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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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牍主义（Red-tap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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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牍主义是宣传工作中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指满足于坐机关批阅公文、依靠文书表格指导工作的领导作风。其特点是不深入基层、不调查研究、脱离实际、不负责任、凭主观想象，滥发文件，互相扯皮，搞公文旅行，诿过饰非，把生动活泼的工作淹没在文山会海之中。因此，要改善和提高国家机关以及团体单位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必须脱离文牍主义的窠臼，制定文牍工作规范，完善文牍处理办法。
文牍主义开展工作过于依赖文字材料，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习惯于以发文件、填表格、写报告等方式来推进工作、解决问题。有的“照猫画虎”，定方案、做决策时，喜好照搬照抄上级文件或袭用其他地方经验材料，而不对接工作实际；有的“接力空转”，贯彻上级文件精神或指示时，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千文一面，层层批转；有的“以貌取人”，片面追求文字材料谋篇布局、词句整合美观，一写洋洋洒洒数页，却没多强的操作性和指导性。凡此种种，不仅消耗干部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对推动工作落实、解决群众实际问题没多大益处。
文牍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大体有以下三种：
一 、陈词滥调
比如各种耳熟能详的工作总结、业绩报告，以及为蒙混学位、职称而东拼西凑的千篇一律的论文或思想汇报。
二、滥发文件
举个例子：有个部门仅辖两个小单位，而且就在一个小院里，但每次布置工作都要下发一份文件，要求“各单位”如何如何。
这是文牍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事无巨细，滥发文件。惟烦琐、程式化的文书表格为上，不务实际、不求实效。
三、“只为文件”
“脱离实际，不深入下层，满足于在办公室内批阅办理公文，企图依靠文书表格来解决问题。”
这是以文牍案卷遮蔽工作目的本身的干事作风。比如部门机关里各种转发再转发的文件，和密如织网的盖章又盖章的审批。
这类文牍主义有些演变。比如某地发生某事故，各个相关部门便用“报告”、“建议”、“通知”来推诿责任”，把对人民生命安全的负责，消解在公文制作中。
清初思想家唐甄在《潜书》中写道：“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他自己就是以实干创造业绩的典范。唐甄在山西长子县做知县时，动员百姓种桑养蚕，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派专人到田间地头指导种桑。短短一个月时间，发动群众种桑80余万株，深受老百姓推崇。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的当下，推动各项方针政策有效落实，关键在于广大基层干部扑下身子真抓实干。倘若基层干部整天被繁琐的文字材料围困，无法专注为民谋实事，再惠民的举措、再热切的期盼也只能沦为“一纸空文”。
列宁曾说：“生机勃勃的工作不能淹没在公文的海洋中。”此前，中办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大幅度精简文件，严格控制层层发文，着力解决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问题。这为基层干部走出“文牍主义”泥潭提供了遵循和指导。各地各部门要将文件精神与基层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切实转变治理观念和工作作风。对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慎重发之，对能用微信、电话等方式说清的事尽可能不形成文字材料。考评工作时，不以材料论英雄，多到现场看具体事，多听群众评说。将基层干部从“文稿围城”中解救出来，拿出精力、放开手脚，跑基层、纳民意、解民忧，推动基层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