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詒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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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詒徵

　　柳詒徵，字翼謀，亦字希兆，號知非，晚年號劬堂。學者，歷史學家、古典文學家、圖書館學家、書法家。江蘇鎮江丹徒人。

　　中國近現代史學先驅，中國文化學的奠基人，現代儒學宗師。7歲喪父。16歲與趙聲同案進學後，設館授徒，以維持家庭生活。後由陳慶年介紹到繆荃蓀創辦的江楚編譯局任助理。光緒二十八年（1902）他隨繆荃蓀到日本考察教育，回國後在南京與茅謙、陶遜等創辦思益小學堂，成為南京第一所新制小學。後又任江南中等商業學堂、江南高等學堂、江南高等商業學堂、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教員。辛亥革命時任丹徒縣臨時議會副議長、鎮江（府）中學監督。後又歷任北京明德大學、南京東南大學等高等院校教授或講師，當代知名學者如茅以升、張其昀、張世祿、王季思等都是他的學生。

　　柳詒徵曾參與主辦《學衡》、《國風》、《史地學報》等學刊，為當世學人中的領袖人物。所著《中國文化史》為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繆鳳林譽之為“近百年來所未有之大著作”。所著《國史要義》和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是中國兩部系統的歷史哲學著述，蘇淵雷稱之超越《史通》、《文史通義》的現代“命世奇作”。又曾編著第一部中國教育史著作《中國教育史》。1903年編著最早的一部全國通用的近代新式中國曆史教科書《歷代史略》。1905年任教江南商業高等學堂時，曾完成《中國商業史》，這是最早的中國商史專著。經濟商業方面的著作還有《商業道德》、《中國財政史》。

　　柳詒徵出生於1880年2月5日，江蘇鎮江城內一個書香門第。幼時家境清寒，他7歲喪父，在母親鮑氏教育撫養下，17歲中秀才，成為晚清優貢生。1901年進南京的江楚編譯局工作，拜繆荃孫為師。

　　1903年隨繆荃孫赴日本考察教育，並贊助趙聲從事反清革命。柳詒徵從此開始一生中以教育和著述為主的經世變革事業。

　　1903年，柳詒徵與陶遜等在南京創辦新式教育的思益小學堂，學生有茅以升、宗白華、周叔弢、陳寅恪、陳方恪等。不久又創辦江南中等商業學堂、鎮江大港小學。1908年、1910年兩度在兩江師範學堂當教習，受到學堂監督李瑞清的尊崇，學生有胡小石、柳肇嘉、呂鳳子、薑丹書、李健等。1911年任鎮江縣臨時縣議會副議長。

　　1915年至1925年，柳詒徵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任教，參與辦《學衡》月刊，學生有嚴濟慈、張其昀、繆風林、陳叔諒、向達、劉剡黎、徐震、陸維釗、胡土瑩、範希曾、王駕吾、張世祿、陳子展、胡煥庸、王季思、唐圭璋等，育才眾多，形成東南學派。這時他學術創造力最旺盛，其《論近人言諸子學者之失》一文批評章太炎、梁啟超、胡適學術上過失，被章太炎覆信譽為“風鳴高崗”。吳宓稱柳詒徵“才學識兼一世雄”。

　　1925年，柳詒徵協助楊杏佛反對校方經濟不公開，仗義直言，憤而離校。後歷任東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授。1927午回南京，恢復東南大學，籌建第四中山大學，事竣退任南京龍蟠里的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在任10年，創館刊，編書目，印善本，使一僻地窮館名聞海內外。他1935年主編的《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及其補編，盡括當時館藏，至今尚無人能繼。

　　1937年抗戰軍興，柳詒微輾轉流亡東南、西南，著《明恥教戰》，宣傳抗日。1942年在重慶任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導師，成為國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 1945年秋回南京，再任國學圖書館館長，致力於復館，搜尋散失藏書，殫精竭慮，基本恢復館藏，並印《現有書目》以告世人。1948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並以其學問聲望在人文組獲票數第一。

　　1949年，柳詒徵隨兒孫居上海。9月，被聘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負責圖書事業，以70歲之軀愉快忙碌不息。1953年任上海圖書館籌備委員，募收廬江劉氏、松江姚氏藏書，使上海圖書館藏書為東南之最。1956年2月3日柳詒徵病逝於上海，葬於鎮江南山森林公園，與好友趙聲之墓隔山相望。

　　柳詒徵一生未進學校讀書(包括南苦書院和兩江師範)，自己苦學而成國學大師，在史學、書法、圖書館事業和教育事業上卓有建樹，著作等身。代表作有《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柳詒徵史學論文選》正續編等。其愛女柳定生所編《柳詒徵年譜》，其長孫柳曾符、曾孫女柳佳合編《劬堂學記》，記述柳詒微生平最詳。王季思紀念柳詒徵有詩雲：“東西學術志溝通，文筆東南第—峰。還見劬堂風範否，相看剩有六朝松。”

　　柳詒徵為中國近現代史學開創者。1903年編寫《歷代史略》，打破綱鑒的編年形式，從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統敘述歷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國曆史教科書。他也是中國編著新型歷史教科書最早、最多的學者。1905年完成《中國商業史》，是最早的中國商業史專著。1910年完成《中國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國教育史著作。

　　柳詒徵1923年完成《中國文化史》，為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柳詒徵透過許多著作，闡明中國文化義理，是中國文化學的奠基人。柳詒徵是現代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國學導師。作為現代中國文化宗師，創辦《學衡》雜誌、《國風》學刊、《史地學報》等學刊，致力於中華文化的昌明、發揚。

　　柳詒徵為現代儒學宗師。作為史學家，由史學昌明儒學。他認為，儒家經典“《詩》、《書》、《禮》、《樂》，皆史也，皆載前人之經驗而表示其得失以為未經驗者之先導也”；另一面，中國史學通貫儒學，儒學精神是中國古代史學的核心。柳詒徵發表論著，對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學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態下”，以孔教拯救現代社會，“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 此吾儕對於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以柳詒徵為南雍雙柱之一的南京大學，是現代儒學復興的策源地^[2]；以其為國學支柱的學衡派，成為後世新儒家的學術濫觴。

　　柳詒徵亦為一位歷史哲學家。“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是其治學的特色”。他在《國史要義·史識》篇中定義歷史哲學：“治史之識，非第欲明撰著之義法，尤須積之以求人群之原則。由歷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謂之歷史哲學。”^[3]

　　柳詒徵亦為一位目錄學家、圖書館學家。1927年主持國學圖書館，直至1948年。其間提供住讀方式便利來館的遠方好學之讀者，為中國“圖書館事業中之創舉”^[4]。為便於“群彥之責索”，乃編著藏書總目，延聘王煥鑣、周雁石等數人經數載努力，1935年完成《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這是中國第一部圖書館藏書總目。

　　作為教育家，柳詒徵愛才、重才，言傳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稱“柳門成蔭”。更多的人則是受到柳氏學問、道德、人格、理想的影響。在中國學術界，有說他“培養出來的文、史、地、哲各門乃至自然科學方面的著名專家最多”^[5] 。柳氏教學之法，鄭鶴聲曾說，“柳先生的教學方法，以探求書本為原則。他講中國史的時候，並不編輯課文，或某種綱要，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幹參考書籍，要我們自動地去閱讀...，讀了以後，要把心得記在筆記本上，由他詳細批閱...他要學生平時以閱讀正史（二十四史）為主，並經常從正史中出許多研究題目，要我們搜集材料，練習撰作能力，由他評定甲乙，當為作業成績...這種治學方式，的確是很基本的，促使我們養成一種嚴謹篤實的學風，使我們一生受用不盡” ；張世祿回憶說他教導學生要能做“比較思考”，鼓勵學生“自己找問題去鑽研歷史”；胡煥庸回憶他的授課“夾敘夾議，...既不是枯燥無味的考證，也沒有不著邊際的空談，真可說是廣徵博引，有引人入勝之功”；茅以升曾說，“我從先生受業八年，感到最大獲益之處，是在治學方法上從勤從嚴，持之以恆”。

　　“柳翼謀為學守則三綱十八目”

• 一保身：遏嗜欲、省思慮、平怨怒、節飲食、謹言語、懲偷惰；
• 二修德：事親孝、與人忠、立志堅、律己嚴、執事敬、處境淡；
• 三勤學：讀經書、考史事、講理學、習國政、作詩文、究技藝。

　　柳詒徵淡泊功名利祿。他痛恨清朝末年官場腐敗和民國初年軍閥竊權誤國，誓不做官，以執教著述，清正自守。他民國時期的學生、美國《時代周刊》記者崔宗瑋曾說：“如果熱衷於官職的話，柳老伯的資歷名望，不要說南高的文學院長，就是大學校長、教育部長，一定會有人請他擔任的。”1942年國民政府成立“禮樂館”，欲借重柳詒徵的德望，讓教育部請柳主持，柳當即“以老弱為辭”，蔣又讓柳門弟子陳訓慈之兄長陳佈雷出面，也被婉言謝絕。”^[6]

　　柳詒徵幼時隨母居外祖家，步入社會後四海為家，債賃為居。雖然如此，他仍淡泊錢財。早年在兩江師範學堂執教，當時為尊師起見，一般每月工資例由會計親送教師，而兩江師範會計卻要教師自己去領。柳為維護師道尊嚴，數月不領，學期結束即請辭，校長李梅庵不捨，托陳善餘詢問原委，遂後才責正會計，得以輓留。1938年，柳詒徵應竺可楨之敦請到位於貴州泰和的浙江大學講學，在課堂上講到日寇在南京大屠殺時，義憤悲昂，突發中風昏倒在講臺。校長竺可楨延醫急救，後柳又在校休養三月。離校時，竺派校車送行，並讓秘書送去舟資三百元，柳詒徵以因病講學未成，堅決不收川資、薪金。

　　著名學者柳詒徵是一位地道的實證主義者。柳氏史學之魂，乃是政治實用主義。就史學流派而言，民國史學有求真與致用之分野。柳氏乃屬致用一系。就史學淵源而言，柳氏史學實為晚清國粹派史學的 邏輯延伸。就經學與史學的互動而言，柳氏史學可視為其經學立場在史學領域的展開。這種展開，從史學的立場看，就是所謂“史術通貫經術”，亦即以“史”來表 現他的根本理念。所謂“史”，乃“學術”之代詞。而“經”則是他所謂“政治”、所謂“實用”、所謂“禮”的對應語。 近代史家一般都信奉進化史觀，柳先生卻不大相信，提過許多質疑，作過諸多批判。柳還不大相信歷史運動的因果聯繫。柳詒徵的思想既有核心，又有系統，層次清 楚，邏輯井然，形成一個相互銜接的系統。

　　1、論孔子

　　他認為，中國兩個最大的學問家是老子和孔子，其學問均從史學產生出來。孔子不是經學家，而是史學家。老子與孔子所講的“道”，就是“從歷史上看出人類常走的路”，即人生之規律。所以，理學與道學均來自史學。又說，孔子學說貫穿中國全部歷史，此前之史則賴孔子得流傳。認識孔子，就掌握了讀史之綱。他還認為，清代乾嘉諸儒獨到之學實為史學而非經學。柳對清代考據學整體評價不高，對漢學有所批評，對宋代文化評價甚高，均與陳一致，但陳認為清人以經學見長，幾乎無史學，則其史學內含實與柳氏殊異。柳的經學與史學相互交融，陳則相互分別，故產生上述殊異。這也反映了柳的古文經學立場。將柳詒徵的上述言論置諸章太炎、劉師培、鄧實諸家中，可謂水乳交融，難加區分。

　　2、史德論

　　在近代史家中，柳氏身上的道德色彩顯得特別濃重。所謂“道德”，包含熱愛國家、尊重傳統、崇尚氣節、端正人格、勤奮工作、一絲不苟等豐富內涵，但核心是“養 心術使底於粹”，從而促進民族國家的利益，出發點是現實政治。他曾說：“吾之人本主義，即合全國為一道德之團體者。”與此相適應，《國史要義》專列《史德》篇，修正劉知幾、章學誠、梁啟超等 人的“史德”論，按以己意，重新申說，力圖“兼本末、包內外，合道德文章而一之”，與政治實用主義相配合，形成一套獨特觀點。就文章寫作角度看，他從史德 方面提出過一些規範，如文無溢美、不為諱飾、不為曲筆之類，但更註重的，還是從道德角度對人進行規範，最終把史學理論轉化為一種促進民族發展的道德哲學與 倫理學。

　　他認為道德是一種正義感。觀察歷史，應以這種正義感為準繩。在他看來，依道德準則衡量歷代王朝的正統性無可非議。他一反近代新史學家的觀念，令人驚奇地對向來遭受批判的傳統“正閏觀”持肯定態度。這種肯定完全是從現實政治出發的。就是說，只有肯定持有正義的王朝的正統性，才能使現實中不具有正義性的野心家不敢輕舉妄動，所謂“使亂臣賊子懼”。

　　在柳的史德論中，歷史、史家、道德實形成一個交互為用的迴圈。歷史（即儒家經書）是培養人類道德修養的源泉。史家帶著道德感去寫史，又通過撰史活動增進自身及社會的道德感。柳的“史德”觀，實已擴展到現實政治，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為宗旨，指明瞭史家修德的途徑（有賴於史）與作用，拓寬了“史德論”的領域，而且並不認為“史學致用”是不德。

　　3、史學功能論

　　由於信奉史學中心論，柳自然會把歷史說成無所不能，這是他史學功能論的特點。1925年，在《學衡》發表《歷史之知識》，著重闡述史學功能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歷史能提供人類以往活動的經歷與經驗，供現代人參考、應用。“研究歷史的最後目的，就在乎應用。”“我所希望於研究歷史的人，並不在乎成為考據家或歷史家，而在乎自己應用。”一針見血地表明瞭他的政治實用主義思想。

　　柳氏的史學功能思想貫穿著他的基本史學觀念和史學目的思想。無論史學功能多麼完備，也要看運用者的心術，所以他又說：“史籍之用，亦視學者之用心何如。用之當，則可為人類謀幸福，為國家臻治平；用之不當，則可以啟亂飾姦。”這樣，史學功能思想就又與史德論結合起來了。

　　4、歷史研究法

　　柳氏認為，中國古代雖無歷史研究法之名，但三傳之於《春秋》，各有師說，以解析《春秋》之 義法，准此而言，則世之有歷史研究法莫先於中國。從此觀念出發，他把歷史研究法劃分為兩個方面：讀史之法與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中，他對文字學方法、統計 學方法、校勘與考據方法發表過精辟見解，都貫穿著“以史為根本”、不希望藉口科學方法來干擾史之根本地位的史學中心論，比較有特點，也都無懈可擊。而且， 他雖精於校勘考據之學，但不主張唯考據是能，則又是政治實用主義使然。 讀史之法看上去似乎是技術性比較強的方法，而且主要是一個實踐經驗問題，可以見仁見智。實際上，它同樣反映柳氏的基本史學觀念。他主張讀原著，反對只讀教 科書，就表明瞭他對新式教科書的態度（這也是章太炎的態度）。讀原著還有讀經的意思，所以他提出：“治史學莫先於讀經。”柳在讀史之法中提出的最有價值的觀點是：讀史須求得圓通。

• 《歷代史略》
• 《中國文化史》
• 《國史要義》
• 《東亞各國史》
• 《印度史》
• 《南洋群島史》
• 《國學圖書館小史》
• 《中國版本概論》
• 《劬堂題跋》
• 《中國教育史》
• 《中國商業史》
• 《商業道德》
• 《中國財政史》
• 《柳翼謀文錄》（臺北廣文書局 1970）
• 《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