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自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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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自戀（Group Narcissism）

　　上世紀三十年代，心理分析學家埃利希·弗洛姆和社會學家迪奧多·阿多諾就首次提出了集體自戀的概念。集體自戀是指人表現出的對自己的“內團體”（不論是犯罪團夥、宗教還是國家）的優越性的誇大看法，但是心底裡懷疑自己團體的聲望，因此渴望得到他人的認同。

　　2005年，心理學家阿格涅斯卡·戈利克·德扎瓦拉（Agnieszka Golec de Zavala）正在研究極端組織，試圖釐清人們為什麼參與恐怖襲擊。

　　她註意到有些東西非常符合20世紀學者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所提到的“集體自戀”（group narcissism）。

　　德扎瓦拉將其定義為“過分相信自己所在群體言過其實的優越性，且認為這一優越性還未被外界充分認可”，集體成員渴望被認可，但這種渴望卻得不到滿足。

　　集體自戀這一概念至少可以追溯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 T. W.Adorno (1903－1969)和 E. Fromm (1900－1980)就分別提出並分析過此概念，而且他們都把集體自戀視為旨在補償個人不足的一種對於內群體的理想化(Cichocka & Cislak，2020; 郭永玉，2022)。例如，前者於 1951 年已經基於 S. Freud 的精神動力學理論表達過類似觀點，儘管當時他還未使用集體自戀一詞，僅指出自戀在群體認同中可能發揮的重要作用(Adorno，1951); 而在稍晚的《偽文化理論》(Adorno，1959/1993)一文中，他已經明確提出集體自戀：“集體自戀相當於：通過使自己在事實上或在想象中成為某個更高和更具統攝性的整體的成員，人們補償了自己在社會上的無力感(這種無力感直抵個體的本能驅力叢)，同時也補償了自己的內疚感(它源於個體沒能按照理想自我形象成為自己所應成為的樣子並做自己所應做的事情); 對於這個整體，人們把自己所缺乏的品質都歸給它，並從中得到回報——像是感同身受式地共用著這些品質。” (pp.32–33)在他看來，集體自戀可以被視為自我的一種防禦機制，弱小自我“如果沒有尋求認同於集體的力量和光榮作為補償，就會遭受難以忍受的自戀損傷” (Adorno，2005，p.111)。

　　相比於 Adorno，Fromm 更全面地分析了集體自戀，即他筆下的“群體自戀” (group narcissism)或“社會自戀” (social narcissism)。在其著作《人心：人的善惡天性》中，Fromm (1964)專門用一個章節探討了“個體自戀和社會自戀”，他認為，群體自戀與個體自戀一樣可按良性與惡性形式劃為兩類：良性自戀(benign narcissism)會把自戀對象聚焦於需要去完成的成就上，由於成就的實現有賴於聯繫並結合現實，自戀傾向可被約束在一定限度內，同時又能推動成員去為實現成就而努力;惡性自戀(malignant narcissism)則把自戀對象聚焦於原本擁有的事物上，如群體特質或過去成就等，由於缺少來自現實的約束作用，自戀傾向及由之產生的危險就可能增加。因而，當群體自戀不超過一定限度時，它不必然是消極的。進一步，Fromm 還歸納了群體自戀的病理特征，主要包括：缺乏客觀和理性判斷; 需要從內群體自戀形象中獲得滿足; 具有高度的威脅敏感性; 渴望認同於強大領袖。在 Fromm (1973)看來，個人在生活中越是缺少真實滿足，其群體自戀程度可能就越深，因群體自戀能補償自我的可憐狀況。他還認為，群體自戀是人類攻擊行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無疑，Adorno 和 Fromm 基於精神分析傳統的觀點啟發了後來開創集體自戀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者們(e.g.，Cichocka，2016; 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但需要註意的是，該領域的理論和研究都依循主流心理學範式，獨立於精神分析傳統，不需要任何關於無意識衝突或人格動力的假說(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

　　集體自戀一般被視為一種具有相對穩定性的信念(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它不但可能受到個體因素的影響，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因此，近年來已有一些研究對集體自戀的前因展開了探索，不過這方面的成果還遠不及集體自戀後效方面的成果豐富。

　　根據前文提到的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Adorno (2005)和 Fromm (1964)的觀點，集體自戀可以補償“弱小自我”的心理需求。研究者們雖然對集體自戀背後的需求到底為何仍有爭議，但基本上都同意集體自戀可能產生於個體需求受挫之後的補償作用(Cichocka & Cislak，2020)。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探究了控制感以及個體自尊或者說自我價值感，它們都被認為是人們的基本需求(Correll & Park，2005; Fritsche et al.，2013)。在控制感方面，一個包括多項調查和實驗的研究(Cichocka et al.，2018)直接探討了個人控制與集體自戀及內群體認同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缺乏個人控制確實會增加集體自戀，但這種效應需要排除內群體認同的干擾後才浮現或更顯著。

　　具體來說，該研究首先在一項橫斷調查中發現，個人控制與集體自戀呈負相關，並且這種相關在將內群體認同作為協變數加以控制後更顯著。接著一項實驗發現，降低個人控制的操縱能提升集體自戀，但這種現象只在內群體認同得到控制後才存在。在最後一項縱向調查中，結果還發現，時間點1的個人控制，可以負向預測時間點2 (即6周後)的集體自戀，但時間點1的集體自戀與時間點 2 的個人控制無關。因此，這幾項研究基本上表明瞭個人控制的缺乏可能是集體自戀的重要促成因素之一。另一項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調查也支持了個人控制與集體自戀的這種關係(Marchlewskaet al.，2020)。

　　在自尊方面，儘管過去研究(e.g.，Golec deZavala et al.，2009，2016)未能揭示它與集體自戀的關係，最近有研究(Golec de Zavala et al.，2020)通過更深入的橫斷、縱向調查和實驗則一致發現，較低的自尊確實能導致更高水平的集體自戀，但該關係同樣需要排除其他變數(即內群體滿意度)的干擾後才容易觀察到。值得註意的是，該研究還比較了個人控制與自尊對集體自戀的影響，結果發現，當把個人控製作為協變數加以控制後，自尊仍能負向預測集體自戀，進而預測外群體貶損; 而把自尊作為協變數加以控制後，個人控制則無法負向預測集體自戀，進而也無法預測外群體貶損。這暗示，個人控制對集體自戀的影響可能是通過自尊而產生的，自尊相比個人控制可能是集體自戀更為近端的影響因素。另外，有研究(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通過元分析發現，集體自戀與脆弱型個體自戀的正相關水平更高且更穩健，而與自大型個體自戀的正相關則偏小且結果存在不一致性; 還有縱向研究發現脆弱型個體自戀可以預測數周後的集體自戀(Golec de Zavala& Lantos，2020)。又鑒於自尊與脆弱型個體自戀呈負相關而與自大型個體自戀呈正相關(Miller et al.，2017)，研究者(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推測低自尊與集體自戀可能是通過脆弱型個體自戀而聯繫起來的。

　　此外還有研究(Golec de Zavala，2019)發現，集體自戀與感覺加工敏感性(sensory processingsensitivity)有關，而感覺加工敏感性是一種由基因決定的人格傾向，它可能加強痛苦體驗和對負性刺激的反應，並使個體更焦慮和抑鬱(Bakker &Moulding，2012)。這說明，人格因素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集體自戀。

　　既然集體自戀可能受到控制感與個體自尊等個體因素的影響，那麼能影響這些個體因素的情境因素很可能也能影響集體自戀。沿著這一思路，研究者們(Golec de Zavala et al.，2020)通過實驗考察了社會融入(social inclusion)和社會排斥(socialexclusion)這組情境因素對集體自戀的影響，結果發現，社會排斥組參與者的狀態自尊水平顯著低於社會融入組參與者的狀態自尊水平，但兩組的集體自戀差異並不顯著; 但是當把內群體滿意度作為協變數控制後，兩組的集體自戀水平出現了顯著差異，社會排斥組參與者呈現出了更高水平的集體自戀。也就是說，社會排斥能通過降低個體自尊而提升集體自戀，但這種效應需要控制了內群體滿意度後才容易觀察到。

　　另有研究(Marchlewsk et al.，2018)考察了個體所感知到的內群體劣勢處境對集體自戀及民粹主義支持度的影響，結果不但發現群體相對剝奪能正向預測集體自戀，還發現突顯內群體劣勢的操縱能導致更高水平的集體自戀。例如在其中一項以英國民眾為參與者的實驗中，當閱讀了有關“英國因長期受到歐盟的強勢影響而權力受損”的評論後，個體報告了更高水平的集體自戀和脫歐傾向。有研究(Guerra et al.，2020)進而考察了群際威脅對集體自戀的影響，結果發現，在受到群際威脅時，不論是象徵性群際威脅(如內群體的價值觀、自尊或信念系統受到威脅)，還是現實性群際威脅(如物質上或身體上受到威脅)，抑或是內群體區別於外群體的獨特性受到威脅(distinctivenessthreat)，個體的集體自戀水平都會提升。最近還有一項研究通過調查發現，無論是對於優勢地位群體，還是劣勢地位群體，社會身份威脅都能預測個體對其所屬群體的集體自戀(Bagci et al.，2021)。

　　心理學家通過一種"隱性關聯測試（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的方法來研究集體自戀。測試形式有不同種類，但是通常都包含通過按鍵盤來判斷某個詞語是否符合一個類別。基本思路是當一個按鍵與我們大腦中的類別有關時，我們的反應會比較快。比如，如果你的自尊心很強，你就會用向左的方向鍵選擇積極詞語和與你相關的詞語，並且按鍵速度會較快。

　　心理學家把這種測試方法用於研究集體自戀，一個例子是表現出集體自戀傾向的波蘭人和平均水平相比把波蘭的符號與積極辭彙關聯起來的速度較慢。雖然對如何解釋"隱性關聯測試"仍存在爭議，但是這些研究結果表明，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波蘭的集體自戀者並不是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內團體"。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他們急切的從其他人那裡尋求對自己國家的肯定。

　　其他證據表明集體自戀的某些方面會通過某種方式補償人的缺失感。這就相當於自戀者抬高自己的重要性，以隱藏自己內心的焦慮。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亞歷山德拉·齊喬卡（Aleksandra Cichocka）和她的同事最近發現對自己生活缺乏掌控的人更容易表現出集體自戀。

　　研究者按照這一思路發現只要他們提示被試者回想他們對生活缺乏掌控的時刻，被試者的集體自戀得分就會提高。相反，當研究者鼓勵被試者回想對生活保持掌控的時刻時，被試者的集體自戀程度就會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