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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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审计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审计的一次初步尝试。审计制度是中央苏区政府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作为一种经济监督，它在维护中央苏区财政纪律、克服财政困难、揭发各种贪污浪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苏区审计主要从事审查、稽核中央及地方各级苏维埃的预决算，及时发现问题，防弊纠偏；审查稽核国家企业和各级机关、革命团体的财政财务收支；严肃财政纪律，查出贪污浪费；在节省运动中促进各部门总结成绩、揭露问题、开展竞赛、进行批评。
在艰苦的条件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审计的方式方法，按不同的标准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按审计的时间来划分，中央苏区审计分为事前审计、事中审计、事后审计。中央苏区自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审计机构在财政预决算及专项审计中实行了事前、事中、事后审计，在事前、事中审计中，规定各级政府、部门在领取下月行政经费时，必须预先编制当月决算和下一个月的预算．逐级上报审查。未经上报审查，财政部门不拨付款项。同时，财政人民委员部在《会计规则》第十五条还规定，“各机关每月领经费时，应先期编制支付预算书三份，连同请款凭单(第七表)送本部审计处核发”。第十七条规定，“财政人民委员部根据审计处核定数目作最后决定，在请款凭单后批准核发总数交国库管理局支发”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后，中央政府各部门、省县级苏维埃政府的行政经费事前都由中央审计委员会核定1934年4月1日，人民委员会为节省运动的指示信提到，“行政经费的支付，在许多县，没有依照中央审计委员会核准的数目来开支，以致超过核定的预算(福建省苏三月份超过百分之九十)”。为了加强事后监督．《财政部规则》第五十条规定，“各种国有营业机关应按月编制收支报告表三份，会计于下月十日以前送交本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应编制营业实际报告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资产目录和负债目录等吾三份，于会计年度终了后一个月内送交本部，转国库管理局会计处审计处奁核”。[3在中央人民委员会号召开展五个月的节省运动中，中央审计委员会始终参与了节省运动，对中央政府各部门、各省县苏维埃政府的节省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全程监督，重点审查了中央各部门3至7月份的经费、伙食费和预决算情况，做到了事前有预算、事中有检查、事后有总结。
中央苏区审计按审计的地点来划分，分为就地审计、报计及突击审计。在就地审计方面。1932年4月，江西永新送审一区苏维埃政府组织了经济审查委员会，派往各乡村就地审查账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第一九二条规定省及中央直属市审计委员会对于下级苏维埃财政收支事项认为有调查之必要时，可派遣审核员进行实地调查。《审计条例》第十三条对此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而在实际审计工作中，审计机构更多地采取报送审计的方式。无论是审查委员会时期，还是中央审计委员会时期，也不论是中央部门审计，还是各省县市苏维埃审计，对于预算决算的审查、核准多数采用报送的方式。1931年5月，万载县互济会通告各区互济总会转各分会要求“组织县苏经济审查委员会，凡各革命团体前一切帐目，均须详细算清腾（誊)好对正送至各互济会，转交各区苏保存，听候县苏经济审查委员会前来彻底审查”。[1]审计条例也规定了预决算的编制必须遵照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规定的表式，详细填载，决算还须附送单据，否则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可以拒绝审查。报送审计有利于政府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对原始资料的掌握方面，不如就地审计。突击审计，主要是审计机构就某一专门事项进行的突击检查，在形式上是以组织突击队的方式进行。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对中央政府和国家企业审计时，都曾组织突击队前去检查例如1934年3月，土地部会计贪污一案就是由突击队检查并发现的．突击审计既可采用就地形式，也可采用报送形式。
3.委托审计
委托审计，是存在于一种委托受托关系中的审计形式，一般来说．委托方和受托方具有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委托审计在当时主要表现为中央审计委员会将属于其审计职权范围的审计事项委托给下一级审计委员会审计。根据审计条例第八条第五款规定，由中央政府发补助费的群众团体的预决算由中央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查。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成立了全国总工会、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会等三大群众团体。其经费除了收取会费，接受捐赠、募捐外，中央政府的经费贴补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依照审计条例规定，这几个团体的审计权属中央审计委员会。因此，中央审计委员会分会的审查事项中也就不包括审计全总等三个群众团体的账目，即使有，也应是“受中央审计委员会命令审查之件”。_21931年4月，福建省审计委员会分会对省互济会的审计，以及同年9月，粤赣省审计分会、江西省审计分会等在节省运动中，对总供给部各部、总卫生部各院的审计，都是受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委托开展的。根据审计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对于审查事项，在必要时可行委托审查，受托之人或机关，须报告审查结果于中央审计委员会或分会，根据条例规定，不仅中央审计委员会可以委托审查，省审计分会也可以委托审查。当时，除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实施审计监督外，还有各部门单位内部的审查委员会，它在行使内部审计职能的同时，也可以接受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的委托开展审计。
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央苏区审计制度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
1.战时性
在苏区时期，苏维埃的基本任务和总的政策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去开展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去推翻反动统治作为随着苏维埃运动而产生并为苏维埃运动服务的中央苏区审计，必须服从于苏维埃的总政策。只有这样，苏维埃政府才能得到巩固。审计的作用也才能发挥。《审计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制定本条例的目的在于保障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充分执行，检举贪污浪费，使财政收支适合于目前革命战争的需要。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央苏区审计战时性的特点。
2.独立性
审计产生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被审计人有无责任，责任大小，依赖于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取决于审计机构的独立性。中央苏区审计从建立初期就己经表现出它的独立性。一是人员的独立。所有参加账目清算、财政审计的人员均是非财政财务工作者二是审计机构的独立无论是审查委员会，还是审计委员会，都独立于财政部门之外，受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委员由苏维埃主席团任命。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后，建立了垂直管理的审计体制，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其分会分别隶属于中央、省执行委员会，对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负责并报告工作。审计委员会成为国家权力机关，地位高于其他政府部门，独立开展审计工作，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确保了审计工作的独立性。
3.公开性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红军指战员省吃俭用，不要政府发夏装：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不领薪铜，自带干粮办公：工农群众退还政府谷票和公债。各级苏维埃政府和部门有责任和义务管理好、使用好这些财物，提高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公开审查结果，接受群众监督。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后。加大了审计工作的透明度，增强了审计结果的公开性。1934年9月，中央审计委员会采取公告的形式，将9份审计报告全文公布在《红色中华》报上，把被审计单位工作成绩的好坏、优劣全面予以披露。这样既有助于促进被审计单位改进工作，警示其他部门单位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又有助于增强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密切政府和群众的关系。
中央苏区审计虽然历时不长，也存在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它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中却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中央苏区审计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审计作为监督财政活动的一个重要部门，其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早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就在工人组织中建立了具有“审计”职能的组织，监督财政收支。在中央苏区建立初期，为了争取工农群众的支持，提高工作透明度，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各级苏维埃都开展了审计工作，进行财政清理，确保有限的财政资源不被浪费。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审计工作迈上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审计不仅有了较为健全的组织体系，而且有了第一部审计法规，其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中央审计委员会成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三大权力机关之一，参与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建设。
2.审计制度的建立，为“节省每一个铜板”支援革命战争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央苏区建立之初，其财政由于是建立在根据地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具有先天不足的特点。中央政府成立后，曾致力于统一财政工作，但收效甚微。各自为政、贪污浪费现象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各级苏维埃政府。l933年以后，国民党进一步加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财政越来越困难。面对这种情况，1934年1月，各级苏维埃政府开展群众性的节省运动。节省运动的开展情况如何，节省成绩的大小，当时主要的依据就是审计委员会的审计报告。中央苏区审计制度建立后，各级审计机构始终把监督财政支出，检举贪污浪费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不断加强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及部门财政预决算的审查，让大家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可以说，中央苏区审计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和部门在财政收入上的以多报少，在财政支出上的以少报多现象，使中央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苏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红军反“围剿’。同时，通过对会计工作的检查，促进了各部门会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规范了会计手续，加强了会计的核算和监督作用，使“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成为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
3.审计工作的开展有效地遏制了贪污浪费行为的蔓延，加强了苏维埃政府的廉政建设
反贪污浪费斗争是中央苏区时期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工农民主政府建立初期，贪污腐化、铺张浪费、以权谋私等现象就开始出现，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危及苏维埃政权的稳定。中央苏区早期的审计制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建立的。审计制度建立后，对于检举贪污浪费行为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后，由于其地位的大大提升，反贪污浪费斗争取得了更大成绩。到1934年初，在中央机关，“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人，建议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4人”。
1934年3月，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对土地部审计时，发现了会计科长王宗元的贪污行为。当中央审计委员会派出的“突击队发现他的贪污时，他就开小差逃跑了，几乎被卷去巨款”。Ⅲ在对中央印刷厂等国家企业的审计中，发现了这些企业存在生产原料以少报多，工人节省款不知去向等贪污浪费现象。邮政总局“工人自1932年以来，每月都自觉节省，平均在千元左右??而国家(中央财政部)并未有收到一个片”。对于上述企业出现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央审计委员会认为是各企业“没有从斗争中去抓住各厂局的特殊性质与缺点，未从积极方面整理账薄，建立会计制度和管理法制”。Ⅲ中央苏区各级审计机构通过大量的审计活动，查处了一些企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行为，这不仅保护了苏维埃政府的财产，确保了革命战争的需要，而且还促进了苏维埃政府的廉政建设，树立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工农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中央苏区时期的审计制度是在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恶劣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虽然它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审计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检举贪污浪费，监督财政支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能够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这对我国审计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