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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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

　　信息繭房概念是由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奧巴馬總統的法律顧問凱斯·桑斯坦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中提出的。通過對互聯網的考察，桑斯坦指出，在信息傳播中，因公眾自身的信息需求並非全方位的，公眾只註意自己選擇的東西和使自己愉悅的通訊領域，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

　　“信息繭房”這個概念，最為人熟知的來源是美國法學教授凱斯·桑斯坦的《信息烏托邦》。該書出版於2006年，儘管為時尚早，但彼時信息的個人化、定製化已經成為一大趨勢。

　　早在1995年，比爾·蓋茨就曾預言：在未來世界，量身定製的信息將自然增加，每個人都可以編排一份完全符合自己興趣的“日報”。而在次年出版的《數字化生存》一書中，學者尼葛洛龐帝也預言了個性化定製的“我的日報”（The Daily Me）即將出現。

　　桑斯坦非常認同“我的日報”，併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信息繭房”的概念。他指出，在互聯網時代，伴隨網路技術的發達以及信息量的劇增，每個人都能隨意選擇關註的話題，並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打造一份個人日報，但這種信息選擇行為將會導致“信息繭房”的形成。

　　正因為契合了對此現象擔憂的社會心理，“信息繭房”這一概念逐漸被大眾認可並被廣泛使用。

　　但桑斯坦提出“信息繭房”時，演算法還是個模糊的概念。當演算法技術逐漸發展成熟，併成為內容分發的通行規則之後，人們驚奇地發現：“信息繭房”似乎更能貼切地描述演算法所造成的影響。

　　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機構面向大眾生產新聞，並依賴人工編輯的方式進行分發，並無明確的受眾細分意識。而基於演算法推薦的內容分發，以用戶的個人特征為標準進行信息篩選，並向用戶推薦與其興趣和價值觀高度匹配的個人化信息，由此形成“千人千面”的內容消費形態。

　　從積極的方面來看，這種分發方式使信息傳播更加扁平化，各類信息內容的顯現度與曝光量由演算法規則所決定，受眾可以自由選擇信息，削弱了專業媒體的內容把關能力和議程設置能力。

　　但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人擔心，演算法推薦機制正通過個性化的名義背離多元性的信息傳播方式：它是否會過分迎合用戶偏好，讓我們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東西，只聽到自己認同的觀點，進而導致信息封閉？

　　在這種情況下，“信息繭房”概念又被重新提起，用以批評演算法分發所導致信息接收窄化、信息結構失衡問題。無論是用戶還是內容供應商，都開始認同這一概念。更多人將其與網路場域的意見分裂、極端化以及社會整體價值觀離散化聯繫在一起，以證明“信息繭房”對社會共識基礎的侵害。

　　時間因素對於形成信息繭房的作用

　　一方面，時間有助於信息繭房的形成，使個體不自覺地陷入瀏覽推薦信息，對推薦演算法感到高度滿意並且很難感知到自身信息受限。而另一方面，時間又使得個體熟悉了信息平臺中的種種功能操作，會採用相應改善推薦演算法的功能來豐富自身的信息來源以對抗信息繭房。

　　選擇性因素對於形成信息繭房的作用

　　選擇性的第一點體現在個體基於自身而選擇瀏覽不同的信息內容。這種選擇性造成的差異被推薦過濾演算法放大，從而會增強信息繭房的形成。第二點體現在個體對於功能性的選擇會對自身態度造成了不同影響。當選擇更為“主動”、對推薦演算法有修正作用的操作時，會削弱信息繭房的形成。

　　演算法功能因素對於形成信息繭房的作用

　　信息平臺設置的演算法功能包含推薦演算法的程度越高，會使得信息繭房越容易形成；信息平臺設置的演算法功能體現個人自主性的成分越多，信息繭房越不易形成。

　　對用戶主體的消極影響

　　人的自我實現是在與他人的社會互動中產生的，長期處於“信息繭房”中的用戶缺乏與異質化的人或觀點接觸機會。自我興趣成為了用戶探索外界的唯一意向，並且這種意向通過不斷滿足阻礙著用戶註意力的轉移。這種虛假的自我個性滿足，很容易讓用戶從單一定向的觀念去“窺視”全部事實。就這樣，用戶被這種“滿足感”所“異化”，成為了客戶端的“奴隸”。

　　比如早期應用軟體為了留住客戶，會以大量的低俗的表層信息吸引用戶，一旦用戶點擊某類文章，頭條的機器就把用戶貼上了獵奇、粗鄙的標簽，進行相似內容的重覆推薦。“我們確實有一段時間對新用戶處理不夠好，因為新用戶沒有個性化，所以他們打開主信息流容易出現低俗內容。”低俗內容因其易接受性獲得更多的推薦，一旦用戶產生閱讀興趣，就會遭遇重覆性的轟炸。用戶在媒介表層信息的麻醉作用下，不斷弱化自己的思維意識，從而產生依賴感。嚴肅的審美被歡樂的審醜行為所湮沒。用戶不斷在嚼食機器推薦信息的過程中,強化其固有的內容取向，形成惡性迴圈。

　　“信息繭房”增加群體極化可能

　　“信息繭房”的主要作用在於用戶對意見氣候的感知上，從而影響輿論。這一影響體現最明顯的是群體中成員的意見的極化。群體是基於社交關係組建，群體內部觀念性比重遠大於內容性比重。因此，重覆觀念性內容的推薦，會強化用戶對於某種意見的認知。這就是觀念性標簽也就態度開始發揮影響輿論的作用。在群體中“信息繭房”效應一旦生成，群體內容的信息過濾機制就會開始發揮作用。

　　這使得圈層當中，與優勢意見相同的觀點不斷增多，並且不斷幫助其他用戶強化認同感，產生了所在圈層能代表社會整體的錯覺。這種設置非但沒有的將不同意見圈層聯繫起來，而是起到了反作用，加劇了某種觀點的極化。

　　“信息繭房”割裂公共議題

　　長期被“信息繭房”“圍困”的用戶，由於自我的信息渠道被個人興趣所壟斷，留給公共議題的傳播渠道被擠壓且不斷被排斥，很難引起用戶的註意。信息繭房”在演算法推薦技術的過濾機制在的助推下，讓用戶不斷沉迷並且樂此不彼。自我個性內容的不斷出現擠壓著公共議題的媒介空間，使得公共議題在信息洪流中淹沒。

　　圈層的自我話語削弱社會黏性

　　放大到整個社會來看，不同圈子間話題不同而且很難改變，這就導致社會中出現多個信息壁壘。隨著信息壁壘的增加，社會中的層級增多，並且相互排斥。分散的圈層導致整個社會黏性降低，形成社會共識、增強社會凝聚力日益困難。

　　（一）微博用戶的個人差異形成的選擇性心理

　　個人差異論是卡爾·霍夫蘭於1946年首先提出，經梅爾文·德弗勒修正後形成。這個理論認為，在大眾傳播提供的信息面前，個人由於需要、習慣、信念、價值觀、態度、技能等的差異而對信息做出不同的選擇和理解。這個理論最主要的貢獻在於提出了“選擇性和註意性理解”。微博上的信息量龐大，個人不可能做到全盤接收，用戶必須對這些信息進行選擇，而在做出選擇行為時，就必然受到選擇性心理的影響，用戶會依照個人的喜好對信息進行過濾和選擇，以“保持集中的註意力和心理上的舒適感”。因此，對信息的選擇性心理是形成“信息繭房”的原因之一，“它將用戶束縛在由興趣和先入之見所引導的狹隘的信息領域”。選擇性理解和選擇性記憶則會強化用戶的先入之見，加深用戶固有的一些淺陋之見，最後走向極端，造成偏激的觀點、言論或者行為，由此形成群體極化現象。

　　（二）微博意見領袖營造群體壓力形成群體“迴音室效應”

　　群體壓力論是一種與社會關係論相關的理論。這種理論認為，群體壓力能夠影響受眾對媒介內容的接受。人們一般都會選擇加入與自己意見一致的團體，團體對這些意見的認同會加強個人關於此意見的信心。媒介的信息一旦不符合團體的利益和規範時，便會受到團體的抵制。在微博上，意見領袖對於群體壓力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微博意見領袖通常是某些擁有龐大粉絲群的“大 V”或者公眾賬號，他們由於自身的職業或經常發表富有個性的言論吸引了大批認同其言論或者對其行業感興趣甚至是同行業粉絲的關註。這些粉絲自發性地形成了一個團體，這個團體認同意見領袖的言論，由此形成了一種“群體共識”。在評論中不符合群體共識的他人言論，幾乎都會受到這個團體（包括意見領袖）的排斥和抵制。由此形成一種群體壓力，以此來維護團體的共識。

　　桑斯坦稱之為“把自己歸入他們設計的迴音室（echo chambers）”。這種群體壓力導致的後果之一就是在群體中很容易形成信息繭房，雖然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形成統一的意見、達成共識，但是共識也並不總是正確的意見，當意見領袖錯誤的意見受到群體壓力的作用時，在相對封閉的“繭房”中這種錯誤的意見會不斷得到重覆，令到處於相對封閉環境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實的全部，並形成沉默的螺旋來抵制不同意見的人，由此形成“迴音室效應”。

　　相似的觀點通過“信息繭房”內的“迴音壁”進行發酵，非常容易導致群體意見的極化，甚至還會走向網路暴力和線下行動。

　　（三）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形成“網路巴爾幹化”

　　微博作為 Web2.0時代興起的媒體平臺，它為用戶所提供的篩選關註功能、個性化定製功能以及協同過濾的技術成了“信息繭房”形成的溫床.微博為用戶所提供的功能實際上將微博上的不同領域的用戶分化為一個個小群體，這些小群體的內部意見是統一的。這有其潛在的隱患——會造成“網路巴爾幹化”。

　　網路巴爾幹（Cyber-balkanization）概念由美國麻省理工教授馬歇爾和埃里克提出。意指網路已分裂為有各懷利益心機的繁多群類，且一個子群的成員幾乎總是利用互聯網傳播或閱讀僅可吸引本子群其他成員的信息或材料。在微博上，由於用戶個人的喜好與習慣，驅使其選擇了不同的關註者，定製個性化的信息，同時又以評論、轉發、分享關註者的言論來吸引更多的意見趨同的用戶，過濾持不同意見的其他個人或團體，由此形成了一個小團體，這個小團體因某種共識而積聚，同時抵制其他不認同該共識的用戶，維護團體意識。同時作為信息推送主體的“大 V”、公眾賬號等又迎合這個團體，積極推送團體認同的信息和意見，協同過濾其他不同的意見和信息。在微博龐大的用戶群中就形成了無數個小團體，這些小團體都有不同的共識，相互之間很難溝通，但內部意見是一致的。這些分裂開來的小團體如同巴爾幹半島的局勢一樣複雜多變，被稱為“網路巴爾幹化”。

　　網路巴爾幹化的形成如同在微博上有無數個相互對立的小部落，部落之間相互不認同，部落內部有一致的共識。部落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就會越發凸顯出來，出現群體極化行為是必然結果，如2012年的“7.6微博約架事件”。

　　微博信息繭房形成造成的群體極化現象，對個體和社會的發展都造成了頻繁而不利的影響。在個人層面，阻礙了個人的全面發展，造成了個人對現實世界認識的失真；在社會層面，群體極化引髮網絡暴力，對公共秩序造成破壞，信息壁壘促使社會分化，社會黏性的喪失，社會關係變得緊張，導致社會整體價值觀的離散甚至缺失，妨礙現實社會基本共識的達成。信息繭房造成的群體極化現象亟須得到有效控制。

　　（一）微博主流媒體積極推廣主流價值觀

　　相對成熟的價值走向構成人們的意識中心，支配著人們的行為規範，確定每個人行為的穩定性、連續性和一致性。任何一個國家都有一種處於支配地位的價值觀，稱之為主流價值觀。網路上主流價值觀的彰顯，能表現出網路社區的穩定和有序。

　　微博上有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國家權威媒體的公眾賬號，擁有數百萬的粉絲群體，關註者中不乏許多社會精英人士。這些賬號在宣傳主流價值觀方面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微博信息繭房的形成，自然而然地對主流價值觀形成了一定的抵制，主流媒體必須引起重視，積極採取措施，合理運用宣傳報道策略，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通過權威示範作用，在微博用戶心中樹立起價值取向的標桿，讓微博用戶明白應該提倡什麼、反對什麼。

　　（二）積極建設微博公共領域，增強信息聚合與共用微博媒體應形成“公共論壇”，增強信息聚合與共用。

　　通過向用戶提供“非計劃”、“不想要”的信息，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不同領域的信息，接觸到來自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觀點，並讓用戶參與到公共領域中去交流、討論，避免孤立，減少“偏於一端的誤導”。

　　特別要註重對一些持中立觀點的用戶提供多元的信息和觀點的“熱門微博評論”，利用微博媒體的權威性，積極獲得這部分用戶的認同，賦予他們新的認知和觀念，並擴大影響，自上而下地拓展用戶的信息面、知識面，增強“信息偶遇”，打破信息壁壘，將困於信息繭房中的群體解放出來，避免群體極化的形成。

　　此外，通過微博官方技術的突破，加強公共議程設置。通過將正在發生的、引起高度關註的信息主動向用戶界面推送，引起用戶的興趣，從而將公共議程納入個人議程中，彌補個人因關註領域狹窄而沒有機會參與到公共議題中去的缺陷，讓個人從封閉的信息繭房中走出來。

　　（三）註重微博意見領袖形象的培養

　　意見領袖往往是信息繭房形成的關鍵因素，也是群體極化行為的潛在推動者。在避免和控制群體極化行為的過程中，意見領袖同樣可以起到關鍵性的作用。通過培養意見領袖形象，可以在發生群體極化事件後最大可能地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對群體極化行為可以起到很好的抑製作用。

　　微博新聞媒體公眾賬號通常都在向用戶報道新聞、推送信息。這就要求微博媒體在報道中最大限度地反映各個階層的真實聲音，做到均衡性報道，以成為當前輿論的報道者和引領者，併在工作中積極應用媒體的監督職能，最大限度發揮社會的“探雷器”和“避雷針”功能，這是塑造媒體“群體領袖形象”的必由之路。

　　對於微博“大 V”等微博個人用戶而言，塑造意見領袖形象同樣重要。作為微博上地位較高，擁有更為寬廣的信息接觸面的個人意見領袖，更應註重對群體內部多元信息的推送和分享，為自己塑造公正、客觀的形象，合理引導粉絲群體意見聚合，讓粉絲群體能夠接觸到外界更多的信息。這就如同在封閉的房間內打開一扇窗戶，讓房間內部的人能夠呼吸到外界新鮮的空氣。

　　微博意見領袖應致力於不斷擴大這扇窗戶，讓更多的信息透進來，也可以讓內部群體接收到更多不同的信息。

　　（四）個人應擴寬信息認知範圍，提升自身媒介素養

　　微博用戶扮演著微博信息傳播主要接受者、參與者的雙重角色，更是群體極化行為的主要參與者。個人應積極避免自身陷入信息繭房，更不應參與到群體極化行為中去。微博的關註機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微博用戶信息認知範圍的受限制。這種限制並不完全是官方造成的，個人選擇性心理在此發揮著很大作用。因此，作為微博個人用戶，應清楚認識到陷入信息繭房的不利性，積極拓寬信息認知範圍。例如，關註不同領域的微博博主特別是主流媒體的官博，可以不認同他們的意見或信息，但可以從他們那裡獲取信息；積极參与微博熱門話題的討論，將自己視為公共領域中的一份子，在理性討論和交流中獲取更多的信息和知識；避免與偏激的言論或他人發生衝突，微博並不是相互攻訐以勝負來判斷個人價值的場所，在面對偏激或者極端的行為時，可以選擇退避，這對個人並無實質性的負面影響。要做到理性討論話題，擴寬自身認知範圍，避免陷入信息繭房的桎梏，就必須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個人媒介素養，是個人對媒介信息進行判斷、解讀以及應用媒介信息的能力。微博個人用戶可通過增強對信息的辨別能力，在碎片化、繁雜化的信息中去辨別真偽，分享有價值的信息，而不是充當謠言和暴力的助推器，健康的微博輿論環境離不開理性的網民。此外，微博個人用戶作為自媒體，也應提升自己的媒介專業素養，勇於擔當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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