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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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倫理（Ethical leadership）

　　領導倫理是指以領導者的道德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研究領導者的倫理規範，即領導者在領導活動過程中應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則，為領導者應當處理好各種關係，培養領導者忠誠、愛民、尚公、正直、廉潔和勤奮的美德，實現領導過程的倫理價值及領導者的道德完善，提供正確的道德原則和實現途徑^[1]。

　　領導倫理以領導者的道德現象主要為研究對象，研究領導者的倫理規範，即領導者在領導活動過程中應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則，為領導者處理好各種關係，培養領導者忠誠、愛民、尚公、正直、廉潔、勤奮的美德，實現領導過程的倫理價值及領導者的道德完善，提供正確的道德原則和實現途徑。另有學者認為領導倫理是指領導者在其全部活動中，為保持協調、和諧的人際關係必須遵循的價值理念、人倫準則和相關規範的總稱。還有觀點認為領導倫理是領導者的職業道德、職業操守的同義語，指領導者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為實現領導目標、完成領導任務而自覺遵守社會規範、恪盡領導職守所必須具備的各種道德素質、道德要求的總和。

　　因此，可以看出，領導倫理的主體是領導者，領導倫理是領導者在職業活動中應遵循的道德方面的準則，而非其他方面的準則（如法律、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準則，儘管這些準則是互相交織在一起密不可分的）。領導倫理指在領導過程中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潛在接受並受其約束的行為準則或價值觀念，其具體表現為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價值觀、思維觀、行為準則以及與系統內外人員之間的人際法則、規則、原則與做事準則^[2]。

　　諾思豪斯認為，在領導學上，倫理涉及領導者應該具有的行為，領導者應該時怎樣的人；倫理與領導者行為的德行的本質有關。在決策情境下，倫理問題或者是內隱的，或者是外顯的。不管是內隱還是外顯，領導者的決策行為和行為方式都要受到倫理指導和制約。 從上面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領導倫理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第一，領導者所遵從的社會普遍倫理，體現為領導者的個人道德素養，這種道德素養表現在其參與的所有的社會活動中；第二，領導者在領導職業活動中所遵循的社會倫理原則和道德要求^[3]。

　　對於領導倫理有這樣幾種界定：領導倫理以領導者的道德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研究領導者的倫理規範，即領導者在領導活動過程中應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則，為領導者應當處理好各種關係，培養領導者忠誠、愛民、尚公、正直、廉潔和勤奮的美德，實現領導過程的倫理價值及領導者的道德完善，提供正確的道德原則和實現途徑。

　　領導倫理是領導者在其全部活動中，為保持協調、和諧的人際關係必須遵循的價值理念、人倫準則和相關規範的總稱。

　　領導倫理是領導者的職業道德、職業操守的同義詞，指領導者在自己工作崗位上為實現領導目標、完成領導任務而自覺遵守社會規範、恪守領導職守所必須具備的各種道德素質、道德要求的總和。

　　因此，可以看出，領導倫理的主體是領導者，可以概括地認為，領導倫理是領導者在職業活動中應遵循的道德方面的準則，而非其他方面的準則（如法律、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準則，儘管這些方面是互相交織在一起而密不可分的）^[4]。

　　領導倫理的發展可以上溯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倫理意思是習慣、行為和性格。倫理涉及個人或社會認為是合適的，合乎需要的那些價值觀和理論觀。倫理涉及個人的動機和德行。倫理給人們提供了一套規則系統，在具體情境中判斷是非善惡。不管是內隱還是外顯，領導者的決策和行為方式都要受倫理指導和制約。

　　領導行為的倫理理論（包括目的理論和義務理論）以領導者的行為來處理倫理問題，而另外一套理論則從領導者特征的角度處理倫理問題，這些理論叫：“以美德為本的領導理論"，它們著眼於領導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該理論認為：美德根植於個體內心深處和性情之中。雖然以美德為本的領導理論直到最近才重新受到重視，但是，它在西方學術傳統中的根源卻可以追溯的古希臘時代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古希臘中有一個詞與以美德為本的領導理論相關聯。：意思是傑出和美德。與亞里士多德一樣，當代以美德為本的領導理論相的擁護者也強調應該把註意力放在倫理價值觀的培養和訓練上。

　　根據亞里士多德的描述，有倫理的人應當具有以下美德：勇氣、節制、寬容、自我控制、誠實、好交際、謙虛、公平、正義^[6]。

　　亞里士多德提出有倫理的人應當具有勇氣、節制、公平和正義等美德。彼得·諾思豪斯在此基礎上歸納出領導倫理的五大原則, 即尊敬、服務、公正、誠實、團隊建設。

　　(1) 尊重他人。就是領導者珍視他人的精神價值和個性, 永遠把他人當做目的來看待, 而不是當做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
　　(2) 為他人服務。服務代表著要為他人謀求更大的利益的理念, 它要求領導者在把服務原則付諸實踐時必須以他人為中心, 把他人的利益放在首位, 必須以有利於他人的方式行事。
　　(3) 公正。有道德的領導者要把公平放在核心地位, 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下屬, 即使有人受到特殊的對待, 也必須以明確、合理、充分、符合倫理規範的理由為前提。
　　(4) 誠實。有道德的領導者必須誠實, 一個不誠實的領導者是靠不住的, 大家對他說的話失去信心, 領導者的威信也就蕩然無存。
　　(5) 建設團隊。一個有道德的領導者往往重視團體內每一個人的意見和想法, 關心集體, 流露出對他人倫理上的關註, 所有的個人和團體的目標最終都註定要融入社會的共同目標和利益中去。彼得·諾思豪斯認為這種歸納雖然不能涵蓋領導倫理的方方面面, 但還是為領導倫理理論的發展完善提供了理論基礎。

　　通過從童年到成年的長期反覆練習，美德就成為了一種習慣，成為了人格的一部分。從說真話開始，人會變得誠實；從施捨窮人開始，人會變得仁愛；從公平待人開始，人會變得公正。我們的美德來源於我們的行為，我們的行為又證明瞭我們的美德。

　　領導者在道義上有尊重追溯者的人格尊嚴的責任，要把他們每一個當作獨立的人來尊敬。這裡所說的尊敬人是指領導者要密切關註追隨者的興趣、需要和他們所關心的事情。領導工作的本質把領導者們放在了一個特殊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他們有很多機會，有很多有效的途徑來影響別人。

　　倫理是領導過程的核心；領導者要努力建立和強化組織的價值觀。每一個領導者都具有不同的領導哲學和觀點。所有的領導者都"有自己的日程表，有一整套觀念、計劃、價值觀、理念以及他們希望立即端上臺面著手解決的問題。領導者所倡導的價值觀對組織的價值觀有重大的影響。而且由於他們的權力和硬性力，領導者在建立組織的倫理氛圍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領導者要用信任、培養和移情來營造讓追隨者受到支持的環境。在這樣的支持性的環境中，追隨者在面對難題時才能獲得安全感。領導者的職能在於幫助其追溯者努力奮鬥，以適應環境變化並促進個人成長。

　　強調領導者應該關心和重視他的追隨者所關註的事情，應該照顧和培育追隨者。

　　要做一個領導者，首先要做一名公僕。一個公僕式的領導者註重追隨者的需要，幫助他們變得博學、更自由、更獨立、更象一名公僕。公僕式的領導者有社會責任關註弱勢群體，要同等看待他們。公僕式的領導者儘可能少地使用職務賦予他的權力，儘量不去控制別人，而是把權力交還給被領導者。公僕式的領導者十分珍惜每一個人對社區生活的介入。因為在社區中，人們能充分地體驗尊敬、信任和個人的力量。

　　領導倫理的原則：

• 尊敬人

• 團隊建設

• 領導倫理

• 服務他人

• 顯示誠實

• 表現公正

　　1. 時代性。

　　時代不同, 文化屬性不同, 領導倫理也不同。拿生存理念來講, 農業時代靠體能, 工業時代靠技能, 信息時代靠智能。人的核心生存能力在不斷發生變化, 領導倫理管理也隨時代賦予的不同文化內涵而發生改變。過去領導倫理強調領導者應是“好人”、“守業”、“不犯錯”, 當今領導倫理更強調領導者“僅僅是好人是非常不夠的, 必須有能力為大家做好事”、“不僅要守業、更要創業”、“大膽嘗試、勇於創新, 敢於摸著石頭過河”。

　　2. 層次性。

　　層次不同, 事理不同, 為人處世方式不同, 形成的文化屬性不同, 帶來的領導倫理也不同。

　　3. 行業性。

　　不同行業有不同的領導倫理。政府官員必須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念, 企業領導者要樹立“實實在在呈獻給世界過硬產品”的價值觀念。行業道德管理決定著各行各業人們不同的行為準則與判斷標準。

　　1. 個人特征。

　　領導者的信念內涵、信念強度、控制強度三個個性變數影響領導者的個人行為。領導者的信念正確與否, 決定著領導者的領導立場、方向與道路。只有正確的領導信念才能使領導者走向正確的領導道路。領導者的信念強度越高, 剋制衝動並遵守信念的可能性就越大。領導者的控制強度取決於內在控制與外在控制。內在控制的人依賴自己內在的是非標準指導行為,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外在控制的人根據別人的行為指導自己的行為, 不大可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2. 結構變數。

　　結構變數主要指領導機制。領導機制對領導者特別是以外在控製為中心的領導者的道德行為起著很大作用。很多官員的腐敗就是由於權力過大又缺乏機制制約造成的。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但極端民主也會付出效率的代價。只有好的領導機制才能形成好的領導環境。

　　3. 組織文化。

　　一個單位的組織文化對領導倫理管理有很大的影響, 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 組織文化的內容與性質。如果組織文化支持高道德標準, 那麼, 它對領導者的道德行為將產生積極的影響。第二, 組織文化的強度。如果組織文化的力量很強, 那麼, 它對領導者的行為將產生強烈的影響。

　　4. 事理問題。

　　事理問題指所處理事理本身的情況和領導者對它的掌控程度以及個人認為的重要性程度。比如, 事件本身的難易和複雜程度, 事件可預見的危害或利益大小, 事件處理結果與期望結果之間的差距, 事件處理對各類人員的影響, 處理事件所需的時間長短及社會輿論對事件的看法等, 這些問題都影響著領導者對事理問題是否處理、怎樣處理的分析、思考與判斷。

　　領導倫理建設必須強調領導者的自我修養和自我完善。領導者加強自身道德修養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加強學習，提高文化理論水平。一定的文化理論水平，是加強文明、理智、高尚的道德修養的基礎。文化理論知識可以開闊人們的眼界，告訴人們是非，比較人們的行為，為人們提供正確的道德規範，從而使人們的道德修養更具理性。

　　二是自重、自省、自警、自勵。這是對領導幹部提出的道德要求，又是領導幹部進行道德修養的方法。

　　三是積善成德。人的道德修養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需要一個漫長的積累過程，領導幹部在道德修養中，要不棄小善，不為小惡，才能積成大善，培養高尚的道德。

　　四是慎獨。它的主要作用在於道德主體通過自我認識、自我評價、自我監督，實現自我約束和自我超越。

　　領導倫理重構是基於領導作為行為主體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內在需要而產生的，是行為主體在道德活動中積極能動性的表現。實現領導倫理重構，加強自身道德修養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增強領導自我修煉能力。領導倫理重構必須強調領導者的自我修養和自我完善。作為領導的內在的道德素養和自律的準繩，滲透和表現在平時的工作、思想、作風、情感、行為、習慣等各方面。提高領導道德水平的首要前提是努力學習。一定的文化理論水平，是加強文明、理智、高尚的道德修養的基礎。

　　2.規範領導倫理道德。領導者的道德是社會道德活動的主體，也是社會主體性道德。由於領導在公務活動和社會實踐中擔負的職責重大，因此，必須要有規範的明確的道德價值目標、維護道德秩序、防止道德無序行為等倫理功能。現行的許多道德規範直接來源於國家有關法律、法規、政策、條例、規章、制度等，使幹部道德規範的構建、踐行和維護，帶有一定程度強制力保障的特殊性。誠然，加強制度建設是規範領導道德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其中包括領導職業道德規範的確立，領導道德教育措施的完善，領導道德監督機制的健全等，都應有相關制度予以規範。

　　3.發揮社會評價與監督作用。要完善社會對領導公權力運用的評價體系，暢通監督渠道，加大監督力度。比如，通過藉助社會輿論，把關於行為主體活動的道德價值判斷，或肯定、贊許，或否定、譴責，反饋給行為主體的領導成員，促使人們通過內心信念（良心）自覺地對照檢查自己的行為。利用信息網路技術，開展電子民意測驗、網上討論，培養公民的民主參政意識，檢舉領導者的倫理失範行為。引導建立一些帶有監督性質的公民自治組織，作為第三方在不同行業不同區域開展領導行為的監督評價工作，發揮群體監督優勢。同時，要加快新聞立法，保障輿論監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1．海費茨的領導倫理觀

　　羅納德·海費茨是一名精神病學家，基於他的致力於精神病學工作及對約翰遜總統、甘地及瑪格麗特·桑格等許多世界級領導人的觀察和分析，他系統地提出了獨特的領導倫理理論。在《領導不容易回答》一書中，海費茨提出領導者的主要角色是幫助追隨者面對衝突和發現建設性的方式去處理它。海費茨認為領導是一個集體的過程，領導者影響個人，也鼓動集體的努力完成適當的工作。領導者的影響過程不僅包括使用理性和呼籲價值，也包括正式的權威。然而，正式的權威對於提供道德領導不是必要的，緊急的領導者能獲得非正式的權威，在所需的情景下能負起執行領導的責任。海費茨特別強調領導者必須運用權力來動員人們去面對棘手的問題，領導者要用信任、培養和移情來營造讓追隨者感受到支持的環境。在這樣的支持性的環境中，追隨者在面對難題時才能獲得安全感。領導者特別要運用權力讓大家註意到棘手問題，檢驗信息的真實性，建立解決問題的框架，協調觀念的衝突，促進決策過程的進行。領導者的職責在於幫助其追隨者努力奮鬥，以適應環境變化井促進個人成長。

　　2．伯思斯的領導倫理觀

　　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思斯的變革型領導理論強調了追隨者的需要、價值觀和倫理觀，主張領導者應努力把追隨者的道德責任推向一個更高的水平，它明確宣稱領導有道德上的維度，領導的一個主要角色或功能是增加道德意識，幫助人們解決價值衝突。伯恩斯將變革型領導描述為一個過程，在那裡，“領導和追隨者互相影響，以提升到更高的道德和動機水平”。這些領導者利用呼籲理想和道德價值(諸如自由、正義、平等、和平和人道主義)而不是給予感情(如害怕、貪婪、嫉妒或憎恨)來喚起追隨者的意識。可見，變革型領導不僅涉及單個追隨者的道德升華，而且也涉及集體的努力去實現社會改革。“在這個過程中，領導者和追隨者都將變化。他們不僅考慮什麼對他們自己有利，而且要考慮什麼將使集體的利益更大，諸如他們的組織、社團和國家。”

　　3．格林利夫的領導倫理觀

　　1970年，羅伯特·格林利夫提出了“服務式領導”的概念，也有的稱“僕人式領導”，並於1977年發表例L人領導芬一書，其觀點近年來日益流行。僕人領導思想帶有強烈的無私的道德色彩，強調領導者要想下屬之所想，關懷下屬，實質就是服務。對於格林利夫來說，服務於追隨者是領導的主要責任和道德領導的本質。服務包括培育、保護和授權部屬。一個服務式領導者必須註意追隨者的需要，幫助他們變得更健康、更聰明和更願意接受他們的責任。只有在理解追隨者之後，領導者才能決定如何最好地服務於他們的需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不少人也稱其為“僕人式領導”。格林利夫認為只有天生的僕人才會成為領導者，事實上，一個人成為領導者的過程首先就是當僕人的過程。僕人式領導者必須站在好的和正確的立場上，在任何時候都應當反對社會的不正義和不平等，甚至社會的弱勢群體和邊緣成員也必須得到尊重和欣賞。這種類型的領導者必須授權追隨者，而不是用權力支配他們，通過完全的忠誠和公開、保持行動與價值的一致性來顯示對追隨者的信任，以建立對領導的信任。格林利夫相信，這些領導的追隨者受到激勵i自身也變成服務式領導者。人們應當76各自己去領導和接受隨時提供的機會，結果將是更多的人作為服務於社會的道德載體。

　　以上三種領導倫理理論的共同主題是：上下級關係是領導道德倫理的核心。另外，他們都強調領導者要密切關註下屬員工的個人要求。其實，早在1982年和1984年，吉利根和諾丁斯就分別提出“人道的概念，主張人與人的關係是道德的起點，在機構裡人道尤為關鍵、是建立信任和合作關係的主要基礎，上述三種領導倫理理論與之極為類似。從20世紀70年的尼克鬆時期開始，到凹世紀四年代的柯林頓時期，人們對領導道德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領導倫理理論提醒領導者，領導力也是道德的作用，它對於思考領導道德和實踐領導道德起到了指導作用。

　　1、領導倫理性質的哲學基礎

　　領導倫理性質的哲學基礎是領導的交互主體性，現當代領導者與對象之間的倫理關係已經從以前的“領導者→被領導者”的單向主體性轉為“領導者←→被領導者”的交互主體性，或稱主體間性。

　　主體間性的概念首先由德國的尤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和阿佩爾提出，他們拋棄了傳統道德哲學的個體“主體範式”，而代之以“主體間的範式”，因為“主體範式”不能從主體自我尋找出一種普遍的、本質的和內在的人性特征，以作為道德原則的合理性與權威性的絕對形而上學基礎。即休謨所說：人們“從‘是’的前提中得不到任何‘應該’的結論”^[11]。只有基於“規範的主體間有效性”，才能構建一種規範上中立的、客觀的普遍倫理學。道德之根——主體範式的變換，根源於他們對主體理性的重新認識。阿佩爾在《哲學的改造》一書中指出：人的主體理性絕不是在個人意識里發展的，而是在語言對話、主體際構成的世界里發展的，每個人都不可能在私人語言框架內獲得其思想的有效性，每個人的主體理性或意識活動也不可能是封閉的、個體的，而是開放的、公共的。所以，任何孤獨思想的有效性，以及孤獨個體的良知決斷的道德約束力，原則上要依賴於人與人作為平等的對話伙伴之間的相互肯認和共識^[12]。這種主體間的“交互理性(Interaction Rationality)”，能夠把每一個孤獨個體的良知判斷協調一致起來，從而使每個社會個體為社會實踐承擔共同的道德責任。在交往實踐中，任何具有倫理意義的人類需要，都能在人際間傳達、交流與溝通，進而形成共識，構成共同意志的一致性。主體間的共識與意志一致性，反過來又會成為制約和指導每個社會個體行為的道德規範。

　　領導的主體間性要求將倫理作為領導活動的基礎，著眼於企業謀取效益的方式是否有利於滿足人的精神和道德要求，是否有利於形成和諧的人際關係。現代組織謀取效益的方式已經形成了三個遞進的層次：一是技術層面，即主要從效益出發，著眼於人、財、物、信息四大基本要素的配置；二是制度層面，著眼於所有者或經營者的委托——代理關係，制定激勵——約束機制從而發揮經營者的積極性；三是倫理層面，著眼於組織謀取效益的方式和謀取行為的道德性和倫理性。當組織從技術層面向制度層面和倫理層面推進時，便是把對人的看法從“手段人”向“手段人”與“目的人”並重邁進。如果說組織的制度層面所揭示的社會關係還是人的利益關係的“實然”，還只是以追求效益為目的，那麼，倫理層面則以一種道義形式提供著一種“應然”，決定著組織作為謀取效益手段和方式的合理性。

　　組織倫理具有的這種目標導向功能，旨在不斷探索和創造出能正確引導人類價值理想的效益獲取方式和獲取行為，彼得·M·聖吉斷言：“當人們所追求的願景超出個人的利益，便會產生一股強大的力量，遠非追求狹窄目標所能及。組織的目標也是如此。”^[13]

　　2、領導倫理性質的管理學基礎

　　90年代初，在弗里曼（Freeman）、布萊爾（Blair）、多納德遜（Donaldson）等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獲得重大發展，倫理成為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的基本要求和思想精華。所謂利益相關者管理（Stakeholder Management）是指企業的經營管理者為綜合平衡各個利益相關者要求而進行的管理活動。該理論認為，任何一個公司的發展都離不開各種利益相關者的投入或參與，企業追求的是利益相關者的整體利益，而不僅僅是某個主體的利益。這些利益相關者包括企業的股東、債權人、雇員、消費者、供應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門、本地居民、當地社區、媒體、環境保護主義者等壓力集團，還包括自然環境、人類後代、非人物種等受到企業經營活動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客體。這些利益相關者都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註入了一定的專用性投資，他們或是分擔了一定的企業經營風險，或是為企業的經營活動付出了代價。為此，企業的經營決策必須要考慮他們的利益，並給予相應的報酬和補償。在利益相關者理論中，企業的發展前景依賴於企業管理層對利益相關者要求的回應質量。管理者必須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來看待企業，這樣才能獲得持續的發展^[14]。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實質就是從功利主義學派的角度，提倡關註領導過程中固有的倫理性質。

　　3、管理倫理學論證

　　中央黨校戴木才教授首先研究了管理與倫理結合“何以可能？”。他認為“管理不僅是一個事實判斷，同時也具有豐富的價值內涵。揭示管理的‘價值判斷’性質以及管理的‘應該’指向，是管理倫理的應有之義”^[15]，他論證了管理和倫理結合是由於“管理”與“倫理”具有可通約性：管理本身內在地具有倫理性質。即管理與倫理之所以能夠結合，在於管理本身具有道德性。人類的實踐活動一方面遵循客觀規律，另一方面也都是在需要和目的的驅使下把主體尺度運用於對象世界。遵循客觀規律是管理得以運作的科學基礎，而體現人的價值追求則是管理的主體尺度的內在要求^[16]。

　　從這個視角出發發現領導本身同樣具有倫理性質。領導的倫理性質表現為領導過程的倫理性質和領導者個人的倫理素質。

　　（1）領導過程的倫理性質

　　領導過程的倫理性質表現為領導過程的普遍倫理性和組織倫理性。

　　領導過程的普遍倫理性是指領導活動要遵從社會的普遍倫理，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領導活動總是體現一定的社會倫理原則和道德要求，同時也受到一定的社會價值觀念的制約；二、人們總是要對領導行為做出倫理評判，使領導活動符合評價主體的倫理道德取向。領導本質上是對人的管理，主體是人，對象也主要是人，離不開人的價值選擇和道德選擇，而這種價值和道德系統是一個民族文化結構的一部分，同時又隨著社會文化價值觀念的變化而不斷地重構，這種價值和道德系統就是領導的普遍倫理性^[17]。

　　領導過程的組織倫理性是使領導過程取得最優績效的基本內在要素，對領導活動具有根本的作用。首先，從組織的內部看，組織依靠一定的制度和結構來進行管理，但僅有嚴格的制度是不夠的，因為制度只能對人的行為起到基本的規範作用。還應該有符合人性的、激發員工工作熱情的組織文化，以良好的倫理道德來激發組織成員的使命感、責任感和榮譽感，充分發掘員工的內在潛力，這是領導活動在組織內部所蘊涵的倫理問題。其次，從組織外部環境看，組織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組織自身所追求的目標也必須滿足社會全面進步和人類自身全面發展的要求。而所有這些，都體現著豐富的倫理內容。領導過程的組織倫理性體現了領導活動在組織內外都具有倫理性質。

　　（2）領導者的倫理素質

　　領導者的倫理素質是領導過程倫理性質的基礎。

　　領導者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起著靈魂作用，他們的倫理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企業員工的倫理觀念。由於領導者道德素質對卓越領導的重要性，近現代幾乎所有的領導理論都特別重視領導者的倫理道德問題。美國《華爾街日報》曾對美國大型企業的782名領導者做過一次調查，結果表明，領導者取得成功的三種最重要因素是正直、勤奮、與人相處的能力。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W·J·胞莫爾提出了作為一個領導應具備的10個條件：合作精神、決策能力、組織能力、精於授權、善於應變、敢於負責、敢擔風險、敢於創新、尊重他人、品德高尚。在10個條件中，品德方面的因素超過半數。而且特意強調了品德高尚這一條。正如彼德·M·聖吉所言：“在學習型組織中，領導者是設計師、僕人和教師。”^[18]領導者工作的特點是通過他人來完成工作，領導者通過施加影響力使員工能心甘情願地努力工作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影響力主要來源於非權力性影響力，在非權力性影響力的四個要素（品德、能力、知識、感情）中，最不可缺失的是品德，因為領導者在其他方面的某些不足可以通過他人來彌補，如知識缺陷，可聘請顧問，成立智囊團。能力不全，可由管理層的其他人來彌補。而品德則不能由別人來彌補，品德具有不可替代性，品德比智慧、能力更加重要，更高一個層次。在我國先賢許多精辟的論述中，品德都是一個領導者的核心素質。日本平成時代的“經營之聖”稻盛和夫認為：“如果企業家只想增加自己公司的利潤，想過更加奢侈的生活，以這種利己的私欲為動機來經營企業，起初，經營也許會很順利，但是，決不會長久持續下去，總有一天會破產。由於這類企業家考慮的是只要自己好就行，所以，不定在哪裡就會採取以一般大眾為敵的反社會性行動。這樣做，必然會造成來自社會的反作用，與社會發生矛盾，令經營陷入困境……我們應該具有把別人的喜悅作為自己的喜悅來感受之心和把別人的悲傷作為自己的悲傷來感受之心。我們把哪個置於更重要的地位，人生的結果將大不一樣。”^[19]

　　對於一個領導者來說，品德是本，技巧是末。首先，試圖通過玩弄技巧來贏得下屬是最不可靠的，缺乏品德支撐的技巧，充其量只能矇騙一時，而不能長久，一旦被識破，將徹底喪失領導能力；其次，每個領導者面臨的情景不同，沒有普遍適用的技巧，盲目照搬別人的技巧，無異於東施效顰，其實在風格迥異但同樣成功的領導技巧背後，確實存在著一種共性的東西，那就是品德。斯蒂芬·R·柯維說：“惟有基本的品德能夠為人際關係技巧賦予生命”^[20]有學者認為企業家有多大的人格，辦多大的企業，領導者的倫理層次決定了企業的境界。

　　領導倫理是指領導者在其全部活動中，為保持協調、和諧的人際關係必須遵循的價值理念、人倫準則和相關規範的總稱。領導倫理在領導活動的要素體系中居於最基礎、最原創、最本質的地位。領導道德則是領導者在從事領導活動中，確立與踐行的道德品格與道德方式的集合。作為領導道德覺悟、道德規範、道德行為的統一體，它與領導倫理融合成領導道德力體系。

　　領導倫理與領導道德之間有密切聯繫。首先，領導倫理是領導道德的源頭。因為領導道德的“成德”(養成之德)所需要的“道”，來源於領導倫理中的“理”。“由倫生理，由理成道，由道化德”是一個“鏈”結構。其次，領導道德是領導倫理的輔承轉換。領導活動必須得“道”合“德”，其“道”是對領導“倫”、“理”原則與規範的貫徹與實現。

　　再次，領導活動必須合乎領導倫理與道德規律、履行領導倫理道德責任與義務。這一“鐵律”的約束對所有領導者都有剛性作用。但是，領導倫理與領導道德在具體內涵、行為要求特征、作用途徑和表意重點等方面也有明顯區別。因而，領導倫理與領導道德是兩個既密切聯繫又相互區別的概念。

　　領導倫理對領導工作和領導者都是至關重要的。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領導倫理尤其具有許多獨特的功能。

　　一是以德治國功能。西周、漢朝、盛唐堅持德治與法治並舉，以德治為基礎，以法治為保障，社會長治久安。今天，我們仍然要堅持以德治國，這就要求各級各類領導活動均須符合相應倫理道德的規範與約束，從而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二是以德育吏功能。當今我國社會倫理道德缺失已成為社會熱議的焦點，其中領導幹部的倫理道德問題更為凸出。執政黨從嚴治黨、發展興國，首先要治吏。治黨治吏均須以德育為基礎，以法製做保障，以監督為關鍵。

　　三是以德理政功能。中國共產黨履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實踐證明，德政的關鍵是所有公共組織均應切實加強對領導決策活動的倫理道德教育與管理，造就領導倫理道德的環境與氛圍；加強對領導動機、過程與結果的道德監控、道德培養。四是促進法治功能。以德治國與以法治國的結合點，首先是領導行為的“德治”，主要是通過領導幹部的倫理道德教育養成、提高道德能力，從而為領導行為的法治構築起“第一道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