續的資本形成，就會有持續的經濟增長。
迄今，凱恩斯的《通論》出版已56年，他逝世已46年，但是，凱恩斯思想仍然在世界範圍內產生重大影響。在30年代初以前，在英國經濟學界，特別是在劍橋大學，占統治地位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的經濟理論。凱恩斯是在馬歇爾的直接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正統的經濟理論的影響到處可見。《通論》的問世，表明瞭凱恩斯的經濟思想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在《通論》中，凱恩斯對正統經濟理論提出了全面的批評，建立了一個以國家干預為中心，以消除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失業為目標的完整學說體系，對進入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和波動作出了理論分析，對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通論》一齣版，就立刻得到壟斷資產階級的喝彩，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稱凱恩斯的經濟學說象哥白尼在天文學上、達爾文在生物學上、愛因斯坦在物理學上一樣是一次“革命”。凱恩斯學說為所謂“混合經濟”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服務近40年以後，終於因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繼續發展而日益顯露其理論上的片面性和政策上的偏執性。特別是1974—1975年經濟危機之後，資本主義國家又出現了凱恩斯學說無法自圓其說的“滯脹”現象，於是現代貨幣主義、合理預期理論、供給學派等各個流派，在西方經濟學舞臺上輪番上場，和凱恩斯學說唱起反調，認為凱恩斯對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法則的否定是錯誤的，而滯脹正是執行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所造成的惡果，要消除滯脹現象就必須取消以需求管理政策為基礎的國家全面干預經濟的政策，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經濟的作用。這些反凱恩斯學說的新自由主義各個流派的大合唱，在西方經濟學界稱為“凱恩斯革命的再革命”。這一“再革命”不僅在經濟理論上掀起了軒然大波，也對一些主要國家的政府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美國的里根政府和英國的撒切爾政府都先後執行了與前屆政府大相徑庭的政策。但是，應當看到，凱恩斯學說和幾個反凱恩斯流派的學說並無絕對的差異。
哈羅德在凱恩斯逝世五周年之際推出了《凱恩斯傳記》以表示紀念和哀思。為了把傳記寫得全面、翔實，他付出了大量的勞動，從著作、文稿、日記、書信、親友談話以及檔案中搜集了極其豐富的第一手材料。由於凱恩斯是他的親密的良師益友，他瞭解凱恩斯很深，從而在接觸那些材料時能有很親切的體會，在材料經過他內心的升華而註入筆端時能有豐富的情思。
哈羅德所寫的傳記對凱恩斯的生平作了廣泛的描述。雖然重點是介紹凱恩斯的公共生活，即他對經濟學和在公職工作中的貢獻，但也以很大篇幅描述了凱恩斯的個人生活，包括他的家庭生活、朋友同他的關係、他們的共同興趣、他的抱負和興趣以及他的人生哲學。在哈羅德的平實而又生動的描寫下，作為一個典型的英國資產階級知識界代表人物的凱恩斯的人格躍然紙上。
對凱恩斯經濟思想的變化歷程，哈羅德不同意那種說它缺乏前後一致性的看法。凱恩斯從早期對劍橋傳統經濟理論的信奉，轉為對新古典主義學說的批判，從一個曾經是並不懷疑自由放任、自由貿易原則、並主張恢復戰前金本位制的經濟學人，轉而成為一個鋒芒畢露的國家對經濟干預和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的鼓吹者，到了晚年卻又對赤字財政政策引起的通貨膨脹表示憂慮和不安，進而勸說應當把消滅失業的鬥爭改向為遏制通貨膨脹的鬥爭，這些都充分說明瞭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在他的並不太長的一生中不斷轉變。但是，哈羅德認為，凱恩斯經濟思想的不斷轉變正說明瞭他的務實態度，“當他堅信問題之最佳解決辦法的大門已經緊緊封閉的時候，他就毫不猶豫地尋找另一扇門。”一些西方經濟學家也抱有和哈羅德相同的觀點，例如著名的貨幣理論家霍特裡(R.G．Hawtrey)說過：“影響深遠的思想創新者不能使自己受前後一致性的束縛。每當凱恩斯突然產生一個新奇的想法時，他就沉浸在繼續思索的歡樂之中。他所拋棄的不只是被公認的學說，還包括他自己的理論，甚至那些曾經激勵過他的理論。”
哈羅德的主要著作有：
- 《經濟周期》(1936年)
- 《論動態經濟學》(1948年)
- 《經濟論文集》(1952年)
- 《歸納邏輯學基礎》 (1956年)
- 《改革世界的貨幣》(1956年)
- 《動態經濟學》(197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