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行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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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行動學（Praxeology，或譯人的行動學，人的行為學）

　　人類行動學是一種研究人類行動的學科。意指人對於環境及他人有所反應而表現出來的行為。這一詞最先在1890年被A埃斯比納斯（Alfred Espinas）提出，但真正為人所知的則是奧地利經濟學派學者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稍後所提出的理論。

　　一般認為，行動學是研究人的有效行動（efficient action）一般理論的學科。1882年法國學者Louis Bourdeau在其所著《科學理論》中首先提出行動學是一門操作科學，繼而法國哲學家Alfred Victor Espinas在其論著《技術的起源》（1897）中使用“行動學”這一術語來指稱其對人類最高層次的行動的研究。

　　隨後，行動學研究得到許多學者的關註，其中兩人被認為是行動學的創立者：一個是奧地利著名經濟學家Ludwigvon Mises（米塞斯，1881-1973），他著有長達900多頁的《人類行動》（1949），該書主要是一本經濟學名著，認為行動學指人對於環境及他人有所反應而表現出來的行為。在Mises看來，行動學是經濟學的基礎，他的經濟學被稱為行動經濟學（praxiological economics）。

　　另一個是波蘭哲學家Tadeusz Kotarbiski（1886-1981）。他是行動學的大師，著有行動學的代表作《行動學》（1955，1965）。該書探討了有效行動的最基本（抽象）原理，在歐洲尤其在東歐影響很大。具體說來，Kotarbiski探討了行動學的基本概念和模式，其中agent(一譯“代理人”,實為"行動者"), impulse(衝動), action(行動), aim(目標), product(生產), result(結果)以及efficiency(效率), economy(經濟), usefulness(有用), effectiveness(成效), exactness(準確), appropriacy（得體）等等是其行動學思想的基石。

　　雖然該書基本說可以說是一本說明性的論著，其中沒有用到多少數學原理，但廣泛涉及組織論、規劃論、效用論、現代決策論、成本效益分析、工效學、控制論、博弈論、自動化等學科。Kotarbiski的行動學被認為是古典行動學或傳統行動學。

　　行動學已經得到波蘭和其他國家的廣泛註意。1958年波蘭科學院成立行動學實驗室，1967年成立行動學系，1974年成為哲學與社會學研究所的一部分，1980年改名為行動學與科學學系。當前還編輯有季刊《Prakseologia》，並用英語出版行動學的年度報告——集中刊登了不同國家學者撰寫的行動學論文。其在波蘭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M. Nowakowska, T. Pszczolowski and L. Lewandowski。著名經濟學家Oskar Lange把行動學原理應用於經濟學領域。他把行動學視為合理行動的科學，並從方法論的角度進行了闡述。新一代的學者如W. Gasparski, T. Wojcik 和 J. Zieliniewski則與國外學者合作，進一步把行動學與其他學科進行了更大程度的整合。

　　近年來，行動學在西方有了新的進展，不僅多次召開行動學的國際研討會，Wojciech W. Gasparski等人更推出了包括《行動學研究》在內的10餘本英文行動學專著，廣泛探討行動學在經濟、管理、教育、健康、工程等領域的應用問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註。

　　米塞斯認為，“人的行動學”（Praxeology）是關於人的選擇行動的純粹邏輯的科學。它是以“人的行動公理”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演繹體系，而經濟學是在其中發展得最好的領域。

　　何為“人的行動公理”呢？人的行動是目的性意圖很明確的行為：人們有意識地選擇自己的特定目標，並慎重地運用稀缺的手段去實現預定的目標，以使主觀想像的利益最大化。這就是人類行為的本質。

　　對這一公理的理解，要特別註意下述三點：

　　第一是米塞斯對“行動”與“行為”這兩個概念的辨識：“行為”是一個遠比“行動”廣泛的概念，既包括有意識的行為，也包括無意識的、純屬適應性反應的行為，而“行動”僅僅特指“行為”中有意識的那一部分。經濟學只研究這種有意識的行為，而“行動公理”則構成“經濟學的最終基礎”，所有的經濟學定理或知識都可以由此推演出來。

　　第二，既然“行動”僅限於“有意識的”行為部分，那麼，對於討論人的行動的“目的”來說，“理性”與“非理性”是毫無意義的概念。因為每個人對其所追求的“目的”的理解，是基於個人的主觀評價，其他人不可能體驗這種評價所代表的真實意義。也就是說，效用是不可進行人際間比較的，是不可通約的。某人既然選定了某一目標，必定認為其會給他帶來效用。非理性行為不屬於“人的行動學”和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我們能通過推理來把握的東西就不再是非理性的。因此，人的行動總是理性的。

　　第三，在米塞斯看來，手段的“理性”並未像新古典經濟學家解釋的那樣意味著最大化的實現。即使是所選擇的手段沒有帶來最大化的效用，也不能說行為是非理性的：“一個不適於目的的行動自然達不到願望。這種行動有悖於目的，卻可能是理性的，就是說它是理智（儘管是錯誤的）考慮的結果，而且是一種達成某明確目的的企圖（儘管是無效的）。”因為，一方面，我們不能把個人行動的目標視為絕對的東西，它可能會隨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會因人而異；另一方面，個人的行為設想，本身就意味著“行動”展現出某種面向“未來的”特征，也就不可避免地隱含著時間和不確定性的存在，因而會因為其錯誤或知識的不完善而出現挫折。正是在這種世界中，個人行動才顯示出真正的主觀選擇的存在。這種選擇完全不同於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選擇。在新古典世界中，並不存在真正的選擇，最多也只存在適應行為。真正的選擇並不存在由客觀確定的“求解方法”。

　　在米塞斯看來，“人的行動公理”不僅是一種經濟學的解釋方式，而且是一種“原生的真理”（a primordial truth），是不證自明的先驗真理。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認為，由此而推導出來的經濟學知識也是不證自明的先驗真理：“經濟學，像邏輯和數學一樣，是一種抽象推理的展示。經濟學絕不會是試驗的或經驗的科學。”

　　按照他的觀點，“人的行動學”的“規律”，諸如邊際效用遞減、供求規律、甚至於邊際規模報酬遞減，都屬於先驗真理，是從“行動公理”推導出來的，無需用計量經濟學驗證，也無需用數理經濟學以形式化的方式來表述之。這種先驗論在其下述說明中得到充分的表現：“人的行動學的研究範圍限於闡釋人的行動的範疇。人的行動學一切定理之演繹所需要的，乃有關人的行動實質的知識。這些知識為我們自身所有，因為我們是人；只要是人，就不會缺乏這些知識，除非他因病理的關係，變成了一個植物人。因而要理解這些定理，無需特別的經驗。而對於一個不能先驗地知曉人的行動為何物的人，他的經驗再多，也無助於他對這些定理的理解。對這些定理惟一的認知途徑，是邏輯地去分析我們有關行動範疇的固有知識。如同邏輯學和數學，人的行動學的知識為人心所固有，而非外來。人的行動學所有的概念和定理，都蘊含在人的行動的範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