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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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供给是指制度供给者在给定的主观偏好、利益结构、理性水平、制度环境、技术条件等的约束下，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渠道进行正式规则创新和设立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制度是一种规则，但规则并不是制度，规则包括制度，还包括其他东西。需要注意的是，制度供给只是分析制度变迁的一个方面。制度变迁又可以称为制度创新、制度演变等。制度变迁的实现和维持是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完整的理解制度变迁需要理解制度供给、制度需求、制度均衡和制度失衡。其分析方法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分析理论、比较静态和动态分析理论。当然还有演化博弈论等传统。但制度供求分析是个重要分支。
他的分析思路是: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和个人偏好的改变会诱使外部利益出现,从而形成制度变迁(供给)的需求动力,而效用标准的改变(缘于利益结构的调整)、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文化的影响会促使个人偏好的移动,帮助形成制度变迁(供给)的义理动力。但制度供给的进程需要供给主体来推动。
显然,主体的知识结构与对影响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的认知决定了制度供给的实际状况。考虑到个人主体认知的局限性以及无法避免的“搭便车”行为,诺思把国家纳人到制度供给的范式中,把其看作是制度供给的“第一行动集团”,认为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追求,会通过为社会提供“服务-保护”以及借助手中的行政力量来促进部分或根本的制度创新。诺思为解决个人选择中的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矛盾,又提出意识形态假说,试图以此来凝结社会的集体行动意志,润滑制度变迁的艰难进程。他还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不同国家的制度变迁差异。他认为,一个国家现行的制度决定了制度变迁(供给)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最终会左右未来的制度演变路径。他还尝试从总体上来分析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与实施机制对制度供给的影响。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思路,个人基于自利的原因会自发进行制度创新,但“搭便车”行为等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了制度变迁的进程与方向。为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科斯的“成本-收益”范式还是诺思的扩展分析框架,均注意将道德意识对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作用囊括在内,尤其是诺思更强调通过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催生制度内的激励,期望经济主体更多从利他与自利相容的角度,来推动制度供给。当然,应该看到,诺思把意识形态对个人、集体行为的决定性作用看作是单向的、渐变的,而忽视国家、统治集团对意识形态所可能采取的突变式调整的效应。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经典的制度供给理论属诱致性制度供给理论,其对法制健全与产权制度的要求,削弱了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供给问题的解释力。而诺思将国家、意识形态等因素引入到现有的制度供给模型中,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