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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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監獄（Panopticon）

　　全景監獄全稱為“中央監控式全景監獄”，由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提出，是由英國哲學家邊沁提出的“圓形監獄”設想而來的。圓形監獄描述了一種環形建築空間，其四周被分成多個囚室，中間是一座瞭望塔，監視者站在塔上即可監視囚犯。在傳統社會控制方式下，囚犯被監禁在不同的牢房中，監視著則在牢房的最頂端位置對不同牢房的囚犯進行監視，監視者的視線可以到達每一間牢房，但囚犯卻看不到監視人，因囚犯都被關在不同的牢房中，彼此缺乏信息的溝通。所以，監視人在不在場，囚犯們心中都認為其在場，便會不自覺地接受外在的控制並約束自己的行為。在全景監獄中，觀看是一種權力，被觀看的人只能選擇服從管制，外部的規則便漸漸變成自律性質的約束。

　　法國哲學家福柯指出，在傳統社會控制方式下，囚犯被監禁在不同的牢房中，獄卒則在牢房的最頂端位置對不同牢房的囚犯進行監視，獄卒監視的視線可以到達每一間牢房，但囚犯卻看不到監視人，囚犯彼此缺乏信息的溝通。所以，監視人在不在場，囚犯們心中都認為其在場，便會不自覺地接受外在的控制並約束自己的行為。

　　新媒體時代，伴隨著數字化生存，用戶的數據體量急劇膨脹，相應隱私泄的風險也大幅增加，福柯所言的全景監獄似乎已經成為現實。

　　19世紀以前，歐洲很多國家還存在公開的酷刑示眾，比如斷頭臺的行刑。福柯認為，這是君主對自己受到侵犯的權力的一種重建，是一種活躍的報複力量。但由於在行刑時，人們期望在罪犯最後的吶喊中，聽到對政府、法官和教會的咒罵，藉此找到對政府不滿的渲泄，甚至引起現場的騷亂，反而讓君權與政府一敗塗地。

　　這種公開展示酷刑的儀式，後來受到學者的公開質疑與批判，認為這是獸性對理性的勝利。

　　到19世紀，各國逐漸取消違反人道的酷刑與示眾，但通過監獄、強制勞動等肉體的懲罰從未消失。如果說，封建社會的監禁，是對侵犯王權的懲罰；到了資產階級時代，監禁更多是對違反契約的懲罰與對社會公眾的保衛。福柯甚至認為，在社會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力體系中，刑罰可能比封建社會的君主更沒有底線。

　　在啟蒙學者的話語建構下，真正的政治家開始學會從肉體的懲罰到精神的控制與規訓，用觀念的力量來加固他們的統治。如果說，監獄是對人身體的活動空間與時間支配權的剝奪，規訓則是一種層層監視的“全景敞視監獄”，是更具侵犯性的心理控制。當面對這種沒有單個權力中心、卻又無處不在的權力時，批判無從批判、反抗無從反抗，人的解放與反抗只有畫上休止符。當然，人類不可能再回到極權統治時代，唯一的辦法就是邊緣人政治，即主流人會相對地接納邊緣人的價值觀，給邊緣人一些說話的權力，實現社會的互動和改良。正因為如此，福柯自身作為一個同性戀者的邊緣人群，積极參与社會活動，爭取自我的權力。

　　全景敞視監獄這一概念最初從邊沁在18世紀提出的“圓形監獄”概念發展而來，它只需要一個監視者就可以監視所有的犯人，而監獄中的犯人卻無法確定他們是否受到監視，通過這種設計可以使犯人感到道德的約束和秩序的要求。

　　後來福柯把這個概念發展成“全景敞視主義”，了不起的現代變革，一個控制權力重新分配的社會隱喻。之後，波斯特將福柯的全景監獄理論與資料庫聯繫起來，提出“超級全景監獄”理論。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推進，“全景監獄”成為互聯網的一種隱喻，並演變出超級全景監獄乃至共景監獄。

　　托馬斯·馬蒂森認為，新的技術權力讓多數人觀看少數人，而且是歷史上從沒有這樣大量的多數人，大眾媒介的崛起導致了與全景監獄並駕齊驅的另一權力機制，他稱之為“對觀監獄”。

　　對觀監獄在本質上是全球性的，監視行為使監視者掙脫地域束縛，在數字空間中，距離不再有意義。全景監獄強制人們進入一個可被監視的位置，而對觀監獄不需要脅迫強制人們——它誘使人觀看，進入網路的人只被允許在設定框架內做出選擇。

　　在全景監獄誕生前，普通的當地人觀看他們中挑選出來的當地人；在全景監獄中，某些挑選出來的當地人監視其他當地人；在對觀監獄中，當地人觀看全球人。後者的權威正是由於遙不可及而確立的，生活成了一種觀賞性的行為。

　　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築，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形建築。環形建築被分成許多小囚室，每個囚室都貫穿建築物的橫切麵。各囚室都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裡面，與塔的窗戶相對，另一個對著外面，能使光亮從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後，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監督者，在每個囚室里關進一個瘋人或一個病人、一個罪犯、一個工人、一個學生。通過逆光效果，人們可以從瞭望塔的與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觀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這些囚室就像是許多小籠子、小舞臺。在裡面，每個演員都是煢煢孑立，各具特色並歷歷在目。敞視建築機制在安排空間單位時，使之可以被隨時觀看和一眼辨認。

　　總之，它推翻了牢獄的原則，或者更準確地說，推翻了它的三個功能一封閉、剝奪光線和隱藏。它只保留下第一個功能，消除了另外兩個功能。充分的光線和監督者的註視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為黑暗說到底是保證被囚禁者的。可見性就是一個捕捉器。

　　從一開始，作為一種消極結果，這就有可能避免出現那些擠作一團、鬼哭狼嚎的情況——這種情況在禁閉所可以看到，曾被戈雅（Goya）表現在畫面上，也曾被霍華德（ Howard）描述過。每個人都被牢靠地關在一間囚室里，監督者可以從前面看到他。而兩面的牆壁則使他不能與其他人接觸。他能被觀看，但他不能觀看。他是被探查的對象，而絕不是一個進行交流的主體。他的房間被安排成正對著中心瞭望塔，這就使他有一種向心的可見性。但是環形建築被分割的囚室，則意味著一種橫向的不可見性。正是這種不可見性成為一種秩序的保證。

　　如果被囚禁者是一些罪犯，就不會有陰謀串通的危險，集體逃跑的舉動、新的犯罪計劃、相互的壞影響。如果他們是病人，就不會有傳染的危險。如果他們是瘋人，就不會有彼此施暴的危險。如果他們是學生，就不會有抄襲、喧鬧、閑聊和荒廢時間的現象。如果他們是工人，就不會有混亂、盜竊、串通以及任何降低工作效率和質量、造成事故的心不在焉現象。擠作一團的人群、多重交流的場所、混在一起的個性、集體效應被消除了，被一種隔離的個性的集合所取代。從監督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種可以計算和監視的繁複狀態所取代。從被囚禁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種被隔絕和被觀察的孤獨狀態所取代（Benthan，60～64）。

　　由此就產生了金景敞視建築的主要後果：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這樣安排為的是，監視具有持續的效果，即使監視在實際上是斷斷續續的；這種權力的完善應趨向於使其實際運用不再必要；這種建築應該成為一個創造和維繫一種獨立於權力行使者的權力關係的機制。總之，被囚禁者應該被一種權力局勢（power situation）所制約，而他們本身就是這種權力局勢的載體。對於實現這一點來說，被囚禁者應該受到的監督者的不斷觀察既太多了，又太少了。太少了，是因為重要的是使他知道自己正在受到觀察；太多了，是因為他實際上不需要被這樣觀察。

　　有鑒於此，邊沁提出了一個原則：權力應該是可見的但又是無法確知的。所謂“可見的”，即被囚者應不斷地目睹著窺視他的中心瞭望塔的高大輪廓。所謂“無法確知的”，即被囚禁者應該在任何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窺視。為了造成監督者的在與不在都不可確知，使被囚禁者在囚室中甚至不能看到監督者的任何影子，按邊沁的設想，不僅中心瞭望廳的窗戶應裝上軟百葉窗，而且大廳內部應用隔板垂直交叉分割，在各區域穿行不是通過門，而是通過曲折的通道。這是因為任何一點音響，一束光線甚至半開的門的光影都會暴露監督者的存在。全景敞視建築是一種分解觀看／被觀看二元統一體的機制。在環形邊緣，人徹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觀看到。

　　這是一種重要的機制，因為它使權力力自自動化和非個性化權力不再體現在某個人身上，而是體現在對於肉體、錶面、光線、目光的某種統一分配上，體現在一種安排上。這種安排的內在機制能夠產生制約每個人的關係。君主藉以展示其過剩權力的典禮、禮節和標誌都變得毫無用處。這裡有一種確保不對稱、不平衡和差異的機制。因此，由誰來行使權力就無所謂了。隨便挑選出的任何人幾乎都能操作這個機器，而且總管不在的時候，他的親屬、朋友、客人甚至僕人都能頂替（Bentham，45）。

　　同樣，他懷有什麼樣的動機也是無所謂的，可以是出於輕浮者的好奇心，也可以是出於孩子的惡作劇，或是出於哲學家想參觀這個人性展覽館的求知欲，或是出於以窺探和懲罰為樂趣的人的邪噁心理。匿名的和臨時的觀察者越多，被囚禁者越會被驚擾，也越渴望知道自己是否被觀察。全景敞視建築是一個神奇的機器，無論人們出於何種目的來使用它，都會產生同樣的權力效應。

　　全景監獄要求不對稱地監視，有專業的監視人員，要求重組空間，使被監視的人明白隨時隨地都有人能夠監視我們，這些經典要求在現代新的主要操練機構中——大型工廠和大規模募軍中幾乎得到完美滿足。

　　隨著社會的發展，絕大多數的人不再有機會也不再有必要被拉到以前的“演練場”被演練了，這個時代監視的物理要求正在急速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電子資料庫，馬克·波斯特認為那是全景監獄的電腦空間數字翻版，他寫道，“我們的身體和網路、資料庫與信息高速公路結下不解之緣。”

　　每一次註冊、轉發、消費行為都在增加信息量，依波斯特的看法，大量信息的儲存造就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超級全景監獄”：提供貯存信息的被監視者是監視活動中的主要且心甘情願的因素。

　　對比福柯的全景監獄和資料庫來看，監獄的主要目的是灌輸訓誡，對其監管的罪犯的行為實行統一的模式，它首先是一種抗禦差異和多樣性的武器，而資料庫及其潛在的用途沒有這樣的直接目的，它的目的是保證記錄在案的準確性和可靠性，篩掉沒有購買能力和可能的人，期待被記錄者過簡單刻板、方便預測的生活，本質上，資料庫是選擇、分割和排斥的工具，與全景監獄不同，資料庫是流動性的載體，而不是束縛人們在原地的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