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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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是指在政府全能管制型模式、社会自治型模式和市场服务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科学的社会管理格局。

　　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包含多元社会管理主体，多元主体的职能及其相互作用构成新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内涵。首先，党委要在社会管理格局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从全局高度谋划和思考社会管理，统筹协调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的关系，统筹安排纪检、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方面工作，支持和保证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其次，政府要强化社会管理责任，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切实改善民生，组织社会组织、公众、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有序地参与社会管理，形成社会管理合力。再次，社会组织尤其是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要充分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等方面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促进社会和谐有序，为健全社会管理体制、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优化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多方需求作出积极贡献。最后，公众是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力量。公众的参与促成了相关政策的出台，政府的积极回应又促进了公众的积极参与。事实证明，公众的参与程度常常决定着社会管理的最终成效。总之，多元社会管理主体共同构成了一个角色有别、职能明晰、运转高效的有机统一体。^[1]

　　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一是重民生。所有的社会问题，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民生。要搞好社会管理，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共同富裕道路，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党委和政府主导下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新型社会管理模式的显著特点。

　　二是重协作。新型社会管理是协作治理的过程，是共同参与、协商对话的过程。社会管理内容广泛，社会问题呈网络化发展，加之日常社会与网络社会互相推动，常常致使社会事件快速升温，演变成社会隐患。这就要求各社会主体必须通过及时沟通、对话协商、统筹协调来解决社会事务的动态性问题，以合作共赢思维来解决社会生活领域的复杂利益问题。

　　三是重创新。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新的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及新的社会职能会应势出现，这些领域没有现成的社会管理办法可以直接应用，需要创新。转型期社会矛盾特别多，特别突出，社会破坏性大，处理不好还会产生新的更大问题，更加需要科学应对，加强预见和预防。也要看到，社会管理在中国起步较晚，远没有达到专业化的程度，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抓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

　　四是重基层。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新局面。新形势下，社区管理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领域，应特别重视对流动人口、特殊人群以及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

　　新型社会管理模式鲜明地体现了善治的基本趋向，它以特有的方式体现了中国社会管理的政治优势。

　　据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包括四个主要特征：一是权利主体多元化；二是治理主体之间责任界限模糊；三是强调政府与社会互动；四是强调社会治理方式的多样性。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治理的目的是通过多元主体的互动、协商、合作，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善治是治理内涵的理性衍生。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通过政府与公民社会协商、互动和合作，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保护弱势群体，最大限度地获得公共利益。善治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在于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不是旨在强调政府要完全放权于社会，也不在于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制衡，这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它作为分析工具，对于中国这样政社长期不分、公众参与意识淡薄的国家，是有借鉴意义的。

　　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具有善治趋向，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管理主体趋向多元。社会管理主体既包括执政党和政府，又包括社会组织和公众。其意蕴包含改善党的领导、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鼓励公众参与。二是社会管理方式趋向合作与协商。在社会管理中，党委发挥领导职能、政府发挥管理职能、社会发挥协同职能、公众参与其中。各主体各司其职、合作协商、密切配合，形成社会管理合力。三是社会治理理念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随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党和政府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社会管理环境不断优化，为实施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提供了基本条件，具有鲜明的善治趋向。

　　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既根本区别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全能管制型模式，也不同于善治理论倡导的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它是中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要不断加以完善。尽管健全这种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体现了一种积极的管理理念和政策导向。随着实践的深入推进，这一模式必将不断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