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小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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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年工廠法規定，除了某些特殊規定外，每個少年每天不得做工12小時以上。而工人階級則開展了爭取10小時工作運動。資本家們反對縮短工作日，需要找出理由，他們就想到了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納索·威廉·西尼爾。西尼爾根據資本家們要求，於1837年出版了名叫《關於工廠法對棉紡織業的影響的書信》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中，西尼爾提出了“最後一小時”論。西尼爾認為，工人每天勞動11.5小時，其中10小時生產的產品價值補償了預付資本價值，0.5小時生產的產品價值補償了工廠和機器的損耗，最後1小時生產資本家的利潤。就是說，工人給資本家生產的剩餘價值是在最後一小時生產出來的。如果工作日縮短到10小時，不僅沒有利潤，甚至機器的損耗也無法補償。他就以這樣的論述為根據反對工人階級爭取10小時工作日的鬥爭。

　　西尼爾鼓吹“最後一小時”論，目的是維護工廠主們的剝削利益，為他們反對工廠法，延長工作日製造理論根據。

　　馬克思說：“這位教授先生竟把這種東西叫做‘分析’！如果他真的相信工廠主的怨言，認為工人把一天的大部分時間用來生產從而再生產或補償建築物、機器、棉花、煤炭等等的價值，那麼，任何分析都是多餘的。他只須回答：諸位先生！如果你們把勞動時間從11小時減為10小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每天棉花、機器等等的消耗也會減少1小時。因此，你們正好得失相當。”其實，工作日縮短一個小時，僅僅減少一個小時創造的新價值，同時耗費的生產資本的也相應減少，需要補償的價值也就隨之減少，利潤決不會消失。（例如，工人勞動時間為11小時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為11先令，工作日縮短1小時，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為10先令。再假如每1小時創造新價值為1先令，那麼工作日縮短1小時，新創造的價值由11先令減少到10先令。再假定11小時工作日中6小時為必要勞動時間，5小時為剩餘勞動時間，現在工作日縮短1小時後，剩餘勞動時間為4小時，創造剩餘價值為4先令，而不是沒有剩餘價值。）

　　馬克思指出，西尼爾的“最後一小時”論是極端荒謬的，他之所以會得出這種謬論，是因為他根本就不懂得勞動二重性原理。工人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所以在他的具體勞動把不變資本的舊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的同時，又由抽象勞動創造出新的價值。工人每一小時的勞動，都具有這樣的二重作用。因此，工人少勞動一小時，使資本家“損失”的決不是全部剩餘價值，而僅僅是少剝削了在這一小時內由抽象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而已。所以馬克思接著指出：“這個致命的‘最後一小時’……是‘十足的胡說’。失掉這最後一小時，你們（資本家）並不會喪失‘純利潤’，而你們使用的童男童女也不會失去‘靈魂的純潔’。^[1]”馬克思在批判西尼爾“最後一小時”時，還特別指出了西尼爾的自相矛盾之處：他極力向資本家兜售他的“最後一小時”勞動創造利潤的高論，“而在一年前，西尼爾在他那本為牛津的大學生和有教養的庸人寫的《政治經濟學大綱》一書中，還反對李嘉圖提出的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觀點，‘發現’利潤來源於資本家的勞動，利息來源於資本家的禁欲主義，來源於他的《Abstinenz》［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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