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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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易感性(anxiety sensitivity)、焦慮感受性、社交焦慮易感性、焦慮認知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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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易感性是指焦慮易感性越高的人,越是會因為自己的焦慮表現(比如心跳加快、驚慌感)而恐懼,也會更加留意自己出現的焦慮反應,這就使得他們更容易出現“對焦慮的焦慮”。
焦慮感受性是對焦慮相關的軀體感覺的恐懼,這些感覺被認為由主觀產生,並具有危害身體、社交和心理的性質。比如有心悸經歷的人可能會把它看作能危及到心髒的發作,結果導致焦慮的增加。
焦慮易感性的一般假設是個體特征性的註意、解釋、 記憶負性事件等多種認知方式增加了發展為焦慮的風險。焦慮的認知模型強調註意和解釋的偏差, 貝克認為認知性地易感焦慮的個體將顯不出對焦慮相關刺激的優先的註意、 記憶及有認知圖式基礎的偏差性解釋。
焦慮易感性與註意偏向的關係不只是單純的相關關係,更是因果關係。但是,目前直接針對這種因果關係進行研究的工作還很少,而且研究工作並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1]
焦慮常發生在有負性認知、不安全依戀及神經質人格的個體,而有較好的社會支持者相對焦慮水平低。這與以往焦慮易感性的研究結果相似。
期望理論指出, 具有這些觀念的個體當出現癥狀時將變得焦慮, 並且試圖躲避這些情境或場所, 它又會加重上述癥狀。焦慮感受性被認為由基因的聯合作用引起, 特定的經驗導致形成關於喚醒結果的不良觀念。 因為焦慮感受性和驚恐障礙存在許多共同的認知和生理特征,所以很多研究把它當作與驚恐有關的病理心理癥狀的影響因素。運用焦慮感受性指數進行的研究表明, 驚恐障礙患者表現出較高的工分數前瞻性研究也顯示,焦慮感受性是自發驚恐的可靠的影響因素。儘管如此焦慮感受性與焦慮或驚恐的具體聯繫仍不清楚。[2]
焦慮易感性的加工模型[3]
- 1,自動化加工與策略性加工
Bangh2認為自動化加工是無意識的、無目的的、無法控制的和高效使用認知資源的加工過程而策略性加工是有意識的,有目的的、可控制的和低效使用認知資源的。在Beck和Clark11的信息加工模型中,闡述了自動化加工和策略性加工對引起焦慮末激的註意時序差異。他們認為最初對威脅的註意定向純粹是無意識、非自願的自動化加工過程然而也會消耗- -定的註意資源。加工的第二階段被稱為快速準備階段,它會激活所謂的原始模式,與註意維持階段相似,Beck 和Clark認為這一階段同時需要自動化加工與策略性加工。第三階段為二次潤飾個體需要應用多種方式去應對刺激引起的焦慮。同時Mcalytm也指出確定某-個純註意加工方式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焦慮研究的各種實驗範式(情緒sroop實驗、點探測範式,視覺暗示)都可能同時涉及自動化加工與策略性加工。
- 2,聯想加工與基於規則加工雙重系統模型假定
人類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認知加工系統影響著人們的問題解決,社會判斷、情緒調節和評價反應。這兩種系統主要區別在於其發生原理。聯想系統是對概念的快速反應活動而基於規則系統則是對概念間實際相關的理性分析。
研究者們認為聯想系統是根據時間上的相近來加工心理表徵而辨認概念上的真正聯繫卻是基於規則系統的。Strack和Deutsch!認為喚起的聯想系統(如概念“蜘蛛”與“危險")是基於規則系統相應命題基礎的(如“蜘蛛是危險的")。Gawronski 和Bodenhausen2認為對邏輯不一致的聯繫的拒絕是分離聯想加工與基於規則加工的主要方式。比如對“蛇是危險的"這個命題的拒絕是基於規則加工的結果。然而只基於規則系統去否認這個命題並不一定能使聯想系統中“蛇"和“危險”的內在相關失效相反對基於規則系統的否認可能會引起聯想系統內的自相矛盾反而會增強了兩個概念的相關強度。此外Strack和Deutsch也提出當個體受到壓力、分心物,刺激過剩影響時或加工動機很低時就可能無法運用基於規則系統中的有用信息來進行加工分析。
- 3,焦慮認知易感性的多水平加工模式
Alison 等"整合了焦慮認知偏差的研究在雙重系統模型和自動化,策略性加工基礎上提出了焦慮認知易感性的多水平加工模型。此模型著眼於雙重系統模型的核心假說認為個體在聯想系統和基於規則系統的差異可以解釋個體焦慮認知易感性的不同程度。模型的中心理論是焦慮障礙的發生,發展是由對威脅的相關聯想和異常的失效聯想策略共同決定的。此外個體在執行功能上的差異(工作記憶容量)也是導致焦慮易感性的潛在因素。
該模式認為當遇到一一個刺激(如牆上的紅點)時會激活聯想系統里相應的概念。當這個概念與威脅相關概念相聯繫時安全定向的行為圖式就會被激活個體會對威脅刺激即時定向其中個體在最初加工階段的核心差異就是刺激和威脅相關概念的聯想強度。如果一個刺激自發的激活 了聯想系統中的相應概念基於規則系統會立即使用聯想系統輸出的內容來解釋和評價刺激當這些輸入內容涉及威脅相關聯想時,刺激就會被解釋為有威脅併在-定程度上增強聯想強度。此時個體會意識到在維持對威脅相關刺激的註意但這種註意維持並不是個體有意要去註意這個刺激而是被聯想系統所引發。
焦慮易感性模型的發展[2]
隨著生物一心理一社會醫學模式的發展, 人類對健康和疾病的本質有了深刻理解, 逐步認識到精神疾病絕不會是單一因素造成的, 任何心理異常現象的產生都是生物心理和社會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因而出現生物一心理一社會觀點整合的趨向。生物心理社會文化因素各自有獨特的內容, 三者又具有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不可分割的關係。
焦慮的易感性一應激模型認為, 特定的素質因素包括生物的和心理的被特定的環境因素激活, 使個體發展為病理性焦慮的風險增加毛一洲。當缺乏適當的應激事件時, 這些影響因素保持潛隱狀態, 此時個體仍未受到影響影響因素一旦被激活, 它可能偏離正常的信息加工過程, 增加對有害刺激的感知, 導致頑固地使用逃避傾向的應對策略、出現持續性的負性情感, 並使個體處於準備和喚醒狀態。這些影響因素可能導致個體選擇更具威脅性的環境和維持對應激的反應狀態, 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個體的應激過程。另外, 發展的焦慮的易感性一應激觀還強調影響因素和應激間的作用是相互的、由與發展背景相關的多種因素決定的。依據這種整體的觀點, 焦慮被認為源於多種非特定性的和特定性的生物的、心理的影響因素, 在這些因素之間,或在偶發的環境之間存在持續的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