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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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阀(Zaibatsu)

　　财阀是指家长式的垄断资本集团，是通过家族控股和支配经营管理权而实际掌握的一系列企业联合体。

　　“财阀”一词源自日本，约在公元1900年前后开始使用，最初是指某地的富豪，到了明治时代末期，渐渐不再限于某地，通指该富豪的家族。在现今的定义里，财阀指某家族或者其拥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所设立的母公司为中心，旗下拥有经营各式事业的子公司的企业集团。

　　典型的财阀具有以下五个特质：

　　首先，除国有企业外，一定是紧密的家族企业，企业内主要的资源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且彼此都有血缘关系。

　　第二，企业经营的范围广泛，员工众多，而且占国民生产毛额相当大的比重。

　　第三，财阀旗下通常都有金融业，方便企业调动资金（甚至非法借贷）。

　　第四，企业集团内的交叉持股非常普遍，公司的经营权经过多次交叉持股后，增加了财阀内的紧密度，方便相互借贷，同时也造成财务透明度减少；不过集团内如果有企业经营不善，也经常互相牵连。

　　第五，财阀通常与政府关系良好，经常获准经营政府特许的行业，例如石化重工等，而财阀也会透过政治献金、参选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介入政治。

　　一、三星集团

　　三星集团的创始人一李秉哲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于1936年开办的第一家企业是位于韩国马山的米面加工铺。之后又收购了原来日本人经营的“马山日出汽车会社”，从事运输业。作为三星集团母体的三星商会于1938年在大邱成立。三星商会的资本金只有3万元，主要业务是把浦项产的干鱼和大丘产的果物出口到中国的北方地区。1948年11月在汉城成立了三星物产公司，开始了真正的国际贸易业务。当时的主要贸易业务是把海产品出口到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同时进口钢材、医药品、白糖、缝纫机和化肥等。

　　朝鲜战争时期的1951年，在釜山成立了三星物产株式会社。三星物产株式会社刚刚成立6个月就实现盈利10亿元，1952年1月已实现利润20亿元，走上了快速成长之路。

　　从贸易业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逐步转向了制造业。s当时韩国政府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三星也抓住了这一机遇。1953年成立白糖加工企业，1954年成立毛纺织企业。这就是三星集团的两个成员企业——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的前身。这两个企业在三星集团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60年代对三星来说是一个比较坎坷的时期。1965年三星集团建立了大型化肥厂——韩国肥料。工程将要完工的时候发生了震惊全韩国的糖精原料走私案件。建设“韩国肥料”需要进口许多建材，其中包括白色水泥。在企图把糖精原料当作白色水泥走私时被海关发现，酿成了恶果。最终不得不把“韩国肥料'51％的股份捐献给国家，了结了此事，这是三星集团发展史上的一个污点。

　　三星电子成立于1969年，当时韩国国内有23家收音机生产企业，8家电视机生产企业，以及其它电子企业共1456家。三星响应“培育出口产业”的政府号召，主张把电子产业培育成为出口产业。但其他电子企业都反对三星参与电子行业，认为如果三星参与电子行业，将会独霸国内市场。韩国电子工业协同组合以国内供给过剩为由极力反对三星电子的成立。

　　商工部也在舆论的压力下，不敢批准三星电子成立。李秉哲会长不得不去面见朴正熙总统，最终才得到政府许可。可见，当时韩国对企业的管制相当严格。

　　70年代是韩国重工业化时期，三星也参与了这一过程，但相对于现代和大宇，三星参与重工业的积极性并不高。现代积极参与重工业领域，先后成立了汽车，造船等10家企业，同时期大宇也成立了9家重工业企业，而三星仅仅成立了三星重工业等5家企业，把发展重点放在了其他方面。

　　1975年三星物产被韩国政府指定为第一家综合贸易商社，成为三星集团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三星电子进入半导体领域，又是一项重要选择。1974年12月收购韩国半导体(株)的韩方股份参与半导体领域。1977年12月又收购了韩国半导体(株)的美方股份，并改名为三星半导体进行独立经营。1980年1月将三星电子和三星半导体合并为三星电子。

　　当时韩国国内还没有半导体产业，基本上是从零开始。但十多年后的1994年，韩国的半导体出口额达到126亿美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星电子在世界上第一个开发成功64MD和256MDDRAM，半导体销售收入在全世界排在第11位。并在DRAM单一产品成为世界第一。80年代是三星集团的二次创业期。直到70年代末，三星集团已涉足13个行业，实现了多角化经营。而进入80年代之后，促进了关联多角化和垂直系列化。

　　80年代成立的三星综合化学与在此之前成立的三星石油化学、第一毛织的合成树脂(ABC、APS)组成了从原料到石化产品的完整的体系，实现了一个行业上的垂直系列化。

　　从1981年到1990年期间成立的其他关联企业包括，电器电子工业7个企业，食品纺织业2个企业，重工业领域5个企业，广告业1个等。

　　1987年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哲去世，三星集团进入第二代体制。90年代以后成立三星信用卡并收购了国际证券，正式进入金融领域。

　　1994年在经厨了千辛万苦之后，三星汽车项目终于得到政府批准，正式进入汽车制造领域。当然，这是三星集团发展史上的最大败笔。1997年的金融危机将刚刚成立的三星汽车彻底打垮并成为沉重包袱。

　　二、现代集团

　　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原来在汉城的一家米店当送货员，后来收购这家米店并于1938年成立了庆日商会。

　　在收购米店之后，郑周永涉足的第二个生意是汽车修理业。1940年郑周永设立了“亚都服务社”从事汽车修理业。但由于1942年日本下了企业整理令，郑周永的汽车修理行被迫关闭。

　　解放后的1946年4月，郑周永在汉城成立了“现代汽车工业社”，从事汽车修理业并第一次使用“现代”这一商号。

　　但一般认为，现代集团的母体是1947年5月成立的被称为“现代土建社”的建筑企业。1950年1月，现代土建社和现代汽车工业社合并为现代建设。在朝鲜战争之前业务发展缓慢。朝鲜战争结束后，战后重建工作给现代建设带来了发展的契机。1957年现代建设跻身于韩国国内六大建设企业行列。

　　现代建设是现代集团的火车头，现代集团正是以现代建设为核心逐步发展起来的。

　　60年代是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在这一良好的成长背景下，现代建设在60年代又实现了长足的发展。1962年现代建设已成为韩国第一大建设企业。

　　第一汉江桥、京釜高速公路、湖南肥料工厂等大型建设项目中，现代建设都承担了重要角色。不仅如此，现代建设也是韩国第一家进入国外建筑市场赚取外汇的企业，1965年现代建设承担了泰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成为韩国建设业史上的划时代的里程碑。

　　1967年成立的现代汽车是现代集团发展中的又一个支柱。

　　现代集团占据韩国财界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是70年代韩国的重工业化。1973年韩国宣布重化学工业宣言，大力发展了重工业。在这一进程中，现代集团积极参与重工业建设，与三星集团的消极应付形成了对比。

　　1973年现代集团的销售收入为510亿元，远远小于乐喜金星的1370亿元，和三星的980亿元。甚至落后于1968年刚刚成立的大宇集团。但是，从1973年到1980年期间实现了年平均增长81．1％高记录，创造了现代神话。

　　1973年成立的现代重工业是现代企业涉足重工业后成立的第一家企业。之后先后成立了现代汽车服务(1974年)、现代电线(1975年)、现代综合制铁(1977年)、现代精工(1977年)、现代车辆(1978年)、仁川制铁(1978年)、大韩钻业(1978年)、现代重电器(1978年)等。除此而外，又成立了许多与建设业相关的企业，如，白济钢筋混凝土(1975年)、东亚产业(1976)、高丽港湾开发(1976年)、韩国铺设建设(1976年)、韩国都市开发(1976年)、汉拿建设(1977年)、金刚木材(1978年)。此外还有现代综合商社(1976年)、现代商船(1975年)等。可以说现代集团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在70年代成立的。

　　1975年现代汽车推出了韩国第一辆国产汽车，现代汽车也确立了韩国第一汽车制造企业的位置。

　　现代建设也在70年代进入中东建设市场，在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国家承担了大型建设项目。这些都成为现代集团发展成为韩国第一大集团的重要基石。

　　进入80年代后，由于中东建设市场的萎缩和造船业的不景气，现代集团的成长势头裹足不前。

　　为了适应新的环境，现代集团开始改变重工业比重过大的比较单一的集团结构，向电子等其他领域扩张。

　　1983年2月成立了现代电子，开始涉足半导体领域。半导体行业的特点是产品的生命周期短，设备投资规模庞大，所以是风险较大的领域。现代集团涉足半导体领域承担了较大的风险，也遇到了许多反对意见。日本的许多业内人士也认为，现代集团涉足半导体领域是不会获得成功的。

　　但现代电子却在半导体、信息产品、通讯产品、音响、精密仪器等领域站稳了脚根。

　　除了电子行业外，现代集团也开始涉足金融领域。80年代先后成立了现代火灾海上保险(1985年)，现代证券(1986年)，现代投资咨询。此外，1984年成立了现代商船，1989年成立了现代石油化学，进入了石化行业。

　　现代集团和三星集团共同构成了韩国财界的两大主轴。

　　三、大宇集团

　　大宇集团有着比较独特的成长历史。三星集团和现代集团都有较长的企业发展史，而大宇集团的企业史始于60年代。1967年大宇集团的创始人金宇中在汉城成立了“大宇实业株式会社”。当时大宇实业是一个很小的贸易公司，资本金只有500万韩圆，5名职员。

　　大宇实业的主要业务是向东南亚出口纺织品。1967年的出口额达到58万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业绩。

　　进入70年代后，大宇从纺织品出口转向成衣出口，并进一步开拓了海外市场。1969年在新加坡、纽约、悉尼等地开办了支社。1970年为确保原材料供应，在日本大阪成立了支社。由于美国市场需要的增加，大宇的出口额大幅增加。

　　大宇之所以能顺利启航，主要是因为顺应了韩国政府出口导向政策，一开始就把海外市场放在企业发展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大宇精神”。

　　1970年金宇中的合作伙伴离开了大宇，金宇中就自任大宇社长，确立了金宇中体制。

　　大宇发展的第一个契机是金宇中抓住了美国对进口纺织品实行配额制的绝好机会。当金宇中得到美国即将实行纺织品进口配额制的情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为了今后得到更多的配额，就要增加当年的出口数量，因为配额数量取决于实行配额制之前的实际出口额。为此，大宇以出口数额为第一目标，不计成本收益，结果出口额增加了5倍，在亚洲纺织品出口企业中占据了第一位。

　　由于1972年美国对香港和韩国纺织品实行配额制，使大宇的纺织品出口变得利润丰厚。大宇的纺织品销售网已经扩大到欧洲。

　　在纺织品出口中获得成功的大宇，开始涉足其他轻工领域。用纺织品出口赚取的利润和银行贷款，开始收购其他企业，共收购14家企业并成为另外两个企业的股东。当时收购的企业包括东南纤维、高丽皮革等大企业。

　　到了1973年，以收购双美实业65％股份为开头，先后收购了三州大厦、大宇机械、新成通商、阳进土建、东阳证券(大宇证券的前身)、东国精密等十家企业，并成立了东阳投资金融。1974年收购大宇电子交通会馆(大宇大厦)和大元纤维，1975年参与了大韩教育保险。

　　另外，从1973年起开始涉足建设业。为了进入海外建设市场收购阳进土建并成立了大宇建设。大宇建设先后改名为大宇开发、(株)大宇建设，1984年变为(株)大宇。

　　经过几年的企业收购，大宇从一个纺织品出口企业逐步发展成为纤维。皮革及轻化”正产品的制造、销售和出口的企业集团，并向金融领域扩张。

　　1975年大宇实业被正式指定为综合贸易商社，综合商社指定制度是韩国为实现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而制定的一项制度，被指定为综合贸易商社的企业可获得出口金融特惠，并可大大提高在海外的信誉。出口金融优惠对大宇集团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70年代中期以后，大宇也开始向重工业领域扩张。从建设业到机械、造船业，大宇逐步改变了单一的轻工业结构。

　　大宇继现代集团之后，也进入了中东建设市场，并逐步发展成为仅次于现代建设的第二大建设企业。

　　由于大宇集团在收购亏损企业并使之正常化方面表现出非凡的能力，1976年韩国产业银行要求大宇收购韩国最大的发动机、车辆及产业机械生产企业—韩国机械。当时韩国政府为拯救在亏损中挣扎的韩国机械已向其他企业集团交涉过收购事宜，但都遭到拒绝。大宇内部也有许多人反对收购韩国机械。韩国机械成立于日本占领时期，是日本为制造潜艇而成立的。虽有40多年的历史，但从没有盈利过。不仅如此，企业的负债超过当时大宇的全部净资产。

　　尽管如此，金宇中还是决定收购韩国机械。在收购韩国机械后，与大宇机械合并为大宇重工业，金宇中亲任大宇重工业社长。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终于把大宇重工业改变为盈利企业，由此金宇中也名扬韩国内外。

　　之后，大宇又连续收购了制铁化学(1977年)、新韩汽车(1978年)和玉浦造船所。玉浦造船和新韩汽车的收购也是在政府的要求下进行的。

　　大宇之所以能够大力向重工业领域扩张，主要是很好地利用了给收购亏损企业提供的金融优惠。当然，也不可否认大宇在亏损企业改造方面也有独特的经营秘诀。

　　进入80年代后，大宇开始向电子、半导体、通讯等领域进军。

　　1983年3月收购了大韩电线的家电部分，使只生产音响设备的大宇电子迅速壮大。同年又收购了大宇通信、大宇电子部件等。

　　向电子领域进军的同时，大宇也把汽车业作为集团新的支柱产业重点发展。1983年正式更名为大宇汽车。

　　大宇集团的成长过程可以归结为两个特点：一是收购亏损企业，二是开拓海外市场。大宇是继现代和三星之后的又一韩国代表性企业集团。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20世纪初，垄断组织有广泛发展。20世纪30年代前，形成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30年代后，又出现鲇川、浅野、古河、大仓、中岛、野村等一批新兴财阀。这些财阀以家族总公司为中心，形成“家族总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特殊持股关系。

　　1868年，鸟羽伏见战役爆发，幕府军队被拥戴天皇的政府军队击败，幕府政权彻底瓦解，“倒幕派”胜利。同年，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一向遵从“事大主义”，面对强者俯首帖耳，面对弱者则横行霸道。就像1000多年前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一样，大量的“遣英使”被明治政府送到英国学习。包括武士阶层在内的全体日本人也鸟枪换炮，开始剃发易服，摇身一变成了现代人。

　　然而，明治政府却面对着幕府遗留下来的金融烂摊子。市面上有高达1．46亿日元的种类庞杂而混乱的欧美诸国、幕府和各藩发行的金银铜各色货币在流通。非常幸运的是，1866年，在日外国银行纷纷倒闭，国外金融资本逐渐萎缩，未能彻底渗透日本。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并筹措维新经费，明治政府于1868年2月开始发行不能与金银兑换的“太政官纸币”。太政官纸币按照全国粮食产量一石一两的比例，短短3个月就发行了4800万两，逐渐取代了以前的各种货币，成为全国流通的法定货币。

　　1873年，内务卿大久保利通规划日本经济与产业政策，大藏卿大限重薷商信执掌财政金融大权。内务省是天皇的幕僚机构，内务卿是天皇第一顾问。莲大藏省是日本的财务部，主管财政、金融和税收，大藏ePSH当于财政部部长。大隈重信便是与袁世凯签订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之始作俑者。大限重信认为，财政的根本问题在于国际收支不平衡和黄金外流，因此要以出口为导向，振兴日本民族产业，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如果要殖产兴业，必得由政府来筹集资金，打通金融渠道。

　　1876年8月，在大隈重信的主持下，日本政府修订了《银行法》，规定国立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必须不以金银等硬通货而以太政官纸币为存款准备金。没有硬通货作保证，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到1878年年底，银行券发行量达到1．65亿日元，纸币币值连续跌落。实际上，大隈重信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他不过是有意通过不可兑换的纸币搜刮民间财富，将其转移到政府手中，为明治维新的各项事业积累资本。

　　此外，他还大借国债达1．74亿日元。1870～1872年，大隈重信通过英国金融家，以海关收入和铁路收益为担保，发行了100万英镑、年利率9％的国债作为建设资金，建设了日本第一条铁路——东京至横滨的铁路。此后，又通过类似方式，开通了大阪至神户、大阪至京都的铁路，将日本政治、经济、金融与贸易中心城市连为一体。

　　日本的纸币和美国林肯总统的绿背美元一样，是一种主权信贷工具。通过这种信贷工具与外债，明治政府拥有了足够多的可以扶持官营工业的资金。饱尝西洋人坚船利炮之苦的日本人认识到近代化工业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技术的重要性。于是乎，以机械化为核心的日本工业近代化应运而生。

　　在近代商业与炮舰俱进的时代，巩固国防之本在于引进近代化技术的洋枪洋炮，要引进洋枪洋炮，兵器制造的国产化则必不可少。要引进近代化机床、钢材等设备材料，就会因为入超引发财政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发展产业技术，生产出能够赚取外汇的国内产品。为此，就需要在国内生产出用于加工产品的机床和钢铁。在大久保利通和大限重信的主持下，日本官营工业以强兵为目的，以军事机械工业为核心，以矿山、铁路、造船和钢铁等重工业为重点，同时推进邮政、通信、化工和农业等产业。殖产兴业政策卓有成效，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军队的大炮基本实现国产化，可以自给自足，无须进口。

　　1883年，按照伊藤博文的建议，明治政府仿效英格兰银行，创建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政府只拥有日本银行一半的股份，其他都归日本大企业、大商人所有。日本银行发行的货币有硬通货做准备金，此前发行的各种银行券和货币均由日本银行统一兑换和注销。没过多久，日本货币流通均被日本银行发行的新货币垄断，不仅通货膨胀的势头被遏制住了，而且其他银行逐渐转变为受日本银行管理的商业银行。日本货币信用体系逐渐建立并日趋完善。

　　日本重工业形成规模之后，明治政府开始将官办工业几乎无偿转售给民间富豪家族，来培植大财团，建立巨大的企业复合体——“株式会社”。股份在日语中叫“株”，如一股，日本叫做“一株”，株式会社即股份公司。日本股份公司的始祖是涩泽荣一。涩泽荣一原本在大藏省幕僚机构“改正挂”担任挂长，相当于现在的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参与了明治维新几乎所有重大经济政策的规划。

　　后来他弃官从商，创办并完全控制了第一国立银行。这家银行不仅是日本首家近代金融机构，同时也是日本首家股份制企业。日本早期出口创汇的支柱之一是生丝生产，直到19世纪80年代仍占日本出口金额的30％。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生丝企业的资金匮乏，常常需要生丝批发推销商为它们垫付流动资本。而生丝批发推销商本身的资金毕竟有限，往往寻求欧美金融家的资金支持。生丝贸易的金融控制权完全被外国人掌握。1881年，横滨生丝批发推销商联合成立了生丝联合储存事务所，涩泽荣一的第一国立银行筹资500万日元鼎力相助，将生丝贸易的金融控制权夺回到日本人的手中。

　　除了第一国立银行外，涩泽荣一还参与建立了500多家股份公司，成为磊日本株式会社制度的祖师爷。在他的推动下，日本的股份公司在不到30年趟的时间中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到1896年为止，日本各类企业的总数为4596家，其中股份公司为2583家，占56．2％。随着株式会社的普及，明治政府提供大量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逐渐培育出十几个大财阀集团，其中最大的四家分别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

　　三井一直居日本财阀之首。在日本明治新政权与德川幕府的争斗中，三井家族曾资助新的天皇制政府，并为军队支付过军饷。明治政权获胜后，作为报答便让三井家族掌管政府资金——官银出纳和汇兑，其还获得发行三井票的货币发行垄断特权，大获其利。1876年，三井家族以掌握官银为基础开办起三井银行。接着，三井又开办起三井物产公司，并从政府手中廉价购得一批工矿企业。1910年，在发展军需品大发横财的基础上，三井成立了名为三井合名公司的持股公司。通过该公司，三井向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投资，控制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形成三井财团。直到今日名企业索尼、丰田和东芝仍属于该财团。

　　三菱起始于岩崎弥太郎创立的三菱商会，之后获得了政府的保护，从而得以独占日本的海运业。1885年弥太郎去世后，其弟岩崎弥之助继承了经营大权。岩崎弥之助将公司改名为“三菱社”，并将1881年收购的高岛煤炭和1884年租借的官营企业长崎造船所(后发展为三菱重工业)作为其核心产业。1893年，三菱社改组为三菱合资会社。该公司后通过持股方式设立了众多子公司，逐渐进入造船、采矿、造纸、铁路运输和贸易等行业领域。

　　住友在引进外国的技术和机械后生产能力得到大幅飞跃。在吸收西洋技术来不断扩展铜产量的同时，机械工业、石炭工业、电线制造业、林业等关联事业也相继得以发展。最后，发展成为以矿工业和金融业为中心的大财阀。

　　安田创始人安田善次郎1863年以25万两黄金为资本，在东京开办“安田屋”钱庄，发展顺利。1879年，安田经政府批准，以钱庄为基础创办私营安田银行，并逐步向纺织、建筑、铁路交通等领域扩展，形成了包括几十家企业的大财阀。1966年，安田被改组为富士财团。今日日本著名的日产汽车、日立、佳能、富士银行和札幌啤酒均属于该财团。

　　日本财阀形成后，不仅逐渐将国家经济主导权与金融主权从欧美殖民主义者的手中夺取回来，还直接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任何发达国家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原料、能源产地和商品市场，因此，夺取殖民地对于日本来说至关重要。而日本尚无法与欧美列强相抗衡，于是只好将目光转移到近邻的老大帝国的身上。

　　财阀是日本的富豪家族封闭统治下的垄断资本集团。作为日语汉字用语，财阀一词为明治时代日本人所创造，最早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据查，1886年，垄断了东京电灯业的小野金六等出身甲州(今山梨县)的实业家，被舆论称之为“甲州阀”或“甲州财阀”。此后，出身近江国(今滋贺县)的大阪银行业者被称为“江州财阀”，出身清州(今爱知县)的名古屋银行业者被称为“清州财阀”，财阀的称谓遂被社会所接受。

　　财阀的种类，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

　　如果从形成垄断资本集团的时间先后来看，财阀有老财阀和新财阀之分。明治时期的一批暴发户，如三井、岩崎(三菱)、住友、安田、大仓、藤田、浅野、涩泽、古河、鸿池等家族为最有实力的老财阀。较之老财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崛起的久原、铃木、岩井、野村、川崎以及安川、贝岛、中野、片仓、伊藤等地方财阀，可以称之为新财阀。“九·一八”事变后的侵华战争期间的暴发户，如中岛(中岛飞行机股份公司)、森(“日曹”)、野口(“日窒”)、大河内(“理研”)等则是最新的一批财阀。

　　如果从实力排座次，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堪称大财阀或一流财阀，其他则只能称之为小财阀或二流财阀。以三井与鸿池为例，1897年三井元方的财产总额为934．5633万元，三井银行为303．0663万元，三井矿山为142．1681万元，三井物产为60．083万元，三井吴服为16．0777万元，三井地产部为393．3468万元，三井工业部为8．1966万元，三井诸企业的财产总额为1857．6274万元，高居财阀之首。同样由江户时代特权御用豪商起家的鸿池财阀，若与三井财阀相比较，其实力对比的悬殊一目了然。三井财阀企业门类齐全，涉及工矿业、银行业、房地产业、零售业等。鸿池财阀只经营银行业，企业门类单调。创立于1897年的鸿池银行，至1899年其资本仅为100万元，至1900年与河泉町银行合并之后，资本增加1倍，为200万元，也只相当于3年前三井银行财产的2／3。

　　如果从经营产业分类，财阀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三井、三菱、住友、涩泽、藤田等财阀，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并肩而立的综合型财阀。例如，三菱财阀自1869年版籍奉还之后由海运业起家，1873年成立三菱商会，1875年创立三菱汽船会社。1878年创建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1880年开办三菱汇兑店，涉足银行业。随后，借明治政府廉价处理国营工厂之机，1884年购得油户矿山、中岛煤矿，1885年购得大葛金矿，1887年购得长崎造船厂。三菱财阀以海运业为跳板，至1893年成立三菱合资会社，将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到金融、保险、工矿、建筑、造船、仓库、信托业等多种部门，成为总体实力仅次于三井的综合性财阀。

　　以别子铜矿开采而成为暴发户的住友财阀，1895年创办住友银行，1899年开设住友仓库，1901年开办住友铸铜厂，并兼营制丝、机械、化肥、电力、信托等行业，在老财阀中位列第三。

　　涩泽财阀的创始人，是染坊主出身的涩泽荣一。虽然其实力难以与上述3家财阀相匹敌，但以提出“论语加算盘”、“义利合一”等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方针而著称，号称“日本资本主义的最高指导者”。自1873年与三井、小野等商业资本合股创建第一国立银行并独资创设王子造纸公司以来，至20世纪初，涩泽把经营范围扩大到保险、矿山、钢铁、电器、铁路、印刷、化肥、制油、酿酒、水产、林业、旅馆、服装等近百种行业，成为经营种类五花八门的综合性财阀。此外，涩泽还参与500余家企业公司的创办，兼任商业会议所的总裁、银行股东集合所会长，因而赢得“企业之王”的桂冠。

　　酿酒业豪商出身的藤田传三郎参加并在倒幕维新运动中受益，1869年在大阪制造军靴，1874年加入井上馨的先取会社，奠定了事业发展的基础。1876年与其兄鹿太郎、久原庄三郎合伙创办了藤田传三郎商社，成为陆军省军需品的定点生产厂家。1883年购得小坂矿山，1885年出任商法会议所总裁、控制了大阪股票交易所，1887年在冈山县儿岛湾围海造田，创办藤田农场。随着藤田家经营门类日益扩展，实力剧增，升格为继五代友厚、中野梧一之后的关西财界掌门人。其后，又创办了堂岛米商会社、大阪硫酸制造、大阪纺织、阪埽铁道、大阪商品交易所、宇治川电气等公司，成为称雄关西地区的综合性财阀。

　　古河财阀的创始人古河市兵卫，出身京都的酿酒业者家庭。早年从事生丝贩卖，1869年与冈田平藏等合伙经营院内、阿仁等东北地区的矿山，涉足采矿业。1875年开始独立经营草仓铜矿，与生丝贸易绝缘。1877年取得足尾铜矿的经营权，并在涩泽荣一的资助下，走上“铜矿之王”的经营道路。古河拥有足尾、草仓、院内、阿仁、久根、永松等铜矿，产铜量一度占据了日本铜矿总产量的30％一40％。1905年成立古河矿业会社，1911年改组为古河矿业会社，经营铜矿、煤矿和对华贸易。继而，古河家族的经营向铜加工、化肥生产等行业扩展，其后成为位列三井、三菱、住友之后的财阀。

　　另一类财阀业务经营相对单一。其中，安田、鸿池财阀以金融业为主体，兼有少量的产业经营活动。浅野、大仓等财阀以产业经营为主，在金融上对外依赖性强。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于1864年在江户日本桥开办了汇兑货款兼营干货的安田商店，并利用明治初期政府财政政策不成熟的可乘之机，通过倒卖太政官札成了暴发户。1876年与川崎八郎左卫门合伙创办了第三国立银行。1877年创办第6、第22国立银行，1880年创办安田银行，在金融业站稳脚跟。1887年成立保善社作为总部，继续开展金融业务。1893年创办帝国海上火灾保险公司，1896年在东京创办明治商业银行，1900年创办群马商业银行，1901年在熊本创办第9银行，1904年在大阪创立第130银行，成为银行业的二流财阀。

　　鸿池家族的始祖鸿池新六幸元(新右卫门)1600年发迹于清酒酿造业，1619年涉足海运业，积累了雄厚的家底。1656年第一代传人善右卫门正式开始经营钱庄，至第三代传人右卫门宗利时专门经营汇兑业，坐上了大阪汇兑业的头把交椅。从此，鸿池家族就与金融业结下不解之缘。在江户时代，鸿池家族为家贺、安艺、阿波、冈山等30余藩的大名提供金融服务，享受武士待遇。明治政权成立后，鸿池家族投靠维新政府。1869年贡献3万两的御用金，并参与政府的通商、兑换管理，为其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1877年创办资本为50万元的第13国立银行，至1897年改建鸿池银行，1899年资本达100万元，确立了在金融界的财阀地位。

　　浅野财阀的创始人为浅野总一郎。1871年从富山县来到东京开办煤炭厂，开始了其创业活动。在涩泽荣一的提携下，浅野总一郎迅速发迹。1884年购得制造水泥的深川工作分局，扩建为浅野水泥会社。以此为契机，逐渐发展为财阀。

　　大仓财阀的创始人大仓喜八郎，出身越后国(今新渴县)新发田藩。1854年只身来到江户闯江湖，贩卖鱼干以求温饱。1865年在神田河泉桥开办了大仓枪炮店，与横滨贩卖枪炮的外商建立了军火业务联系，通过向幕府和诸藩提供枪炮而迅速发展。戊辰战争期间，大仓又通过为官军经办军火，聚敛了巨额财富，并与明治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873年成立大仓组商会，从事对英国的羊毛贸易。此后，在1874年的日本侵台之役、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大仓家族一手包办了日军的武器和粮食供应业务，既获得巨额利润，也得到向中国东北、湖北等地拓展殖民事业的机会。1911年，号称“制造死亡巨商”的大仓喜八郎成立了资本额高达1000万元的股份公司大仓组，加入财阀俱乐部。虽然大仓家族也兼营啤酒、制革、饭店等业务，开设了帝国饭店、帝国剧场，但从总体上看，军火业始终是大仓财阀的主要业务。

　　从上述财阀的发迹史来看，大体上都经历了从政商到财阀的过程。政商，即殖产兴业时期，通过政府官僚提供经营的便利与保护，在政府扶植下迅速聚敛财富的商人。政商是明治政府改革政策的拥护者和受益者，权力与货币的交换构成双方关系的纽带。这样的发展经历，造成了财阀最显著的特点，即政商性。

　　在急剧展开的产业革命过程中，政商虽然几乎在一夜之间蜕变成垄断资本财阀，但继续保留着浓厚的政商性。财阀与政府的关系极其密切，接受政府的扶植和保护，支持政府的内外政策，派出得力人员参与政府金融部门的管理，或者吸收政府官僚加入垄断集团要害部门的运营。日本银行创立后，安田、三井、涩泽、大仓家族纷纷投资，充当股东。安田、三井家族企业的高级人员出任中高级官员，三菱家族企业的川田小一郎、岩崎祢之助、山本达雄等出任日本银行的总裁。井上馨担任过三井物产前身三井先收会社的社长，还推荐大藏省官僚早川千吉郎担任三井银行的专任董事。

　　除了政商性之外，财阀还具有下述特点：

　　1．封闭性。财阀运营的组织核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同族集团。其典型形态，如1893年成立的三井家同族会、三菱家的合资会社以及1912年安田家设立的保善社等。在财阀的事业运营中，决策权不在股东选举的董事会手中，而是被同族集团操纵。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财阀家族都程度不等地调整运营机制，形成了持股公司与直系公司、旁系公司配套的庞大运营系统，并给予直系、旁系公司相对独立的经营权，但持股公司的最高发言权仍然掌握在同族集团的手中。同族集团的最高领导人，则往往由同姓的亲属轮流担任。三井家族在明治时代再创业并作为财阀崛起的奠基人是三井高福，1876年创办三井银行，自任第一届总长。同年，还创立了贸易公司三井物产会社。三井家在确保家族统治的前提下，重用三野村利左卫门、益田孝、中上川彦次郎等外姓经营精英，使三井家的事业焕发生机，但经营决策权始终由三井家族掌握。三井银行先后由三井高福、其堂弟高喜、其六子高保等三井家族成员出任社长，三井物产的社长则先后由益田、三井高宽、高福的五子高弘等人担任。

　　1909年，持股公司三井合名会社成立。这个公司只允许11个三井家族出资，首任社长由三井的总领家三井高栋担任，垄断了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矿山等三井财阀基干事业的全部股份，并拥有对旗下公司人事、投资、运营的决策权。三菱财阀的创始人岩崎祢太郎在世时支配一切，1885年祢太郎去世后，由其弟岩崎祢之助统管三菱家的巨大产业。1893年祢之助与祢太郎的长子岩崎久祢创办了持股公司三菱合资会社，形成三菱财阀的运营核心。1908年祢之助病故，由久祢担当三菱家的最高家长，并以三菱合资会社社长的资格，主宰三菱家族对旗下公司的统辖权。其他财阀的家族式经营的封闭状态，与三井、三菱财阀大同小异。

　　2．家族集权性。规定和调整财阀同族内部成员相互关系的《家宪》、《家训》等准则，体现财阀的家族集权性。家宪即家族成员和子孙后代必须遵守的家规家法。1900年7月，以三井家族老家长三井高平1782年制定的遗训为基础，再次加以修订的《三井家宪》第一章“同族”规定：所谓“同族”，系指始祖三井高利(1622--1694)的后代并列入《家制》的11个家族，各家族不许退出或接纳新成员。其中，三井八郎右卫门(高福)为最高家长“总领家”，三井八郎右卫门、元之助、源右卫门、高深、八郎次郎、三郎助等6家为同族的“本家”，三井复太郎、守之助、武之助、养之助、得右卫门等为同族的“连家”。在家族会议上，“总领家”居首席，“本家”和“连家”再按家门分坐上下位置，尊卑分明。作为同族成员，必须牢记祖宗遗训，对《家宪》永世不渝并据此制定各家的《家宪》。

　　第二章“同族的义务”规定：遵循祖训，注重兄弟情谊，同心协力；维护祖宗树立的三井家禁止奢侈、恪守节俭的家风；同族各家必须保证其子女选择水平相当的学校，令其就学；同族各家不得加入政党或公开与政治发生关系，不许负债或为债务作保；经同族会批准，各家可以经营工商业，成为公司的股东或企业的业主，担任非三井公司的负责人或职员，从事官务或公务；同族间发生纠纷，不许向法院提出诉讼，而由同族会指定的仲裁人裁断，若不服才可付诸法律裁断；同族各营业店有义务遵照同族会的决议，开展业务，必须向同族会提交业务报告，接受同族会的监督指导；同族会有权更换无经营能力的各家户主。

　　第三章“同族会及同族会事务局”规定：同族会的议长由“总领家”的户主担任，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审议各家亲族关系、业务经营、财产分配、人事任免、家宪变更等各种事务，在1／2成员出席的情况下，经投票作出决议；同族会的讨论内容保密，会议记录根据需要，有限制地供各营业店重要负责人展示；在同族会议长的统辖下，设立事务局，负责起草议案，保管会议记录，处理一般事务。其余第四、五、六、七、八、九、十章，分别为有关三井家族的婚姻、养子、禁治产、户主继承、各营业店重要负责人会议、财产关系、惩罚制裁、补则的规定。

　　较之三井家族长达108条的《家宪》，依据1885年岩崎祢太郎托孤遗训制定的三菱家族《家法》不过9条而已。三菱的《家法》主要规定了岩崎家族成员的构成、相互关系的身份排列，同样体现了家族支配经营权的集权性，以及“奉公至诚”、“勤俭持身”、“大胆创业”、“小心守成”等经营规则。

　　鸿池家族的《宪法》由第12代家主鸿池善右卫门在1889年制定，共54条。《宪法》规定：家主必立嫡宗，嫡宗因病残或行为不正时，则立其弟；嫡系无后，则立庶系，庶系无后，则立与嫡系血缘关系最相近者；确定家主时，必须向祖庙呈献遵循《宪法》的誓约，否则不得为家主；妇女不得为家主等，这些条款封建遗风明显。《宪法》还规定：若辱没家门、损伤家财者，则取消其家主名义；在处理家屋庭园等涉及家族公费支付的问题时，家主不得专断独行，对家主实施一定的限制。与此同时，更规定了家主的各种特权：家主位于鸿池家族的最高支配地位，处于其下位的家族长老“老分”代家主管理家产，全面负责家族的内外事务；其下为经理“支配人”，在老分的指挥下分担内外事务；支配人之下为店主代理“手代”，手代之下为亲信伙计“给仕”，等级判然。地位重要的老分和支配人的进退任免权均掌握在家主的手中，分家在舍弃旧业、另创新业时，须经家主的批准，并有保护家主的义务，从而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此外，《宪法》还规定了同宗之间“待之以客礼”，同族之间应“亲睦友爱”，禁止欺诈的商业行为等，务求“家门名声”传诸“千秋万代”，“祖业”与“天壤无穷”。

　　住友家族的《家宪》，1891年制定，把企业成员分成lO个等级，强调最高家长的权威；安田家族的《家宪》，1887年制定，把同族分成4个等级，各等级均以最高家长为中心，各居其位，维护家族经营的集权性。

　　3．垄断性。由于后发型日本经济的整体水平不高，特别是政府高官与政商的相互勾结，难以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殖产兴业从一开始，资产和资本就集中在少数政商的手中。因此，各家财阀在政商时代的经营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垄断了某种行业。其中，三井号称“金融大王”、“煤炭大王”和“纺织大王”，三菱为“海运之王”，住友为“军需之王”，古河为“铜矿王”，浅野为“水泥王”，等等。这种行业垄断并非经过漫长的自由竞争，导致生产的集中并进而瓜分市场、垄断价格，最终形成垄断，而是在八道不久即迅速独占某种行业，形成了行业垄断性。这样，当政商的产业资本一旦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立即转化为资本垄断集团，即各家财阀。日本资本主义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十余年间，即跨过自由竞争时期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此。

　　4．追随性。财阀的追随性主要体现在对天皇权力的顶礼膜拜和对军部战争行动的支持。迎合现存政权，通过钱权交易而发迹，是三井、鸿池之类江户时代特权豪商的老套数。明治政权成立后，老套数再显灵通，并被其他政商竞相采用。三井高福在戊辰战争战局逐渐明朗后，向朝廷献金充作军费，经管明治政府的货币兑换业务，与天皇朝廷密切了关系。1872年出资创办了第一国立银行，奠定了三井家族继续发展的基础。三菱家族的发迹始自倒幕维新的激荡年代，1871年乘着废藩置县的大变动，岩崎祢太郎凭借与后藤象二郎的关系，从土佐藩厅得到11艘轮船，1872年建立了三菱商事。1874年日本侵台期间，三菱商事承包了海运军需物资业务，事后得到政府无偿赠送的13艘轮船和巨额补助金，实力大为增强。

　　1876年1月，黑田清隆等出使汉城、强迫朝鲜订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陆军卿山县有朋在下关集结军队、不惜为缔约而行使武力时，三菱家族将几乎所有的轮船停泊在下关港，随时准备出动。1877年西南战争期间，三菱家族再次开足马力，为政府镇压西乡叛乱效劳，并因此得到政府的大笔酬谢。至战争结束，三菱已拥有50余艘轮船，总吨位达到3万余吨，一举登上了“海运之王”的宝座。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三菱入股的日本邮船会社提供了57艘大吨位的轮船，向朝鲜半岛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获得飞跃发展的时机。此后，在日本政府发动的对外战争中，政商、财阀追随其后，在韩国、中国各地发展事业。在财阀资本看好的海运业，通过一次次的军需运输，发展迅速。据统计，1893年，日本拥有618艘轮船，总吨位不过20万吨；至1896年，拥有轮船735艘，总吨位增至39万吨；至1905年，拥有轮船1492艘，总吨位猛增到103．5万吨。对外侵略战争为财阀带来丰厚的利润，因此，新老财阀无一不是政府殖民扩张的坚定支持者。

　　5．热衷对外扩张。广大的中国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历来为新老财阀垂涎三尺。借助政府的支持，特别是《马关条约》所提供的便利条件，财阀一拥而上，纷纷来华开办事业，掠夺财富。最先在中国登陆的财阀，当数三菱家族。早在1875年2月，在政府的支持下，三菱会社开辟了从横滨至上海的海运线，在与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和英国P．0轮船公司展开激烈竞争的过程中，排挤了海运对手，垄断了西太平洋对华商贸的黄金水道，赚取了巨额利润。

　　1885年9月，三菱会社配合政府的运作，与共同运输会社合并为日本邮船股份公司，停止两公司问的内部竞争，全力开展对华贸易。1886年3月，日本邮船股份公司开辟了长崎至芝罘、天津的海运线，向华北地区伸张势力。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劫掠了台湾，取得长江航行权，日本邮船股份公司收购了英国太古洋行和道格拉斯轮船公司所经营的神户至基隆以及上海至汉口等多条水运航线，进一步扩大了对华航运业务。1902年5月，涩泽、安田、三井等财阀集资成立湖南汽船股份公司，开辟汉口至湘潭的航运线，深入中国内地。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需求庞大的军事运输为财阀海运业的发展，再次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在开拓中国市场方面，走在最前头的当为三井物产会社。1877年三井在上海开办分社，贩卖三池矿开采的煤炭。1878年在天津开办事务所，从事面粉、大米和煤炭贸易。三井的对华贸易颇有赢利，至1887年三池矿的煤炭远销香港和新加坡。1888年三井收购了三池煤矿后，增加煤炭产量并购置货船，在华南和东南亚各地开展煤炭贸易。1893-1895年在牛庄设立事务所，从事大豆、豆饼的进口以及棉纱、棉布出口贸易。日俄战争后，三井以大连为据点，在对中国东北地区贸易中注入国策因素，在奉天、长春、哈尔滨、牛庄、芝罘、厦门、广州等地设立事务所，并在天津、上海、青岛、汉口等地开办分店，将商贸触角扩展到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对华投资达到2290万元。

　　三菱商会在1885年将海运业务移交给日本邮船会社后，由注重海运业转而开展对华贸易业务。1902年，在汉口设置三菱合资会社门司分社事务所，1910年扩大为分社。1906年在上海、香港开办三菱合资会社分社，专门从事煤炭贸易。后来在北京设置分社，从事海军兵器贸易、矿山调查、棉花改良等业务。

　　后起的大仓财阀也不甘落后，首先将中国东北地区作为对华业务的重点地区。1904年在安东开办大仓组制材所，后扩大为鸭绿江制材公司。1905年与中方合资，开办本溪湖煤铁公司，后来资本增至700万元。1907年投入资金600万元、开办日清制油股份公司，投资150万元、开办奉天电车股份公司，等等。随后，将经营网络扩展到中国其他地区，1912年向汉阳铁厂投资25万元，继而在天津合作开办裕元纺织公司，在上海码头设立仓库，在南京投资凤凰山铁矿，在湖南投资铅矿，在山东、江西、内蒙、山西等地参与多种事业的创办，涉及采矿、皮革、冷藏、禽蛋、土地开垦等门类。上述财阀企业将公司的兴衰寄托于对华贸易的发展，这是它们支持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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