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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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基于刑罚请求权之司法请求权，是公诉权之下位权能。合宪性与合法性、法之发展、宪政之人权保障以及现代刑事诉讼原理是量刑建议权之理论基础。量刑建议权之本体价值是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量刑建议权之目的价值是追求诉讼经济与司法效率。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人依照法律所享有的在庭审过程中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的权力。量刑建议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它属于公诉权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一种基于刑罚请求权的司法请求权。具有如下本体属性：

　　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公诉权的下位权能

　　量刑建议权源于公诉权，而公诉权又直接来自于刑罚权。刑罚权是国家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藉以惩罚犯罪人的权力，具体说来，刑罚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权力渊源上看，刑罚权是公诉权存在的基础，公诉权是量刑建议权存在的基础。公诉权不仅为刑罚权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依据，同时为量刑建议权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量刑建议权是公权力而非私权利

　　没有国家对刑罚权的垄断就不会有公诉的出现，而量刑建议作为公诉权的一部分，是国家通过相关法律赋予特定人或特定机关行使的权力。因此，这里所说的量刑建议权是来自国家的、为维护社会秩序而设立的追诉犯罪的权力。它具有象自诉权等私权利所没有的国家意志性、统一性以及与刑罚距离的进一步拉近等特性。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享有自诉权。自诉权与公诉权同样都是来源于刑罚权的一种权力，两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是分属于不同的主体而具有了不同的权力特性。因此，与公诉权中的量刑建议权相呼应，自诉人在自诉案件中也享有类似的量刑请求权。

　　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主体

　　是由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的公诉人或公诉机关。量刑建议权作为来源于刑罚权的一种派生权力，具有刑罚权的国家垄断性。国家是抽象的，因此其权力的行使必然要通过国家授权的机构或个人实现，而这种机构或个人行使该项权利的时候是以国家的名义出现的。

　　量刑建议权的内容

　　是公诉机关或者个人请求法官对被告人在定罪的基础上处以特定的或一定幅度内的刑罚。定罪请求权和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重要内容，前者是请求法官确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某一种罪名，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提出对该被告人怎样处以刑罚的较为具体的意见。

　　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

　　它不具有终局性。从根本上讲，量刑建议权是刑事诉讼的一方根据自己的认识向居中裁判的法官所提出的对另一方进行制裁的请求，只不过提出这种请求的人是国家的代表，这是它不同于其他诉讼请求的地方。但是量刑建议权与其他诉讼请求一样，是不具有最终结论性的。与之相对应由法官专门享有的量刑裁量权才具有终局性，法官在或接受或否定量刑建议的情况下对被告人的行为及其责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还可以得出量刑建议权的另外一些特点，如主动性、相对的主观性等。

　　量刑建议权体现了检察机关司法监督职能

　　宪法和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司法监督的权力，这种监督是全方位，量刑结果作为法院司法裁判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是检察机关司法监督权的对象之一。因此，检察机关对于法院量刑畸轻畸重的，可以提起抗诉，这是事后监督。量刑建议权尽管是一种不具有终局性的司法请求权，但是由于检察官在诉讼中所具有的司法监督者的身份，因而对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具有较大的制约性，这也是对法院量刑的事前监督。

　　合宪性与合法性理论

　　关于中国的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中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法律依据问题，有人认为法律对此是没有授权的，原因是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在法庭审判中行使量刑建议权。对此应当从合宪性和合法性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中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公诉权是检察权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而量刑建议权与定罪请求权又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行使检察权的应有部分。其次，检察机关在法庭审判中行使量刑建议权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冲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定罪是量刑的基础，量刑是定罪的结果。在法庭审判中，公诉人的任务就是要向法庭证明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础要求法庭对被告人判处相应的刑罚。那么在庭审中，公诉人对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当然应当对于定罪和量刑两个问题讲明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国的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符合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具有合宪性与合法性基础。

　　法的发展理论

　　法的发展理论是建立和完善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的法理学基础。在对域外大陆法系以及英美法系量刑建议制度的考察中，作为一项具有独立价值的法律制度，其在中国的移植与本土化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与紧迫性。现行刑事诉讼司法实务中，公诉人在法庭上发表量刑意见、提出量刑建议，只是根据被告人的行为所具有的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提出一个笼统的建议或者根本不提。这远非法治意义上的量刑建议。中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法律制度，是由于中国的法律传统和现有的法律制度中缺乏相同或类似的法律规范，这就会遇到法的移植问题，这也是法的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会面临的问题。

　　人权保障的宪政理论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保障人权是宪政的最终归宿。宪政是发展人权的手段，没有宪政实践，人权的保障就只能停留在宪法条文的静态之中，而不可能表现在公民的实际享有之中。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为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进行控诉的检察机关所享有。这项权利的行使具有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终极意义。首先，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在客观上是对法院裁决的监督。法院裁决是解决社会纷争的最后救济手段，因此法官的裁判权就成为国家最具权威的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经验。法官的权力如果被滥用，对社会秩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任何一种诉讼，不公正的裁判至少要损害纠纷一方甚至双方的正当利益，特别是刑事诉讼的最终结论，因为直接导致当事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这些基本人权的损失，其不公正对公民的损害往往是不可逆的。量刑建议权本身所体现的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权的监督以及其所引起的更为清晰的公众监督，是对与刑事诉讼结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手段之一。其次，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对于犯罪行为的追诉权，也是对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被害人及其所赖以生存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的保护。量刑建议权作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一项司法请求权，正是国家对公民享有基本权利的生存环境和基本权利本身的保护。再次，量刑建议权所具有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是对被追诉人获得公正审判和判决的保障。

　　诉讼原理理论

　　诉讼原理理论要求检察官不仅拥有定罪求刑权，还应当拥有量刑建议权，公诉人应当明确的向法官表达对被告人适用具体宣告刑的建议。

　　刑事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其结构必定是起诉方和对应的应诉方，与居中裁判的法官构成的一种三角形的关系。而理想的诉讼关系中法官的中立性和消极性是必须强调的，法官与起诉方和应诉方的距离是相等的，法官不代表也不偏袒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利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控、辨、审三方的等腰三角形的结构关系。按照诉讼职能区分的原理，法官、公诉人、被告人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各司其职，三方的职能不应集中或混淆。在诉讼职能的区分中，最容易产生问题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审分离。在刑事诉讼中，裁判方和控诉方都是各自由一个国家机关来担任的，不可否认，由于它们产生的原因和权力来源是一致的，那么它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力，这也就是二者职能容易集中或混淆的基础。在控审职能不分的刑事诉讼中，直接受到伤害的就是被告人。与公诉方相比，被告人处于极大的劣势中。他对抗的是公诉方，而后者所代表的是强大的国家，享有国家所提供的形式多样的司法资源作为追诉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裁判方的法官如果再丧失其超然、消极的态度而主动承担起控诉方的某些追究职责，那么被告人除了坐以待毙以外，别无选择。所以说，控诉与审判职能的分离，无疑是刑事审判中的职能区分赖以维持的首要保障。控审分离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不告不理的原则。具体而言，这一项原则包括四方面的含义：（1）刑事追诉权和裁判权分别由两个国家专门机构各自独立行使。（2）法院的审判必须在检察机关提出合法的正式起诉的前提下才能开始进行。（3）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和范围必须仅限于检察官的起诉书所明确记载的对象和范围。（4）由国家追诉机构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一旦被载入起诉书之中，就接受另一个独立的国家裁判机构的评价和审查。由此可以看出，刑事审判程序从启动到形成裁决结论，检察机关所承担的职责就是启动审判程序，向法官指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并请求法官据此裁判，而法官的职责则是充分听取了控诉方的控诉和辩护方的辩解后作出裁判。控诉方履行控诉职权是法官行使裁判职权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

　　以人权保障为指导思想，对刑事诉讼的模式进行改造。新刑诉法通过引进、移植当事人主义诉讼中的对抗制因素，增强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减少法官的职权因素；通过加强和扩充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使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和防御能力得以提升。这些改革进一步地体现了控审分离的精神，由此塑造了一种带有当事人主义特征的新型诉讼模式--控辩式诉讼模式。作为公诉方的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向法院提起诉讼启动审判程序和在庭审中向法官控诉被告人的职责。在这种背景下来讨论公诉人的量刑建议权的问题并不困难。从法官裁判的被动性来讲，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裁决都必须在当事人的请求和抗辩的基础上进行。在刑事审判中，公诉人在法庭上向法官指明了被告人的行为事实后，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向法官提出被告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请求，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公诉人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其实质是在国家与被告人双方的利益冲突中，公诉人向法官指控了被告人侵犯了其所代表的公益的事实之后，而从公益的角度指出被告人为此所应当付出的代价。要求法官根据指控定罪是定罪请求，而要求法官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裁决被告人负应负之责则是量刑建议。后者同前者一样，都是司法请求。公诉人将二者都向法官明确提出才算完整地表达了自己对案件的整体请求。作为控诉方，除了确认被告人的行为是某种犯罪以外，必定对其应怎样来承担责任有自己的意见和请求。如前所述，请求是裁判的基础，法官在没有控诉方明确的量刑请求的情况下，而主动裁判被告人负某种刑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应有的消极、被动的立场。因为法官本身对于是否应当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和判处什么样的刑罚，是没有也不应当有自己的要求的。美国学者格雷即认为：法官是一种由某一有组织的机构任命并且应那些主张权利的人申请而确定义务和权利的人。正是由于必须有一项向他提出的申请他才采取行动这一事实，才将法官与行政官员区别开来。尽管法律对某一犯罪行为有处刑的明确规定，但如果没有公诉人的处刑请求，法官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决定就是一种没有请求的裁决。

　　提出了量刑建议

　　有人认为，公诉人提出定罪请求后，即等于是提出了量刑建议，因为法律对每一个罪名同时也规定了量刑幅度。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公诉人只须在法庭上将被告人的行为事实陈述出来，连定罪请求也可以不提？因为对哪些行为被认为是犯罪，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法官自然可以根据被告人的行为自己认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只陈述事实而没有请求，根本谈不上是诉讼。有人担心，公诉人在法庭上行使量刑建议权，会侵犯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同样的道理，就像公诉人行使定罪建议权并没有侵犯法官的定罪权一样，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也不会侵犯法官的量刑权。因为无论是定罪请求权还是量刑建议权，都只是请求权，它们并不具有终局性。对被告人确认有罪和判处刑罚，决定权都在法官的手中。量刑建议只是公诉人自己对被告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看法。如果法官对此并不认可的话，他尽可以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自由裁量，就象他在听取了公诉人的定罪请求后完全可以依职权裁判被告人无罪一样。有人认为，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会影响法官的裁判，这种担心是不合理的。因为作为控诉方，他既然提起诉讼，就是要法官倾听其请求，说服法官按照其请求进行裁决。我们不能一面允许公诉人提出诉讼请求，一面又要求其并不期望法官满足他的要求，这是不合逻辑的。控、辨双方在法庭上的行为目的都是试图影响法官的判决，以期裁判结果能够最大程度地有利于自己的或自己所代表的利益。这一点是不需要掩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