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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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又称诠释，含有分析、阐明、说明、注解之意。合同解释是指阐明合同条款的含义，从而确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的活动.就合同解释主体来分，合同解释有当事人解释和法官解释之分，本文所讨论的是法官解释。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难免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解释合同条款，而法官为裁判需要亦需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但是法官对合同的解释是权威解释，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解释对法官解释有参考作用，但是没有约束力。实践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可以成为合同条款的广告、要约、宣传注明：某某享有最终解释权。这样的说明是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事实上，对合同的最终解释权只能属于法院。

　　合同解释目的是通过阐明合同条款的含义，以探寻当事人的真意，从而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因此，合同解释过程也是一个探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过程。但是究竟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合同解释的结果符合当事人真意呢？对于单方意思表示，我们不难确定当事人的真意。但是，订立合同是双方甚至多方的行为，每个人都有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而且可能他们的“真意”存在差别；如果以一方的真意为标准，那么还存在对另一方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

　　因此，在合同解释的标准问题上出现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主观主义坚持把探寻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意思放在首位。客观主义则拒绝这样做，而是以一个理性人在此情况下所用语言文字的含义为标准，即所谓合理的客观标准.我们不妨先看看部分国家或地区立法采取的合同解释标准。《法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解释时，应探求当事人的意愿，而不应拘泥于合同文字的字面意思”。《德国民法典》第133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其真意，不得拘泥于文词”，第157条则规定：“解释合同应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及一般交易上的习惯解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8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词句。”《法国民法典》所采用的是主观主义，把探求当事人意愿放在第一位，而不应拘泥于合同文字的字面意思。《德国民法典》第133条采用的也是主观主义，但是第157条进行了修正，还应按诚实信用及交易习惯进行解释，即在某些情况下，合同的解释不再限于探求当事人究竟如何思想，而是以某种客观标准（诚实信用与交易习惯）去认定当事人应该如何考虑，意味着对当事人的意志进行了适当限制，加强了对交易安全及交易秩序的保护，采用的折衷立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8条实际是由《德国民法典》第133条而来，但是从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运用诚实信用、交易习惯等进行合同解释，因而实务上采用的也是折衷立场。

　　我国《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此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合同法》采用的是折衷标准。但是二个标准并非并列，同等重要。笔者认为，合同解释应首先探寻当事人的真意，在不能求得当事人真意，或依据一般解释方法明显不公平、不符合常理、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时，才可以运用诚实信用、交易习惯等方法解释确定合同的含义。不能够在当事人意图已明确的情况下，以客观标准来曲解当事人的意思，那样会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干涉。

　　从广义上说，任何合同均需经合同解释后才能顺利履行，但对那些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理解一一致的合同，因不会引起任何纠纷，自然就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即关注此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似无必要。狭义的合同解释仅是指出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达不成共识的情形，因只有这种情况下才有必要引起人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重视和研究。我们通常所指的合同解释即是指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合同解释的情形，其原因主要有：第一。语言的特性，这是引发合同争议的决定性因素。现代语言学的主流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其意义是由社会赋予的。赋予某一词义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共识的形成过程，但社会共识是相对而言的，并不可能出现四海而皆准的语义的涵义。语言作为“世界的图像”、“词与物～ 指称”的观点已经被突破，语言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性、多义性和歧义性。而且，在合同中，尤其是在格式合同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与社会生活相疏离的、专业化了的术语，这些术语的含义经常与社会生活中的通常意义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当事人又有着不同的理解视阀，对同一条款，同一词语的理解，可能有着差异甚至相反。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这种理解上的差异才凸显出来，为当事人所感知。第二，当事人语言能力的限制。这也是引发合同争议的重要因素。在表达具体事项时。人常常出现语言资源不足甚至匮乏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会感到难以精确地表达心中所欲，古语“言不尽意”即反映了这种状态。在文化现象中，语言的尽头，可以产生绘画、音乐等等。但在合同中当事人却常常束手无策。

　　上述两点仅指的是一般情况，即使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巾都认真对待，尽力表达自己的意愿，由于语言的特性和受语言能力的限制，对合同所使用的同一词语也会发生理解上的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合同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使用能力都不可能达到理想状态，或者一方有意要欺瞒对方或希望把合同搞模糊一些，这时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就是不可避免的，需要通过合同解释来揭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成为必然了。了解了合同的解释发生的原因，就是要求我们尽力提高对语言的运用和表达能力，以减少合同解释发生的原因和减少合同解释的难度。

　　合同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国合同法第125条也明确规定，合同解释应该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这是合同解释的目的。何谓真实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一般认为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内在意思，是指意思的内容；二是指外在表示，即意思的外部表现。合同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要解释合同，就必须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如何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存在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两种理论。意思主义认为，意思表示的实质在于行为人的内心意思，表示行为是实现行为人意思自治的手段，仅仅起从属的作用。在表示与意思不一致时，应以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解释表示，不能以表示本身解释表示。而表示主义认为，行为的本质是行为人表示的意思，法律行为依照外部表示成立，在表示与意思不一致时，应以行为人的表示解释意思，从而使相对人的利益得到保护。由此可以看出，这两种观点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意思主义侧重于个人主义自由，表示主义侧重于保护交易安全。现代各国为了取长补短，一般都兼采用折中主义。但是，仍然存在偏重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的区分。法国、日本以意思主义为主，表示主义为辅；德国等多数国家以表示主义为主，以意思主义为辅。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情况来看，表示主义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合同解释的对象，是指合同解释具体指向的部分。大多数学者认为，合同解释不仅应当指向引起纠纷的有争议的条款，也指向那些当事人认识不一致并且对法官确认合同类型和效力等有重大意义的条款。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判断合同是否成立、判断合同是否生效、确定合同类型、确定合同性质、确认合同默示条款等。同时，合同解释也应包括对合同订立前后与合同有关的单方陈述和行为的解释。另外，合同解释还应当包括当事人对合同缺漏条款的解释。

　　合同解释的规则是指确定合同事实上或应该具有内容的标准、依据，以及合同解释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的主客观等各方面的具体情况。从合同解释规则的含义可以看出，合同解释的规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合同解释的依据。合同解释的依据是指确定合同事实上或应该具有内容的标准、依据。合同解释的依据包括以下几种：

　　1．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合同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够确认时，这种意思表示就成为解释合同的首要依据。这种标准或依据在理论上是容易确定的，但是，在实践中却面临着具体的困难。因为合同当事人之间一旦发生争议，要证明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意思就是订立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是非常困难的。

　　2．一个通情达理人的理解。如果依据有关证据不能证明当事人的共同意思，应当根据一个与各方当事人具有同等资格并且通情达理的人在同等情况下对该合同应有的理解来解释，这实际上是确认了一个第三人的标准，该第三人是通情达理的，其运用合同语言的方式也是通常的方式。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经常采用此种标准。

　　3．一般使用者的合理期望。这是对格式合同或标准合同解释的依据。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一般人的平均理解，即对同一属性的用户、消费者以及其他缔约人，应保持解释的同一性。二是指符合一般人的合理预期，即符合一般缔约人通过缔结此类格式合同期望获得的利益，并排除一般缔约人所不期望的未经谈判的不利的要求。我国合同法第39一41条对格式合同、格式条款作了规范性的规定。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的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解释格式合同的法定标准有三个：

　　(1)通常理解标准。所谓通常标准，是指一般人的合理预期，即最接近大众化的合理解释或者大众化的常识，而不是专家的意见。

　　(2)对格式合同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从实际情况来看，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一般是占有优势的一方当事人，其提供的格式条款除了具有操作方便和省钱以外，有时往往为劣势一方设置了陷阱和圈套。因为格式条款一般是优势者雇佣的法律专家制定出来的，即使有众多解释，处于劣势的一方也难以逃离陷阱。法律规定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是从公平和正义的观念出发，对劣势者提供最低的法律保护。

　　(3)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时，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表明，非格式条款的效力，高于格式条款的效力，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二)合同解释的因素。合同解释的因素，是指对合同进行解释时，应考虑到的相关主客观睛况。我国合同法第125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据此，合同解释应考虑的因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文义因素。文义因素，是指合同解释要考虑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含义，即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在一般语言习惯上所具有的含义，从而探求合同所表达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同必须通过一定的文字来表达，合同解释也就要首先考虑文义的因素。由于语言的多义性以及当事人的语言能力、意图等因素的影响，合同解释对文义因素的考虑容易受到所用文字的限制。所以，合同解释考虑文义因素，不应当仅仅拘泥于文义因素，不能片面夸大文义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具体的交易关系确定合同语句的含义。

　　2．有关条款因素。合同的有关条款因素，是指合同争议条款以外的、与争议条款相关联的合同条款。合同的条款不是孤立的，全部合同条款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合同解释时必须整体考虑。合同解释时应考虑的有关条款因素，是指在对合同争议条款进行解释时，不应拘泥于个别文句，在个别条款有矛盾或不清时，应当综合考虑合同的全部有关条款，根据前后文进行整体的解释。

　　3．交易习惯因素。交易习惯是指在交易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长期形成的、为大多数交易者所承认的习惯。交易习惯不属于法律的范畴，并非强制性规范，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采用交易习惯。但是，由于交易习惯为大多数交易者认可，在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有疑义或歧义时，应当参照当事人的交易习惯进行解释。

　　4．诚实信用因素。诚实信用原则，简称诚信原则，是指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应当以诚相待，讲信誉，恪守诺言，具有良好的心理状态，不施欺诈。该原则不但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合同解释的基本方法。在合同解释时考虑诚信因素，是推定当事人签订合同的内容应当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具体来说，在合同用语有复数解释时，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哪一解释属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排除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解释。在合同的约定有漏洞时，依据诚实信用的原则予以补充。

　　5．合同目的因素。合同的目的，是指当事人希望通过订立合同要达到的目标或结果。合同目的是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共同目的，而不是一方的目的，它是整个合同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所有条款，都要围绕合同目的。合同的目的因素，是指在合同的文字或条款可能作出多种解释时，应当采取适合于合同目的的解释，这样才能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另外，我国合同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的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从我国法律的这一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已经充分注意到不同文字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在约定不同文字具有同等效力的同时，对各个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的含义。如果有分歧，也应按照合同的目的进行解释。

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往往需要对下列内容进行确定：合同的性质、合同条款的准确含义、合同漏洞填补等。确定以上内容都属于合同解释的事情。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运用多种合同解释方法才能达到确定合同含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目的。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释方法的规定有以下几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四十一条是对格式合同的解释规则，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第六十一、二条是规定在当事人没有明确规定时，如何确定合同的内容，即合同漏洞的填补；第一百二十五条是合同解释规则的一般性规定，即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上述规定来看，立法者对合同的解释是高度重视的，规定了较详细、全面的合同解释方法，要求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正确运用上述方法去解释合同，裁判案件。

（一）文义解释

所谓文义解释，指通过对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含义的解释，以探求合同所表达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因此进行文义解释，应探求当事人共同的真实意思，不应仅满足于对词语含义的解释，不应拘泥于所使用之不当词句。德国合同解释理论中有一个重要原则是：“误载不害真意”，即解释合同时应探寻当事人的真实含义的意思，不应拘泥当事人误书。如当事人在协商合同的过程中，一直是讨论买卖甲书。但是，在签订合同时，误书为乙书。此时，法官应确定当事人约定标的是甲书。又如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的付款条件中约定“贷到付款”。，而不是货到了就付款。如果严格依照字面确定合同含义，认为付款的条件是贷到款了才付款，显然是非常不合当事人真意的。这就需要法官在裁判的过程中，不拘泥于字句，以当事人的真意进行解释，即货到付款。

在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各执一词；而且，有的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违背订约时的真意为自己辩护。这为法官探寻真意增加了难度。需要法官在诉讼运用自己的智慧，综合合同签订、履行等各方面情况确定当事人真意。在当事人存在分歧，难以确定当事人真意时，法官则应以合同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以一个“合理标准” （standard of reasonableness）确定合同内容，即运用客观标准推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二）整体解释

整体解释，是指根据条款在整个合同中的位置与其他条款的关联确定各个条款在整个合同中所具有的正确意思。一个合同是一个整体，要理解其整体意思必须准确理解其各个部分的意思；反之，要理解各个条款的意思，也必须将各个条款置于合同整体之中，使其相互协调，才可能理解各个条款的正确意思。如果将某个条款单独解释，或许存在不同的意思，难以确定哪一个意思是当事人的真意，但只要将该条款与其他条款相联系，相互解释，相互补充，即不难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例如合同质量条款约定不明，解释时应当参考价格条款，如果约定的是上等价格，则应当解释为上等质量；约定的是中等价格，则应当解释为中等质量。同样，如果价格条款约定不明，也应当参考质量条款解释。

（三）目的解释

所谓目的解释，指解释合同时，如果合同所使用的文字或某个条款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合同目的的解释。当事人订立合同必有其目的，该目的是当事人真意所在，为决定合同内容之指针。因此，解释合同自应符合当事人所欲达成之目的。如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前后矛盾或暧昧不明，应通过解释使之明确，以符合当事人之目的。合同所使用的文字或某个条款有两种相反的意思，自应采取其中最适合于当事人目的的意思。惟应注意，此所谓当事人目的，乃指双方当事人共同目的或者至少是为对方当事人已知或应知的一方当事人目的。若属于对方不可能得知的一方当事人目的，自不得作为解释之依据。

如早些年经常出现的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合同纠纷，需要法官根据当事人真实目的对合同性质进行解释，确定其为借贷合同。又如：甲公司与员工乙签订集资购房合同，合同中约定 “乙须为甲服务十年，否则，甲有权解除购房合同，收回房屋”。合同签订二年后，乙失踪四年。甲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收回房屋。法院以甲解除与乙劳动合同的通知没有送达乙，没有产生劳动合同解除的效力，当事人仍然存在劳动合同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笔者认为，本案法院判决是值得商榷的。从合同条款我们可以看出，当事人的真实目的是，以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为条件，甲方卖给乙方集资优惠房。现乙失踪已达四年之久，即乙方没有为甲方服务达四年，致使合同目的不能达到，显然已达到解除合同的条件。当然该合同条款解释还有一个问题，即“服务十年”究系连续十年或总年限达十年？依据生活经验，应认为除非甲方同意，否则应是连续服务十年。

（四）习惯解释

交易习惯，是指在交易中大家普遍接受的，长期、反复实践的行为规则。所谓习惯解释，指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有疑义时，应参照的习惯解释。习惯有以下几种地域习惯、行业习惯及当事人以前交易的习惯，这些习惯如不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即可作为解释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依据。需要注意，采为解释依据的习惯，应是当事人双方共同遵守的习惯，如果仅为一方的习惯，除非订立合同时已将该习惯告知对方并获得对方认可，否则不应采为解释的依据。如当事人约定购买 10车沙子，在履行过程中对是什么车产生了争议。在解释是可根据以下习惯确定车的类型：当地沙石场一般是什么车在运输，当事人以前交易的车是什么类型等。还可以看当事人约定的价格是多少，而当地这样的价格一般是什么样的车来确定。

（五）公平解释

所谓公平解释，指解释合同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兼顾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根据公平解释原则作出法律解释规定是《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解释。对于格式合同或附合契约，如出现两种以上含义时，应采取不利于单方面决定合同内容一方当事人的含义。这样解释，是出于对经济上的弱者予特殊保护的考虑。依公平解释合同时，因合同有偿或无偿而有所不同。若是无偿合同，应按对债务人义务较轻的含义解释；若是有偿合同，则应按对双方均较公平的含义解释。

（六）诚信解释

诚实信用原则为现代民法上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之基本原则，也是指导法官正确解释合同的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诚实信用为一切民事活动所应遵循之基本原则，合同之解释当然应包括在内。运用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同解释时，法官实际上站在一个“诚实商人”和“诚实劳动者”的立场上去解释合同条款的内容。诚信解释有三方面的内容：1、当运用其他解释方法得出两种或以上含义，不能确定合同内容时，则先假定采第一种解释并据以作出判决，再假定采第二种解释并据以作出判决，然后比较两种判决的结果，以所得出判决结果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大体平衡的解释，为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正确解释；2、当然运用其他解释方法得出结论明显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时，则应当运用诚信解释方法对其他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进行修正；3、当合同出现漏洞时，可以运用诚信解释对合同进行漏洞填补。

如下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甲出租商铺给乙，在合同中约定：“甲方提供场地证明给乙方办理该楼装修及经营报批手续”。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甲方因无房产证及有关消防手续，给乙方出具了以下证明：“房屋租给乙使用，房产证正在办理之中”。甲在纠纷中认为，其已履行了出具场地证明的手续。根据合同目的解释，双方约定甲方提供场地证明中的证明显然是办理经营手续的有效证明，而不是甲方出具的所谓的场地证明，甲方曲解合同也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

（七）合同漏洞填补

合同漏洞填补属于广义的合同解释范畴，是指当事人本应在合同中约定的内容，由于疏忽或其他原因，没有约定，法官依职权对其进行解释补充的过程。进行填补漏洞的前提是本应约定而没有约定。如果根本就不必要约定的内容，就不需要法官对其进行补充。否则无端增加合同内容，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严重干涉。

当合同出现漏洞时，确定内容首先要尊重当事人意愿。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因此，法官首先应动员当事人就漏洞达成补充协议。在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时，法官则应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依前两项方法仍不能确定时，就需要法官站在一个合理交易人的角度，依据当事人目的、合同性质、交易习惯、诚实信用等方法去填补合同漏洞。

如在一小镇上仅有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甲店主将摩托车维修店设备及店铺转让给乙。乙开业不久后，发现甲又在小镇上以更好的设备开了另一家摩托车维修店。乙起诉至法院请求禁止甲营业。在转让合同中没有关于是否禁止甲再在小镇经营摩托车维修业务的约定，因此属于合同漏洞。笔者认为，甲、乙二人转让摩托车维修店设备、店铺的行为并非单纯的财产转让行为，实际上还含有将经营摩托车维修业务转让与乙的目的。该目的还含有另一意思，即甲不得在同一区域经营同一业务，否则对乙是不公平的。甲利用转让资金重新开另一家设备更好的摩托车维修店，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乙利益的行为。乙无权禁止第三人经营同一业务，但是，乙基于与甲之间的法律关系，有权禁止甲经营同一业务。因此，法官在本案中应运用合同漏洞填补规则，推定转让合同中有禁止甲经营同一业务的约定，从而支持乙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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