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生意效應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在研究產生規模效應的內生增長模型中，新熊彼特主義者考慮了一種能夠抵消規模效應的因素——“偷生意效應”。它是熊彼特“創造性毀滅”過程中取走原有產品壟斷利益的效應，或者說，對原來的知識創造者是一種負效應。但是，在格羅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於一方面排除了多個公司生產同一類產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這種“偷生意效應”不夠強，因此，規模效應模型分析的結論中仍然存在正的規模效應。

　　在研究經濟增長理論是否能消除規模效應又能保留內生增長理論“精髓”的方向中。新熊彼特主義經濟學家開闢的一條新思路，他們從特定的研究視角來分析規模效應問題。阿爾文·揚(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8)、貝里特(Peretto，1998)等為代表的增長模型，集中於對“偷生意效應”的分析，提出了一種消除規模效應的新方法。

　　以阿爾文·揚的模型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從兩個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創新活動而“偷去”創新者的創新利潤流，即不僅通過產品的質量創新而且通過產品模仿來分割創新的壟斷利益，這樣，“偷生意效應”就大大加強。揚的分析得出了一個與以往內生增長理論相反的結論：經濟規模愈大，參與分割創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應”就越強；而且，如果“偷生意效應” 主要通過生產模仿產品來分割原有壟斷利益時，將出現負的規模效應。由於揚的模型中經濟規模對長期增長可能具有正、負或無規模效應,而且他的模型是從特定的角度進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論結論具有明確的政策含義。按照揚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簡單地對所有研究部門實行“遍地開花”式的資助,那麼,很可能只是激勵產品的模仿，從而隻影響收入水平，而不能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於激勵產品的質量創新，並根據R＆D的研究深度實行重點資助或配額資助，那麼，就可以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因此，阿爾文·揚的政策含義是：政策資助應該向創新難度大的人員或項目傾斜。

　　“偷生意效應”的存在表明，一個個體的發展有可能損害另一個個體的利益，或者說，一個個體的增長基礎可能是另一個個體的不增長。如果“偷生意效應”發生於一個地區中，可能表現為一些人收入相對上升而另一些人收入相對甚至絕對下降；如果發生於一國中，可能表現為一些地區收入相對上升而另一些地區收入相對甚至絕對下降；如果“偷生意效應”發生在世界層面上，就表現為一些國家收入相對上升而另一些國家收入相對甚至絕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