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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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主義(federalism)

目錄

聯邦主義的概述

  聯邦主義既是一種觀念又是一種制度。作為觀念形態的聯邦主義主張建立統一的國家,強調一定程度的權力集中,實際上是一種特殊形態的民族主義,其目的是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作為國家政治組織形式的聯邦主義制度是指政治上介於中央集權和鬆散的邦聯之間的一種制度。在聯邦制度下,將原先的內政、外交上自主的各邦融合在統一的聯邦國家中。

  與其他一體化的政治理論不同,聯邦主義的一體化的最終目標比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更為重要。聯邦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聯邦國家。作為一種國際一體化理論,它希望用一個全球聯邦代替鬆散的聯合國,但現實情況只能始於並限定為建立區域性聯邦。

  有關聯邦主義的界定很多,其核心是權力在不同層次政府組織中的分配。麥凱(R.W.G.Mackay) 在歐洲一體化背景下給出了聯邦主義的如下定義:聯邦主義是一種分配政府權力的方法,以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一個有限範圍內是獨立的但卻又是相互合作的。檢驗這項原則是否實施的方法是看中央和地方權威是否相互獨立。這一原則的最好應用被認為是在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印度。恩尼斯特·維斯蒂里希 (Ernest Wistrich)在一個關於歐洲聯邦的建議中提出了不同於麥凱的聯邦主義的定義:聯邦主義的實質是權力的非集中化,以便需要在離公民更近的較低政府水平上得到滿足。這個定義並沒有把聯邦主義限定在兩個層次組織國家權力,而是強調了聯邦多層分權的可能性。因此,維斯蒂里希提出了一個多層次而不是兩層化聯邦的可能性。重新定義聯邦制的原則對歐洲聯盟在當代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因為從聯邦分權原則演繹出的"權力分散" 原則,是《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核心。權力分散不是侵犯或是對聯邦主義理論的修正,而是承認聯邦原則內在邏輯的政治實踐層次。雷金納德·哈里森 (Reginald Harrison)指出了這種聯繫,真正的聯邦主義是權力在許多層次不同的經濟、社會、文化利益之間的極端的分散和再分配。因此,聯邦主義在歐洲一體化的實踐中發展起來。但歐洲聯盟的這種權力分散的形式不能稱之為典型的聯邦,因為權力將以各種形式分散到聯盟內的不同層次上 。

聯邦主義的起源

  聯邦的英文詞根federal是起源於拉丁語的foederatus,它的意思是“受約法約束的(狀態)”。該詞派生於拉丁語foedus。這個詞既可作動詞,也可作名詞。作名詞的意思是“約法”,作動詞的意思是“信任”。該詞在公元四世紀譯出的拉丁文定本聖經(天主教承認的唯一聖經文本)中用來翻譯西伯來語的“brit”,該詞的意思是聖約(covenant)。[1]當然,約法與信任之間的邏輯聯繫是顯而易見的。信任是約法的基礎。在英語中最早使用federal這一詞的是十七世紀的清教徒。他們所說的federal theology,指的是上帝與北美的定居者之間的聖約(covenant)。當這種聖約以憲法和憲章的形式存在之後,就變成了憲約。到十七世紀後期和十八世紀初期,這一詞在使用過程中已經演變到包括邦與邦之間的協議。例如,到1721年,federation已經用來指“聯合起來的同盟”(unitedleague)。其中暗含的是聖約各方(在上帝面前的)相互間的平等地位。

  在歷史上,聖約是古代社會相互結成更廣泛的聯盟關係的一種方式。在古代,邦與邦之間的聯合是通過訂立聖約、彼此盟誓的方式產生的。在古代所採取的歃血為盟的方式,今天已經被更文明的形式所取代,如簽字、宣誓等,但其背後的宗教與道德精神依然存在。在中國,由於沒有一神教中的那種上帝,聖約的宗教意涵相對薄弱,但是“盟”背後的神的身影和道德約束力絲毫沒有削弱。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邦間的聯盟在歷史上也同樣是起源於在神面前的誓約。根據《左傳》記載,僖二八年,“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作為聖約的盟書受到莊嚴的對待。據《周禮·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而登之於天府。”盟書有高度的宗教和道德約束力。所以,作為日後發展成聯邦主義的國邦間的聯盟,不論在中國這樣的東方,還是在歐美的西方都有類似的宗教與道德基礎,都有聖約的影子。而只有當聖約轉化為憲法時聯邦主義才有可能。沒有憲約的橋梁,現實世界與聯邦主義只能隔岸向望。中國就是一例。在春秋戰國之後,不僅憲約迄今還是夢想,聖約式的盟約也被不擇手段的強力踐踏得無影無蹤。所以,在中國見不到聯邦主義也就不奇怪了。

  現代聯邦主義本身就直接起源於“約法”的觀念和歷史實踐。在西方,聯邦主義與憲政的共同來源是聖約。當聖約落實到憲法中之後就變成了憲(法性)約(定)(constitutional covenant)。聯邦主義便依據憲約來處理人類事務的組織形式。由聖約、憲約轉換而來的聯邦主義最初是一個宗教概念,來自聖經,用以界定上帝與其子民以色列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以色列的十二個部落政府之間的關係。[2]現今世界上的聯邦國家,不少是在原來就存在的小型共和政治體基礎上聯合而成,也有的是通過政治改革將以前的單一制國家重組成聯邦共和國。而聯邦主義就起源於過去的小共和國為增強軍事力量和謀求共同發展的深切需要,它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城邦同盟,甚至遙遠的《聖經》時代。

  起源於聖約的憲約為聯邦主義政治秩序提供了充分的宗教基礎以及構建聯邦政府的制度結構。不論其宗教的意義如何,聖約的思想在政治上為憲政和聯邦主義提供了道德上的理據。這種自願的同意是一切文明的政治秩序的根本合法性基礎。憲政思想與聯邦主義的核心內容之一是人類的政治秩序是經由彼此同意結成的,人們通過彼此締約來處理他們的事務。依據聯邦憲約所結成的政體是個人的自願聯合。聯邦的自由即是合乎憲約從而享受到的自由。

  聖約是有道德內涵的約定,通常基於自願的同意和相互盟誓。聖約通常存在於獨立的、地位平等的雙方,以達成共同認可的目的。每一項約定都涉及到各方表達同意、作出承諾與取得一致。與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法律性約定相比,聖約更多地立足於信仰。在聖約中,上帝(主神),有時被認為是聖約中的一方,但更多是聖約雙方的見證者和聖約自身的守護者。憲約體現的是一種平等的約定關係,排除了單向的、指令性的權力關係。

  從憲約在聖約與聯邦主義之間的橋梁作用,也可以發現憲約對於聯邦主義之必不可少。聖約先於憲法,憲法先於聯邦。聯邦制與憲約的結合才構成聯邦主義。憲法中隱含著作為聖約的高級法。憲政限制了聯邦主義的產生方式,即聯邦的締結須以和平的方式,基於各方的自願同意,並且和平共處。所以,聯邦主義離不開憲政,憲政離不開憲約。任何憲法一旦失去(神)聖約(法)的高級法背景,就不再是憲法了。所以,聯邦主義與憲政都具備相同的高級法背景。聖約是憲約和聯邦主義的精神支柱,也是它們共同的價值源泉。

奧斯特羅姆的聯邦主義理論

  奧斯特羅姆認為,我們實際上不可能看見已成為“聯邦制”的東西,聯邦制不能當作自然科學中的事實那樣來進行研究,不能把聯邦制或聯邦主義看作活生生的事實。“沒有人已經‘看到了’成為‘政府’的東西。我們要看到的是一種思想的構造;我們必須依靠語言和計算邏輯這些理論工具,來使我們能夠理解作為社會現實的任何組織模式的本質” 。也就是說,理論是先於觀察的,因此奧斯特羅姆的聯邦主義的概念,象分權的概念、市場經濟體制的概念、私人財產權利體系的概念一樣,由於方法論的不同,不能象實證主義理解的經驗事實那樣來理解,它是我們得以藉助進行思考的人為建立的工具。我們可以把它定義為憲法規則下運行的多政府單位體制,或如奧斯特羅姆所說的“聯邦主義可以概括為反覆應用與每個單位都受可實施的憲法性法律約束的政府體制中各個不同政府單位的立憲選擇”。但這些定義都是抽象的理論模式,它所代表的是一種觀念對象,其存在取決於理論的假設,是一種根據我們頭腦中的要素建立起來的思想模式。概念的建立是把我們日常談論中隱藏的或含混的東西弄清楚些。

  奧斯特羅姆認為,觀念改變現實,人們對事物的概念可以塑造生活本身。聯邦主義的概念是人為的建構物,美國憲法和美國的聯邦主義,在相當程度上是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的產物。聯邦主義是用於1789年美國憲法之建立的一個關鍵性設計概念。聯邦主義是使憲法成為實在法律,而不僅是道德宣言的最關鍵的建制。美國憲法和《聯邦黨人文集》是人類政治領域一項創造性突破,這個突破就是複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在此之前的人類歷史上,人們普遍認為民主只能在小範圍的共和國內實行,對面積廣闊的地區的治理模式則只能採取自上而下的帝國式統治,也就是說自由和大國是不能相容的。體現在《聯邦黨人文集》中複合共和國(compound republic)理論則可以解決這一矛盾,複合共和制並不是意味著次一級的共和國組成了聯邦共和國,不是幾個小的共和國政府組成了大的共和國政府。而是同時存在著兩個或多個層次的共和國們,最高層次即為聯邦共和國。因此,同一個地域範圍,可以同時屬於重疊存在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共和國。所有這些共和國的政府們都是面對公民個人的,每一個公民,同時都是兩個乃至數個共和國的公民。全國性政府也直接面對公民個人,而不是封建式的“分級管理”,即每一級政府各自管理下級政府,而不直接面對公民個人。每個共和國都擁有獨立的但有限的權力。聯邦政府和次級共和國政府都是面對公民個人的,它的權力是獨立的,直接來源於人民,有獨立的手段來執行這些權力。政府面對個人,避免了對集體而不是對個人課以責任,而個人責任,是可實施法律的基礎。在複合共和制理論中,不存在絕對國家主權的概念,如果它是指制定法律的權力,那也是為聯邦政府和次級共和國政府所分享的。

  奧斯特羅姆的聯邦主義概念較之依據憲法條文的定義,進一步精緻化和抽象化了,他提出所有政府單位都直接面對公民個人而並沒有著意於聯邦和成員單位兩級政府的憲法規定的許可權。這麼做時不可避免要脫離日常經驗,而失去對常識的分類功能,但具有更強的方法論功能。當然,這個概念是為了在某些情況下理論論證的需要,並可能為現實中的聯邦主義提供了一種理想化的評價標準。而且,在這個意義上,聯邦主義的理論並非不可以運用於非政治、非地域性的行動群體中。

  奧斯特羅姆所說的聯邦主義,同它的現實形式既有聯繫也有區別,既是對經驗的描述更是對經驗的理論審視,併在審視中發現經驗現象的真實聯繫,並因此改進原有的制度。其出發點是如何形成一種諸政府關係的制度和秩序視角,首先是一種概念式的抽象建構,然後才是歷史、經驗的研究。抽象的聯邦主義理論是同樣適用於研究典型的聯邦制、典型的中央集權制和分裂割據的無政府狀態的,為我們如何在總體上認識中央集權制度和聯邦制或任何一種憲法層級分權體制提供視角或 “眼鏡”。當然,這樣使用聯邦主義這一術語時,有可能引起人們的誤解,也許可以這種理論稱為地域性政治權力分立的一般理論、多中心政府體制理論、多中心治理理論或自生自發的政治秩序理論,但似乎後面這些術語太生僻,而且也缺乏同用於美國憲法之建立的關鍵性的設計概念的語義聯繫。

聯邦主義政治秩序和聯邦主義制度的價值基礎

  單靠定義遠不能夠概括出聯邦主義的全部含義和其中蘊含的各種關係,這就需要理論的推理,將這一切揭示出來(儘管這種揭示可能是永遠不完全的),並對之作出規範的和知識可靠性的評價。奧斯特羅姆不僅僅提出了一種聯邦主義的概念,他以大量的著作做了理論上的闡發。奧斯特羅姆對概念和理論工具作了區別。理論是要在邏輯上釐清使概念具有意義而必須滿足的條件,要求審慎思考概念所蘊含的複雜的觀點,理論是認識的計算性方面,能夠使我們說明與概念性方面有關的根本性關係。新概念可以被引入用來思考全新領域的問題,在觀念領域里要釐情新概念的意蘊頗費時日,理論永遠不可能是完滿的。

  理論要說明在上述的聯邦主義制度下人類行動的總體後果,即聯邦主義下社會秩序的一般模式。這之後,我們才能恰當的利用通常的聯邦制研究告訴我們的知識。這同布坎南提倡的憲法經濟學的研究路線是類似的,憲法經濟學試圖解釋不同的制度-憲法規則的工作性質,而這些規則制約著經濟行動者和政治行動者的選擇和行動。

  對規則下理性行動者的行動所形成的秩序模式的闡明,當然主要依靠經濟學的方法, 如公共選擇理論、財政聯邦主義奧國學派經濟學特別是其知識在社會中利用和計劃經濟不可能實現經濟核算的思想。文森特. 奧斯特羅姆教授在這方面做出了極富成效的努力。他同時也重視哲學認識論如麥克爾. 博蘭尼的默會知識和多中心的自發秩序思想, 傳統的政治理論,特別是托克維爾和《聯邦黨人文集》作者們的。奧斯特羅姆認為,在考慮制度設計時需要參考規範的標準,要考慮價值問題,聯邦主義制度設計不是價值祛除的。所以,奧斯特羅姆的聯邦主義理論可說是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哲學的結合。

  初次閱讀奧斯特羅姆的著作時可能給人帶來莫大的困惑或不習慣,因為作者有時象一位標準的公共政策分析專家,進行極其詳盡的有關灌溉系統的經驗分析;有時又象進行有關立憲秩序的替代方式的哲學考察;有時象經濟學家那樣提出公共選擇和公益物品的理論;在提出存在標準的規範探究方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來確定是非和美國聯邦主義的宗教基礎時,他又象一位道德哲學家。如何在如此眾多紛繁的理論中抓住主要的線索,這是一個問題,關係到我們對其聯邦主義理論的完整理解。下麵我試圖從奧斯特羅姆在重建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一書中所用以論證其觀點的政治理論的努力中發現其方法論的一個重要特征,並且嘗試提出其理論的主要線索即其理論是怎樣建構起來的。

  對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的理論,奧斯特羅姆是從理論的內部進行理解的,而不是從外部進行某種解釋,這和比爾德《美國憲法的經濟觀》的方法截然相反。“現在我們面臨一個嚴重的困惑。如果人類在很大程度上創造了自己的社會現實,那麼人們不通過用於設計和創造現實的理論概念就能夠理解這些現實嗎?《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寫作了大約85篇文章解釋了在大眾或者民主治理體制中構造不同政府單位的各種美國實驗之中心最關鍵的實驗設計。似乎應該根據整個設計所運用的理論來解釋設計治理體制實驗的結果”。這種內部的理解,不僅僅是覆述,而是要評估這些理論在說明條件和結果之間關係的可靠性,是在更為基礎的因此人們更為公認的價值標準、邏輯法則、事實當中進行理論的內在一致性檢驗,這樣來領悟研究者在他們所熟悉的研究領域的論證邏輯以及提出有關何為可能結果的主張,並說明理論所包含的優點和潛在的缺點。

  “《複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一書是我闡述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用之以解釋美國憲法設計的理論結果。我這樣做,並不是作為歷史學家來解釋1787年發生的事情,而是作為政治科學家來努力理解和重新建構曾用來設計美國憲法的理論及其對更為一般的美國立憲政府體制更為廣泛的意蘊。我的興趣主要是重建一個理論,它不僅在1787年是有用的,而且也可以為我們搞定當代形形色色的問題提供基本的概念工具”。奧斯特羅姆說他不試圖猜測作者的動機,而是帶著同情的態度努力理解理論本身,忠實地重述論證的邏輯,然後才可能從事合理的批判。也許只有我們在考慮更深層次的方法論的意義上才能對奧斯特羅姆的理論方法有更好的理解,如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方法的區別,社會科學要指涉人類行動對於行動者所具有的主觀意義,理解行動者的主觀性,社會科學家的任務是重新構造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解釋他們自己的世界的方式。這種方法也許保證了這種可能性,人類的知識在內部逐漸進化的可能以及幫助人們實踐的可能。無人能夠看到“聯邦制”這個東西,我們只能通過概念工具使我們理解世界,並通過理論工具在現實中幫助我們自己的實踐。確實,即使我們透徹理解了比爾德的觀點,如果我們想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而不是註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我們的政治組織,我們也不太可能從比爾德那裡獲得實踐上的幫助。也可以說,從人們如何進行道德評判的言說錶面出發的政治哲學和從人們理解自身行動意義的主觀方面出發的政治科學,反而可能是獲得客觀之正義與知識的途徑。

  奧斯特羅姆的聯邦主義理論在我看來可分為價值論和知識學兩個部分。這麼說一開始可能令人費解,說知識學是沒有問題的,奧斯特羅姆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論,做了水資源管理、大城市地區警察服務等多方面的研究。象多中心治理的效率,是《聯邦黨人文集》作者們從來沒有提出過的,儘管我們不妨認為他們已模糊地感覺到了。《聯邦黨人文集》作者們明確論述的是聯邦主義可以以共和病對抗共和病,以野心對抗野心,關心的是傳統的如何制約政府暴虐的問題。他們也沒有清晰的公共選擇和公益物品的概念。奧斯特羅姆實際上是大大發展了聯邦主義的理論。奧斯特羅姆對聯邦主義的知識論證集中於這幾個方面:聯邦主義的政治制度能夠制約敗德者,在現實中是能夠穩定存在下來的;同官僚主義自上而下,進行層級控制管理理論所說的相反,在聯邦主義下,人類社會能夠實現有效的治理。這幾個方面的論證,既存在於古典的著作中,如《聯邦黨人文集》和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在現代的新政治經濟學中更有邏輯嚴密的理論闡述。這些論證的核心是對人性的兩個假設,人是自利的;人的知識是有限的,易犯錯誤且能在錯誤中學習。市場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推動下,服務於公眾的福利。但政府們也不見得就一定是只看得見的手,通過精心的設計,它們也會變成看不見的手,通過政府間的相互競爭來實現公眾的福利。在聯邦主義的政治過程中,人們追求自我利益、追求合理的共同體感的行動能夠得到協調,而不是相互損害。聯邦主義秩序的優良可以在諸如在哈耶克、邁克爾·博蘭尼等人關於自發秩序的哲學思想中得到論證。聯邦主義充分利用了人們局部性的知識,明確了法律和道德責任的歸屬。基本上奧斯特羅姆的聯邦主義理論知識學部分是方法論個人主義下的經濟學理論和運用其理論進行的水資源管理、大城市警察服務個案研究。

  但是,如何說奧斯特羅姆也論述了或者至少很關心聯邦主義的價值基礎呢?回到他本人的著作中就很容易發現。最顯著的一點是奧斯特羅姆的一篇文章《美國聯邦主義的聖約基礎――宗教之源》。這篇文章要探索為聯邦主義的美國理論提供了基礎的基本形而上學(宗教)和方法論前提。奧斯特羅姆說:“美國聯邦主義的核心概念是依靠訂立聖約和連接我們在一起已形成一個自我治理的關係社群的過程”,又說,“我的關註是對理解美國聯邦主義的含義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概念,這些概念深深植根於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傳統當中並且其宗教意義是極為重要的,但是這些概念並不局限於任何特殊宗教信條當中”。聯邦主義是從拉丁語(foedus)派生,而foedus就意味著聖約,人類之間的關係根源於聖經中描述的上帝與人的聖約關係。“己所不欲,勿施與人”這條金律是人類規範性探究的基礎。我想,正是有這樣的形而上學基礎,人類選擇正義的規則才有可能,聯邦主義這樣的建構事物才可能出現。奧斯特羅姆意義上的聯邦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的出現,並不僅僅是歷史演進的產物,它也是人為的建構事物。這是如何可能的?人們選擇聯邦主義是立憲層次上的選擇,立憲選擇是如何可能的?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僅有理性選擇下的人類行為假設是不夠的。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奧斯特羅姆探討了美國聯邦主義的宗教起源――基督教聖約(covenant)觀念。“行動依靠思想和以思想為基礎的習慣。而人類社會秩序模式則依靠有關人類如何以有序的生活方式構造人類社會、相互聯繫的共用的理解社群”。

  奧斯特羅姆本人明確提倡在聯邦主義的理論建構和制度建構中必須探究其價值的基礎,“發展一門價值中立的行政科學的替代途徑,是明確認識到價值總體上在所有形式的工藝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人類社會組織這種工藝中的作用。我們必須對人類努力和組織的道德和形而上學基礎,有一個更好的(雖然是嘗試性的)理解”。奧斯特羅姆聯邦主義理論的價值論部分認為存在客觀的正義法則並且有標準規範探究方法來探究之。

  因此,對奧斯特羅姆聯邦主義理論的完整理解是認識到其價值論和知識學兩個方面的含義,用他本人的話來說就是,“一旦我們開始理解人們思考和相互關係的方式是人類事物治理的最根本的特征,我們能夠理解政府在社會的治理當中只能行使有限的任務,聖約的概念、憲法的概念和多單位政府的概念,所有這些在一起都關係到一個政府的聯邦主義體制,關註點不能僅僅集中於政府之上,它包括人們怎樣思考和處理相互之間的關係,以及整個複雜的人際關係的制度如何連接為一體”。我想最後這一句話包含了聯邦主義的兩個方面的含義即價值論及制度建構的知識學的含義。“民主政府體制的生存在最理想的狀態下也是有問題的。公民們需要瞭解將人類社會組織為相互間生產關係的道德和哲學基礎,還有表達民意的合適的憲法選擇理論。如果他們利用這種知識解決他們集體組織的問題,對政府行使權力施預適當的限制,那麼民主制就成為現實可能”。聯邦主義的理論一方面是道德和政治哲學基礎或人們共用的有關是非及公正的價值標準,另一方面是合適的憲法選擇理論。

  丹尼爾. 埃拉扎對上文所說的聯邦主義的兩個方面有著類似的看法,他說,“共識本身徹底地浸淫著聯邦主義的精神,它超越了聯邦體制純粹制度方面的關懷,而信奉伙伴情誼和平衡的觀念,這兩個方面加在一起,就導致了聯邦主義原則的誕生”。丹尼爾. 埃拉扎在另一本書中說,“古代以色列的例子代表了聯邦主義最完全的形式:一個民族為聖約所建立和一個政體在聯邦性的原理下組織起來。儘管聯邦性的安排經常被用來聯結沒有聖約基礎的人民,而一些為聖約或契約所建立的民族也沒有建立聯邦式的政府制度,但只有二者聯結在一起時,聯邦主義制度才最強大,在整個歷史上,也一直是如此”。埃拉扎沒有解釋為什麼會這樣,而在我看來,這正是聯邦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聯邦主義的理論建構需要分為價值基礎和知識學兩個部分,僅僅採用道德金律的規範探究方法不能完成複雜的制度設計任務,而制度的工作性質的研究也不能絕對脫離價值的設定。

  文森特·奧斯特羅姆的聯邦主義理論包含了價值論和知識學兩個方面,即聖約的或道德金律的規範探究方法和多中心治理的理論。儘管奧斯特羅姆的工作主要集中於後一方面,從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人類學各個角度闡述多中心治理呈現的不是混亂和低效率而是高效率的秩序井然的人類社會關係模式,但是聖約的概念或者人類考慮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正確的價值術語,也同樣是重要的,缺乏這一方面,聯邦主義的理論是不完整的。

美國聯邦主義確立的歷史背景

  美國人民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的勝利產生的一個認為重要的觀念是,耗費如此之多的資源和鮮血進行長期的鬥爭,就是為了爭取自由,保衛自由,美國將成為一個空前的自由樂土,法院的法官很快就要在司法實踐中貫徹這一原則,根據普遍的自由權利和國家法律,根據自由和正義的觀點來判決案件,在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法學家們、政治家們都不適應於美國自由制度的法律。這種自由主義從各個方面影響了法律的變革。

  在18世紀末,美國人的觀點認為國家最終主權屬於人民,政府官吏應是人民的公僕,而不是人民的統治者。這種人民主權觀念使對立法和法律制度的作用的看法發生了影響,這種新的看法改變了人民對憲法的概念。眾所周知,古殖民地時期,一些州也有憲法,基於上述原因,人們在獨立後認為這些憲法是源於普通法的含糊不清的判例和原則,不能明確地保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獨立以後人們要求有一部成文憲法,據此人民授予政府各種機構以權力並對這種權力的行使施加限制;立法機構享有充分的權力制定各種與憲法精神一致的法律和法令。

  基於上述情況,制憲會議的代表們所面臨的一個主要課題是,既要吸取邦聯政府軟弱無力,對外不能推行強有力的軍事、政治政策,對內不能進行有效統治的歷史經驗,又要維護人民的自由,正如著名的政治家、制憲會議的代表麥迪遜所說的:制憲者所要考慮的問題是,既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又要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使其不致濫用權力侵犯人民的自由,困難在於“將必不可少的穩定與政府的能力和不可侵犯的自由以及對共和政體的關註結合起來”。因此確立了憲法必須貫徹兩項基本原則:國家的結構形式以聯邦主義為基礎,政權組織形式以分權、制衡原則為基礎。

  美國取得獨立戰爭的勝利以後於1787年在費城召開了制憲會議。在議會上占優勢的是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派。他被稱為美國憲法之父,他的政治思想對制憲會議起著支配作用,漢氏在獨立戰爭時期,任總司令華盛頓的軍事助理,他的職位使他親身體驗到邦聯政府軟弱無力,不能夠給軍隊籌集和輸送足夠的糧食和兵源,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為了保護私有財產,實行有效的統治,必須廢除邦聯制,建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1787年6月18 日,他在制憲會議上提出有關國家制度的方案時說:“我們現在要建立共和制政府,真正的自由既不能來自專制主義,也不能來自極端民主。”他所設想的政治制度,既不是專制主義的,也不是民主主義的;弗吉尼亞州的代表、州長班德爾附和漢密爾頓的主張,在會議上提出了國家制度的具體方案,建立兩院制的國家立法機構,一院由普選產生,一院由州立法機構間接選舉,賦予兩院以各州不能單獨解決的各種問題的立法權,聯邦中央還要建立強有力的行政和司法機構,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之間貫徹分權與制衡的原則;各州政府仍然保留,但只作為地方行政單位發揮作用,完全否定了各州獨立自主的概念。這就是聯邦派為美國憲政所設想的聯邦主義藍圖。

  反聯邦派的代表則團結在新澤西州代表、州長佩特森的周圍,他在制憲會議上提出的方案是以保留各州主權為基礎的,成立一院制的國家立法機構,由各州派同等數目的代表組成,並對國會的立法享有同等的否決權,違反國會立法者的懲處由各州法院管轄,這實際上是說,不得各州的同意,國會不得行使立法權;國會對行政官吏的任免也必須得各州的同意。可以看出這個方案是以保留各州主權為基礎的,是邦聯條例的翻版。制憲會議圍繞著上述兩個方案進行激烈的辯論,會議面臨著三種選擇:(1)各州完全分離;(2)維護各州鬆散的聯盟,即保留原來的邦聯制;(3)建立聯邦共和制。

  經過辯論後,制憲會議通過了聯邦共和制的憲法草案,隨後聯邦派和反聯邦派又就憲法草案展開了論戰。聯邦派的領袖人物漢密爾頓等人發表了一系列的宣傳文章,闡明憲法的精神和聯邦主義原則,如漢氏在《再論行政部門》一文說:“決定行政管理是否完善的首要因素是行政部門的強而有力。舍此,不能保衛社會免遭外國的進攻;舍此,亦不能保證穩定地執行法律……不能保障自由以抵禦野心家、幫派、無政府狀態的暗槍與明箭”。他在《司法部門》一文中說:“而憲法事實上是,亦應被法官看做是根本大法。所以對憲法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應屬於法院。如果兩者出現不可調和的分歧,自以……憲法為準。”漢氏這些論點為確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為最高法院運用司法審查權維護憲法的權威,調整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以及聯邦和各州的關係提供了思想理論依據。漢氏的文章論點鮮明,邏輯嚴謹,文采優美,膾炙人口,廣為流傳,具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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