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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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悖论，美国行政学家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提出，在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美国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公众在对政府的态度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公民对低层级的政府及其官员持高信任态度，而对高层级政府持低信任态度。
这种“距离悖论”意味着：人们相信或者崇敬离他们近的政府官员，而认为离他们远的政府官员则是懒惰、不称职或不诚实的。[1]
距离悖论是西方国家公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信任感所表现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政治心理和行为，因而对西方国家公民政治参与中出现的一些政治现象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2]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中，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一群学者发现，公众在对政府的态度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当被问及他们对政府的一般感觉时，公民的反应通常是消极的；但当被问及具体机关在具体情况下是如何对待他们时，公民对政府的评价是积极的，持支持的态度。在另一项研究中，查尔斯·古德塞尔访问了三种不同福利项目中的客户，发现“有1/3到1/2的客户感到，政府公务员很关心人、工作努力、有礼貌和效率⋯⋯客户倾向于认为官员们是关心人的，有礼貌的，而且是有效率的，但又不是过分多情的”。1976年他在一项对不同国家邮政职员的研究中，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1995年，古德塞尔在《为官僚制辩护》一书中提供了详细的调查结果，调查汇集了有关美国人对他们所熟悉的具体政府胆务的态度的信息。1992年的调查涉及许多受非议的政府部门和服务领域，包括邮政、公共福利和执法等部门。调查的结果既令人吃惊又鼓舞人心：大部分人对他们所接触到的政府官员持赞同的态度。对该调查报告有着“积极评价的反应率一般在2/3以上，甚至经常达到75%。持负面态度的人下降到1/3以下”。在对调查研究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研究之后，古德塞尔得出以下结论：
人们一般认为官僚是乐于助人的，诚实的，负责的，适应的，有效率的，可依靠的，公正的，友好的，可尊敬的，体谅人的，有礼貌的。在各级政府，甚至在名声比较差的领域如执法、公共福利和邮政服务等部门，这都是实情。有关官僚组织的“硬性”数据，就像“软性”的公民意见一样，绝大多数人对官僚组织持支持的态度。官僚组织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其他的说辞要么是无视证据，要么是说我们全都被理性典范给欺骗了，只有一些持批评态度的理论家能从这种字谜游戏中跳出。然而，当这些批评人士致函社会安全局时，官僚组织也会为他们工作。
在各层级政府中，公共教育是最大的国内支出项目。在过去20年中，人们一直认为，公立学校都是无效的，许多教师是不称职的。但人们真实的想法是很不同的。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哈瑞斯一直就公民对美国教育的态度进行相当可靠的年度调查。当要求给国家公立学校在总体上评定一个等级时，只有18%的人给A或B，而48%的人给C。当要求给社区的学校评定等级时，40%的人会给A或B，31%的人会给C。当要求给自己的孩子所在的学校评定等级时，64%的人会给A或B，24%的人会给C，对教师的评估也与此相同。这些结果很多年都是这样。
这就是距离悖论：人们相信或者崇敬离他们近的政府官员，而认为离他们远的府官员则是懒惰、不称职和不诚实的。一个人可能认为附近学校的校长或住在街角的警官是一个例外，但同时可能相信教育和法律执行系统是一团混乱。
距离悖论体现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公众对为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或特定组织持有特别的好感，而对整个公共服务机制则抱怨不断，距离悖论产生的原因是公众对公共部门的具体运作过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信息，而组织又没有完备的信息交换机制，这种不对称的感觉便显现出来。
这一点似乎符合人之常情。因为一个人更容易从自己的直接感受或直观印象中对身边、周围的官员及公务员给出评价，而且这样的评价因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个人特性而显得真实”。这就给公共官员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可能有效回应其邻居的需求，因为邻居的情感主导着公共舆论；而对于离他们较远的人们、其他的邻居们的要求，不能做出有效的回应，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回应。
距离悖论的启示[3]
距离悖论意味着公共官员要做贤明者，不能过分迎合身边的人，更不能被短视的目光所局限，而要能在取悦邻居与履行公共职责两方面做出恰当取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公务员普遍面对的问题。所以，美国的公共行政伦理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排除个人短视或狭隘利益而去追求行政责任的落实以及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
从理论上看，无论是官僚制体系还是民主制体系的伦理原则都注重责任，前者将责任落实在权限分配和组织命令上，后者将责任归结为法律(特别是宪法)精神的体现，这样，美国公务员所应达成的伦理要求就是将职业行为与组织目标、公众利益相结合，其间要排除个人私情、偏好的干扰，寻找真正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整体伦理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