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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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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自全景敞视监狱)

全景监狱(Panopticon)

目录

什么是全景监狱

  全景监狱全称为“中央监控式全景监狱”,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是由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设想而来的。圆形监狱描述了一种环形建筑空间,其四周被分成多个囚室,中间是一座瞭望塔,监视者站在塔上即可监视囚犯。在传统社会控制方式下,囚犯被监禁在不同的牢房中,监视着则在牢房的最顶端位置对不同牢房的囚犯进行监视,监视者的视线可以到达每一间牢房,但囚犯却看不到监视人,因囚犯都被关在不同的牢房中,彼此缺乏信息的沟通。所以,监视人在不在场,囚犯们心中都认为其在场,便会不自觉地接受外在的控制并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全景监狱中,观看是一种权力,被观看的人只能选择服从管制,外部的规则便渐渐变成自律性质的约束。

  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在传统社会控制方式下,囚犯被监禁在不同的牢房中,狱卒则在牢房的最顶端位置对不同牢房的囚犯进行监视,狱卒监视的视线可以到达每一间牢房,但囚犯却看不到监视人,囚犯彼此缺乏信息的沟通。所以,监视人在不在场,囚犯们心中都认为其在场,便会不自觉地接受外在的控制并约束自己的行为。

  新媒体时代,伴随着数字化生存用户的数据体量急剧膨胀,相应隐私泄的风险也大幅增加,福柯所言的全景监狱似乎已经成为现实。

全景监狱的理论背景

背景

  19世纪以前,欧洲很多国家还存在公开的酷刑示众,比如断头台的行刑。福柯认为,这是君主对自己受到侵犯的权力的一种重建,是一种活跃的报复力量。但由于在行刑时,人们期望在罪犯最后的呐喊中,听到对政府、法官和教会的咒骂,借此找到对政府不满的渲泄,甚至引起现场的骚乱,反而让君权与政府一败涂地。

  这种公开展示酷刑的仪式,后来受到学者的公开质疑与批判,认为这是兽性对理性的胜利。

  到19世纪,各国逐渐取消违反人道的酷刑与示众,但通过监狱、强制劳动等肉体的惩罚从未消失。如果说,封建社会的监禁,是对侵犯王权的惩罚;到了资产阶级时代,监禁更多是对违反契约的惩罚与对社会公众的保卫。福柯甚至认为,在社会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体系中,刑罚可能比封建社会的君主更没有底线。

  在启蒙学者的话语建构下,真正的政治家开始学会从肉体的惩罚到精神的控制与规训,用观念的力量来加固他们的统治。如果说,监狱是对人身体的活动空间与时间支配权的剥夺,规训则是一种层层监视的“全景敞视监狱”,是更具侵犯性的心理控制。当面对这种没有单个权力中心、却又无处不在的权力时,批判无从批判、反抗无从反抗,人的解放与反抗只有画上休止符。当然,人类不可能再回到极权统治时代,唯一的办法就是边缘人政治,即主流人会相对地接纳边缘人的价值观,给边缘人一些说话的权力,实现社会的互动和改良。正因为如此,福柯自身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的边缘人群,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争取自我的权力。

发展

  全景敞视监狱这一概念最初从边沁在18世纪提出的“圆形监狱”概念发展而来,它只需要一个监视者就可以监视所有的犯人,而监狱中的犯人却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受到监视,通过这种设计可以使犯人感到道德的约束和秩序的要求。

  后来福柯把这个概念发展成“全景敞视主义”,了不起的现代变革,一个控制权力重新分配的社会隐喻。之后,波斯特将福柯的全景监狱理论与数据库联系起来,提出“超级全景监狱”理论。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推进,“全景监狱”成为互联网的一种隐喻,并演变出超级全景监狱乃至共景监狱。

  托马斯·马蒂森认为,新的技术权力让多数人观看少数人,而且是历史上从没有这样大量的多数人,大众媒介的崛起导致了与全景监狱并驾齐驱的另一权力机制,他称之为“对观监狱”。

  对观监狱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监视行为使监视者挣脱地域束缚,在数字空间中,距离不再有意义。全景监狱强制人们进入一个可被监视的位置,而对观监狱不需要胁迫强制人们——它诱使人观看,进入网络的人只被允许在设定框架内做出选择。

  在全景监狱诞生前,普通的当地人观看他们中挑选出来的当地人;在全景监狱中,某些挑选出来的当地人监视其他当地人;在对观监狱中,当地人观看全球人。后者的权威正是由于遥不可及而确立的,生活成了一种观赏性的行为。

全景监狱的产生原理[1]

  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孑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

  总之,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一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消除了另外两个功能。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因楚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

  从一开始,作为一种消极结果,这就有可能避免出现那些挤作一团、鬼哭狼嚎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禁闭所可以看到,曾被戈雅(Goya)表现在画面上,也曾被霍华德( Howard)描述过。每个人都被牢靠地关在一间囚室里,监督者可以从前面看到他。而两面的墙壁则使他不能与其他人接触。他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而绝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他的房间被安排成正对着中心瞭望塔,这就使他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但是环形建筑被分割的囚室,则意味着一种横向的不可见性。正是这种不可见性成为一种秩序的保证。

  如果被囚禁者是一些罪犯,就不会有阴谋串通的危险,集体逃跑的举动、新的犯罪计划、相互的坏影响。如果他们是病人,就不会有传染的危险。如果他们是疯人,就不会有彼此施暴的危险。如果他们是学生,就不会有抄袭、喧闹、闲聊和荒废时间的现象。如果他们是工人,就不会有混乱、盗窃、串通以及任何降低工作效率和质量、造成事故的心不在焉现象。挤作一团的人群、多重交流的场所、混在一起的个性、集体效应被消除了,被一种隔离的个性的集合所取代。从监督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种可以计算和监视的繁复状态所取代。从被囚禁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种被隔绝和被观察的孤独状态所取代(Benthan,60~64)。

  由此就产生了金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样安排为的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这种权力的完善应趋向于使其实际运用不再必要;这种建筑应该成为一个创造和维系一种独立于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关系的机制。总之,被囚禁者应该被一种权力局势(power situation)所制约,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权力局势的载体。对于实现这一点来说,被囚禁者应该受到的监督者的不断观察既太多了,又太少了。太少了,是因为重要的是使他知道自己正在受到观察;太多了,是因为他实际上不需要被这样观察。

  有鉴于此,边沁提出了一个原则: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所谓“可见的”,即被囚者应不断地目睹着窥视他的中心瞭望塔的高大轮廓。所谓“无法确知的”,即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为了造成监督者的在与不在都不可确知,使被囚禁者在囚室中甚至不能看到监督者的任何影子,按边沁的设想,不仅中心瞭望厅的窗户应装上软百叶窗,而且大厅内部应用隔板垂直交叉分割,在各区域穿行不是通过门,而是通过曲折的通道。这是因为任何一点音响,一束光线甚至半开的门的光影都会暴露监督者的存在。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

  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力自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君主借以展示其过剩权力的典礼、礼节和标志都变得毫无用处。这里有一种确保不对称、不平衡和差异的机制。因此,由谁来行使权力就无所谓了。随便挑选出的任何人几乎都能操作这个机器,而且总管不在的时候,他的亲属、朋友、客人甚至仆人都能顶替(Bentham,45)。

  同样,他怀有什么样的动机也是无所谓的,可以是出于轻浮者的好奇心,也可以是出于孩子的恶作剧,或是出于哲学家想参观这个人性展览馆的求知欲,或是出于以窥探和惩罚为乐趣的人的邪恶心理。匿名的和临时的观察者越多,被囚禁者越会被惊扰,也越渴望知道自己是否被观察。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

全景监狱和电子数据库

  全景监狱要求不对称地监视,有专业的监视人员,要求重组空间,使被监视的人明白随时随地都有人能够监视我们,这些经典要求在现代新的主要操练机构中——大型工厂和大规模募军中几乎得到完美满足。

  随着社会的发展,绝大多数的人不再有机会也不再有必要被拉到以前的“演练场”被演练了,这个时代监视的物理要求正在急速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电子数据库,马克·波斯特认为那是全景监狱的电脑空间数字翻版,他写道,“我们的身体和网络、数据库与信息高速公路结下不解之缘。”

  每一次注册、转发、消费行为都在增加信息量,依波斯特的看法,大量信息的储存造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超级全景监狱”:提供贮存信息的被监视者是监视活动中的主要且心甘情愿的因素。

  对比福柯的全景监狱和数据库来看,监狱的主要目的是灌输训诫,对其监管的罪犯的行为实行统一的模式,它首先是一种抗御差异和多样性的武器,而数据库及其潜在的用途没有这样的直接目的,它的目的是保证记录在案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筛掉没有购买能力和可能的人,期待被记录者过简单刻板、方便预测的生活,本质上,数据库是选择、分割和排斥的工具,与全景监狱不同,数据库是流动性的载体,而不是束缚人们在原地的枷锁。

参考文献

  1.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4-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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