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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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記憶(meida memory)

　　媒介記憶是指媒介通過對日常信息的採集、理解、編輯、存貯、提取和傳播，形成一種以媒介為主導的人類一切記憶的平臺和核心，並以此影響人類的個體記憶、集體記憶和社會記憶。

　　媒介記憶的研究範圍包括了媒介對於信息的記憶特點和模式，媒介對於記憶內容的選取方式與角度，媒介對於人類各種記憶的影響，以及媒介記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等等。

　　美國學者卡羅琳·凱奇最早提出了媒介記憶的概念，她在其2005年地著作《過去的頁面：美國雜誌的歷史與記憶》中強調了雜誌在建立社會評論與國家文化的公共歷史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並認為“媒介記憶是作為媒介研究與記憶研究的交叉領域而提出來的概念，試圖從中探討在媒介運作中媒介是如何通過扮演一個記憶代理角色來完成與社會其他領域的互動過程”。

　　個人記憶是記憶自己親歷親為的事，“是個人用群體的眼光來回憶的過程，而群體的記憶通過個人的記憶得以實現並表現出來。”

　　集體記憶是指曾經歷過相同事件的一群人的共同記憶，以及這些事件所遺留下的客觀印痕，包括共同經歷的空間環境、社會事件、機構設置、以及與此相關的文字和口頭檔案材料等。

　　社會記憶是在相關事件的當事人消失以後才出現的，如各種儀式、神話、集體的敘述、朝聖等。

　　媒介記憶主要有四個特點：

　　一是實體性。物質實體是媒介記憶得以存在的首要因素。沒有具體而實在的物質實體，無論多麼精美的精神內容和歷史文化也無所依附、無法留存和精確傳播。

　　二是集體性。媒介記憶是一種集體記憶活動，媒介是集體互動的橋梁和紐帶，也是集體記憶和社會記憶存在的前提和基礎。

　　三是事實性。媒介記憶總是同具體的社會現實聯繫在一起的。無論是回憶過去還是重現當下，也不論是為過去“昭雪”還是為過去自豪，都基於一定的事實。

　　四是選擇性。媒介記憶難免帶有主觀的、感情的色彩，人們難免會有選擇地強化某些事實的記憶，也會有意地淡化某些事實的記憶，從而造成記憶堆砌和記憶空白。

　　個人記憶對於人類生活的重要性可謂不言而喻。在媒介記憶中，失去了作為基礎元素而存在的個人記憶，媒介記憶也不可能形成；同樣沒有個體對於媒介內容的關註與選擇性記憶，媒介記憶也不可能發揮其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媒介記憶的形成是一個媒介組織或機構完成其新聞採集、編輯、報道傳播的過程，這一過程不能排除數量眾多的個人記憶，因為媒介所記憶的事件本身就是一種個人記憶的媒介表現，無論是事件發生的當事人，或是之後對新聞事件進行編輯報道的新聞工作者，他們在消化吸收其他人對事件的記憶的同時也在將自己的個人記憶融入媒介記憶之中，也就是哈布瓦赫所說的不同的個體或群體對人類記憶的“社會建構”的過程。由此可見，媒介記憶是個人記憶的集合與凝聚。

　　媒介記憶是個人記憶的集合與凝聚，同時又是社會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使得媒介記憶在社會記憶與個人記憶之間建立起了一種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紐帶關係。眾多個人記憶能夠通過媒介形成社會記憶，而許多時候，具有認同功能的社會記憶也會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個人記憶。這就涉及到了權力記憶的概念，權力記憶在有的社會有的時代很微弱或者不存在，在有的時代和社會就非常強大，因為掌控了一切記憶途徑，所以可以主導所有社會記憶。這裡所說的“一切記憶途徑”就是指傳播權力記憶的各種媒介。可見，媒介記憶扮演著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之間的紐帶和橋梁角色。

　　媒介記憶作為社會記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但要從眾多個體記憶中吸取養分，還擔負著將個體記憶融入社會記憶，從而進一步凝聚成整體社會記憶的責任。媒介記憶作為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的紐帶，被社會賦予了以下幾點責任：

　　一是人的社會化功能。大眾媒介在很早就開始擔當起了人的社會化的作用。媒介記憶是人類社會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受眾通過接受媒介信息完成對於基本社會制度，社會習慣的認識，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人”。

　　二是人類文明的傳承。媒介作為社會事件的記錄者和報道者，擔任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歷史記錄者的職責。媒介通過自己的方式和方法，關註著人類社會的細微變化。媒介追求客觀公正的報道目標，可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人類社會經驗的積累與傳承。媒介記憶雖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觀、片面等局限性，但仍能成為傳承人類文明的重要角色。

　　三是社會發展推動力。媒介在記錄和報道社會現狀的同時，還能夠從眾多的媒介記憶中獲取有用信息，學習經驗教訓，從而由此引導人類前進、促進社會革新。

　　四是社會危機預警功能。媒介在搜集各種歷史事件與社會事件時，具有高度的靈敏性，能夠喚起個體對於人類自身、環境、動物、社會、地球等的關註，併在眾多的歷史記憶中尋找相關信息進入媒介，由此，在人們面前展現出來的媒介記憶就會起到一定的社會危機預警功能。

　　依據現有文獻，目前的媒介記憶研究已經具備一定理論基礎,不少觀點和概念已經能夠在解決現實問題層面起到實際作用,但是在研究的視角與方法上仍有提升空間:

　　首先,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對媒介記憶的研究需要建立--種歷史縱深感與社會空間感,研究者應該充分認識到媒介記憶在差異化歷史階段所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作用,也應該深入瞭解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媒介記憶生態及記憶需求。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以及媒介技術的迅猛發展,-種流動的、發展的、變化的研究觀念有待建立。另-方面,對媒介記憶概念的認識也仍有突破的空間:絕大多數研究側重於分析媒介與各類型記憶的互建以及各類型媒介所塑造的記憶文本,也就是將媒介記憶理解為“媒介與記憶”或是“媒介的記憶”,卻鮮有意識到“媒介即記憶”,媒介記憶不僅具有一切人類記憶形態的共性，同時也享有獨特個性。在相對局限的視角下,當前的不少研究往往獨立而封閉地探討個體記憶、社會記憶、文化記憶與集體記憶等,不可避免呈現出“缺乏焦點、重心和過度分散的弊端”。

　　其次，《媒介記憶理論一人類一切記憶研究的核心與紐帶》--書初步建立起媒介記憶研究系統全面的理論體系,然而目前絕大多數學者仍舊僅針對某一特定現象或事例展開獨立研究,缺乏提綱挈領、統籌大局的研究成果,這也導致部分研究結論僅對個別媒介現象適用,卻很難對整個媒介記憶研究領域產生借鑒意義。因此建立-種全面地、系統的、整合性的研究範式與理論體系並促成越來越多地學者借鑒參與這一整合研究路徑成為首要解決的任務。

　　再次,在研究觀念上,國內學者應該正確處理好現在與過去的關係。一般而言對現在與過去關係的認識分為三種,一種是過去中心觀,認為“現在是由過去塑造和決定的”,其次是現代中心觀,即認為“記憶是現在對過去的重新建構,過去會根據現在的需要不斷被重新敘述和表達甚至‘創造’。”最後為“第三條道路”,認為“過去並非僅根據現在的情境和需要憑空建構,現有的社會情境只是對存在於歷史中的過去的挑選而非創造。”國正確處理現在與記憶的關係將有效改變媒介記憶研究結論的單一與固化,豐富媒介記憶理論體系。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國內媒介記憶研究比較傾向於三種研究方法:符號學研究與文本分析、民族志研究與口述歷史、比較歷史研究。定量研究的方法在國內媒介記憶研究中較為少見,記憶研究更強調對文本的闡述與理解,簡單的量化分析或模型設計或許會降低記憶研究的豐富性和多元化,但也可以嘗試將其作為記憶研究其他方法的補充。例如學者李洪濤與黃順銘的《“恥化”敘事與文化創傷的建構:〈人民日報)南京大屠殺紀念文章(1949-2012)的內容分析》以及餘霞的《全球傳播語境中的國家創傷與媒介記憶》運用內容分析法考察了媒介報道對創傷記憶的建構、遺忘與再發掘,以文獻“量”的分析接近“質”的認識。

　　最後,在理論的建設與運用上應該清醒認識到西方媒介記憶理論對中國現實的適用性,當下不少研究缺少對中西方不同國情與社會體制的充分考量,尤其是缺少對社會轉型時期以及全媒化時代下中國媒體產業化改革以及媒體社會責任重塑現狀的深人調查，往往出現簡單套用西方記憶理論和迎合西方觀點的情況。因此,如何借鑒西方媒介記憶理論的精髓,與中國社會現實有機結合，避免簡單的照搬照抄和套用販賣將成為今後研究需要著重註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