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行动学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译人的行动学，人的行为学）

　　人类行动学是一种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科。意指人对于环境及他人有所反应而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一词最先在1890年被A埃斯比纳斯（Alfred Espinas）提出，但真正为人所知的则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稍后所提出的理论。

　　一般认为，行动学是研究人的有效行动（efficient action）一般理论的学科。1882年法国学者Louis Bourdeau在其所著《科学理论》中首先提出行动学是一门操作科学，继而法国哲学家Alfred Victor Espinas在其论著《技术的起源》（1897）中使用“行动学”这一术语来指称其对人类最高层次的行动的研究。

　　随后，行动学研究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两人被认为是行动学的创立者：一个是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Ludwigvon Mises（米塞斯，1881-1973），他著有长达900多页的《人类行动》（1949），该书主要是一本经济学名著，认为行动学指人对于环境及他人有所反应而表现出来的行为。在Mises看来，行动学是经济学的基础，他的经济学被称为行动经济学（praxiological economics）。

　　另一个是波兰哲学家Tadeusz Kotarbiski（1886-1981）。他是行动学的大师，著有行动学的代表作《行动学》（1955，1965）。该书探讨了有效行动的最基本（抽象）原理，在欧洲尤其在东欧影响很大。具体说来，Kotarbiski探讨了行动学的基本概念和模式，其中agent(一译“代理人”,实为"行动者"), impulse(冲动), action(行动), aim(目标), product(生产), result(结果)以及efficiency(效率), economy(经济), usefulness(有用), effectiveness(成效), exactness(准确), appropriacy（得体）等等是其行动学思想的基石。

　　虽然该书基本说可以说是一本说明性的论著，其中没有用到多少数学原理，但广泛涉及组织论、规划论、效用论、现代决策论、成本效益分析、工效学、控制论、博弈论、自动化等学科。Kotarbiski的行动学被认为是古典行动学或传统行动学。

　　行动学已经得到波兰和其他国家的广泛注意。1958年波兰科学院成立行动学实验室，1967年成立行动学系，1974年成为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部分，1980年改名为行动学与科学学系。当前还编辑有季刊《Prakseologia》，并用英语出版行动学的年度报告——集中刊登了不同国家学者撰写的行动学论文。其在波兰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M. Nowakowska, T. Pszczolowski and L. Lewandowski。著名经济学家Oskar Lange把行动学原理应用于经济学领域。他把行动学视为合理行动的科学，并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新一代的学者如W. Gasparski, T. Wojcik 和 J. Zieliniewski则与国外学者合作，进一步把行动学与其他学科进行了更大程度的整合。

　　近年来，行动学在西方有了新的进展，不仅多次召开行动学的国际研讨会，Wojciech W. Gasparski等人更推出了包括《行动学研究》在内的10余本英文行动学专著，广泛探讨行动学在经济、管理、教育、健康、工程等领域的应用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米塞斯认为，“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是关于人的选择行动的纯粹逻辑的科学。它是以“人的行动公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演绎体系，而经济学是在其中发展得最好的领域。

　　何为“人的行动公理”呢？人的行动是目的性意图很明确的行为：人们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特定目标，并慎重地运用稀缺的手段去实现预定的目标，以使主观想像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人类行为的本质。

　　对这一公理的理解，要特别注意下述三点：

　　第一是米塞斯对“行动”与“行为”这两个概念的辨识：“行为”是一个远比“行动”广泛的概念，既包括有意识的行为，也包括无意识的、纯属适应性反应的行为，而“行动”仅仅特指“行为”中有意识的那一部分。经济学只研究这种有意识的行为，而“行动公理”则构成“经济学的最终基础”，所有的经济学定理或知识都可以由此推演出来。

　　第二，既然“行动”仅限于“有意识的”行为部分，那么，对于讨论人的行动的“目的”来说，“理性”与“非理性”是毫无意义的概念。因为每个人对其所追求的“目的”的理解，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评价，其他人不可能体验这种评价所代表的真实意义。也就是说，效用是不可进行人际间比较的，是不可通约的。某人既然选定了某一目标，必定认为其会给他带来效用。非理性行为不属于“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我们能通过推理来把握的东西就不再是非理性的。因此，人的行动总是理性的。

　　第三，在米塞斯看来，手段的“理性”并未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解释的那样意味着最大化的实现。即使是所选择的手段没有带来最大化的效用，也不能说行为是非理性的：“一个不适于目的的行动自然达不到愿望。这种行动有悖于目的，却可能是理性的，就是说它是理智（尽管是错误的）考虑的结果，而且是一种达成某明确目的的企图（尽管是无效的）。”因为，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个人行动的目标视为绝对的东西，它可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会因人而异；另一方面，个人的行为设想，本身就意味着“行动”展现出某种面向“未来的”特征，也就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时间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因而会因为其错误或知识的不完善而出现挫折。正是在这种世界中，个人行动才显示出真正的主观选择的存在。这种选择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选择。在新古典世界中，并不存在真正的选择，最多也只存在适应行为。真正的选择并不存在由客观确定的“求解方法”。

　　在米塞斯看来，“人的行动公理”不仅是一种经济学的解释方式，而且是一种“原生的真理”（a primordial truth），是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认为，由此而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知识也是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经济学，像逻辑和数学一样，是一种抽象推理的展示。经济学绝不会是试验的或经验的科学。”

　　按照他的观点，“人的行动学”的“规律”，诸如边际效用递减、供求规律、甚至于边际规模报酬递减，都属于先验真理，是从“行动公理”推导出来的，无需用计量经济学验证，也无需用数理经济学以形式化的方式来表述之。这种先验论在其下述说明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人的行动学的研究范围限于阐释人的行动的范畴。人的行动学一切定理之演绎所需要的，乃有关人的行动实质的知识。这些知识为我们自身所有，因为我们是人；只要是人，就不会缺乏这些知识，除非他因病理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植物人。因而要理解这些定理，无需特别的经验。而对于一个不能先验地知晓人的行动为何物的人，他的经验再多，也无助于他对这些定理的理解。对这些定理惟一的认知途径，是逻辑地去分析我们有关行动范畴的固有知识。如同逻辑学和数学，人的行动学的知识为人心所固有，而非外来。人的行动学所有的概念和定理，都蕴含在人的行动的范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