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爾弗雷多·帕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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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爾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經典精英理論的創始人，社會系統論的代表人物
維爾弗雷多·帕累托（1848年7月15日 - 1923年8月19日），義大利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對經濟學，社會學和倫理學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貢獻，特別是在收入分配的研究和個人選擇的分析中。 他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並用無異曲線來幫助發展了個體經濟學領域。他的理論影響了墨索裡尼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發展。
帕累托因對義大利20%的人口擁有80%的財產的觀察而著名，後來被約瑟夫·朱蘭和其他人概括為帕累托法則（80/20法則），後來進一步概括為帕累托分佈的概念。
帕累托指數是指對收入分佈不均衡的程度的度量，參見基尼繫數。
帕累托晚年的思想已經超出經濟學領域，經濟學已經不能完全表達他的思想，於是他創作了《普通社會學》一書，該書以社會學的視角，試圖闡述人類活動的一般規律，該書進一步闡述了社會的意識形態，剩餘物，價值等的起源，分配等等。
該書的節選本《普通社會學綱要》在義大利屬於大學生的必讀書之一，國內有三聯出版社的譯本。
義大利學者，能夠與帕累托齊名的，應該只有維柯（Giambattista V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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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7月15日維爾弗雷多•帕累托生於巴黎。原籍利古里亞，18世紀初進入貴族階層，屬熱那亞的貴族階層。1811年，祖父帕累托爵士被拿破侖封為帝國男爵。1850年前後，帕累托一家返義大利。學完傳統的中等教育課程後，在都靈的綜合技術大學攻讀理科。1869年帕累托寫了一篇論文，題為《固體平衡的基本原則》，並作答辯。
1874 －1892帕累托遷居佛羅倫薩。在鐵路公司當工程師，後成為義大利鐵路公司的總經理。因務需要，他到國外特別是英國旅行。亞當·斯密學會；反對義大利政府的國家社會主義、保護主義和黷武政策的運動。民主主義者，擁護不妥協的自由主義。
1882年參加皮斯托亞選區議員競選，沒有成功。1889年娶原籍俄國的亞歷山大•巴枯寧為妻。1891年帕累托讀了馬費奧.潘塔萊奧尼的《純粹經濟學原理》。開始對經濟學產生興趣。1892年瓦爾拉推薦帕累托接替他在洛桑大學開設政治經濟學教職。
1893年帕累托被任命為洛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這時，他開始了新的職業生涯，併發表作品。
1896年在洛桑用法文發表《政治經濟學講義》。1898年帕累托繼承了一位伯父的大筆財富。他在瑞士家中接待一些義大利社會主義者，他們在逃避國內的鎮壓。1901年帕累托適居萊芒湖邊日內瓦州塞利涅的“安哥拉”別墅。這時他的思想更趨保守，更敵視沒落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接待大量反政府異議者。前往巴黎， 在高等研究學院授課。他的妻子離他而返回俄國。帕累托立即要求離婚。1902年起，他就與讓娜.雷吉斯同居，直至逝世前不久才與她結婚。《普遍社會學》一書是獻給她的。
1901年《社會主義體制》用法文在巴黎發表。1916年帕累托最後一次系統講授社會學課程。《普通社會學》在佛羅倫薩出版。1917年帕累托在洛桑大學參加慶祝他任教二十五周年紀念大會。1920年《事實與理論》在佛羅倫薩出版，這是一本主要由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政府文輯成的集子。1921年《民主制的變革》的米蘭出版。
1922年為了抗議瑞士社會主義者倡議提取財產稅，帕累托在迪沃那住了幾個月。年終時，他同意出任（B.墨索裡尼的）義大利政府駐國聯代表。1923 被任命義大利王國參議員。他在《等級體制》上發表了兩篇文章，表示歸附法西斯主義，但要求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化。1923年8月19日死於塞利涅，並葬於該地。
帕累托的父親、熱那亞人馬爾凱塞·拉斐爾·帕累托似乎是19世紀上半葉義大利復興運動的典型產物、馬志尼（②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復興運動）中民主共和派的領袖。曾加入燒炭黨，後被捕，被驅逐出國。1831年在法國馬賽創立青年義大利黨。參加1848年義大利革命，為1849年羅馬共和國三頭政治的領導人之一。1860年支持加里波第對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遠征，提出建立共和國的主張，未果。19世紀60年代，宣傳在“勞資合作”和“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解決工人問題。——編輯註）的熱情擁護者——或許較多地由於國家原因而不是由於社會原因——他是“阻礙義大利走向全國統一的一切政府”的毫不妥協的敵人，而且是在這一意義上而不是在其他意義上的一位革命家。因此他流亡國外，逃到巴黎，娶了一位法國妻子。本文的主人公在那裡出生了。如果加雷尼將軍曾經把自己描述為“法國人但也是義大利人”，那麼維爾弗雷多·帕累托也可以把自己說成是“義大利人但也是法國人”。他於1858年被帶回義大利受學校教育，1869年獲得了工程學博士學位。他立即從事工程學和工業管理工作，併在幾次調換工作以後升任義大利鋼鐵公司的總經理——應該是“董事長”——直到1893年，他才到洛桑大學，並被任命為瓦爾拉的繼承人，雖然幾年前他就已經可以算得上是專職的經濟學家了。這樣，他主要從事經濟學研究的時間大約是1892-1912年，後來他的全部工作實際上都是社會學性質的。1906年，他辭去教授職務，退休回到位於日內瓦湖畔的鄉村的家裡。在充滿旺盛精力和富有成果的老年階段，他成為“塞利尼的孤獨思想家”。
上述情況基本上已滿足了我們的需要。我們必須強調這些事實中的若幹部分，而不是添加其他事實。首先，理論家們會註意到，由於他受過工程學的訓練——而且他似乎形成了理論觀點——他早年所掌握的數學知識已達到專家水平（①我不能準確地說明這水平有多高。帕累托需要沃爾泰拉告訴他。Xdx＋Ydy表達式經常有無限多的積分因數，而當它有兩個以上變數時就不需要這樣的因數存在。我不知道一位真正的專家能否忽略這一點。）。其次，值得註意的是，他已是一位非同尋常的經濟學家，他完全熟悉工業實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與學院經濟學家、公務員和政治家靠所能利用的方法獲得的熟悉、精通程度是十分不同的。但是，第三，正因為他對當時的經濟政策和一般政策表現出了強烈興趣，才使得他在開始創造性工作之前，差不多就已是一位經濟學家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將馬上在另一處加以評述。弗朗西斯科·費拉拉當時仍然聲名卓著，而自由主義者不加批判地贊美的那種理論結構仍然沒有遭到冷遇。費拉拉的著作，特別是發表於《經濟學家文庫》中為古典經濟學著作而寫的著名序言使帕累托深受教益，其影響不亞於甚至超過了帕氏學生時代的大學課程。帕累托對瓦爾拉著作的研究則源於馬費奧·潘塔萊奧尼為建議。
上述事實沒有一樣能全面地說明帕累托的社會和政治觀點，或者說明他對那個時代和義大利的實際問題的態度。我絕不相信他的個性能像極易被抽乾的池塘一樣輕易地被人瞭解。但是，貴族出身對他的影響多於對一般人的影響，我相信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會同意這一點，特別是這一背景使他不能與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在精神上成為兄弟，不能成為在各種團體中完全被接受的成員。它也阻礙了他同那些資產階級思想的產物建立感情聯繫，例如被稱作“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孿生兄弟。這一背景的作用是，使他有足夠維持生活的經濟收入——起初勉強夠用，後來變得相當富裕了（①這是由於繼承了一份遺產，而不是由於早年擔任總經理所致。）——使得他更加離群索居，因為這為帕累托提供了把自己孤立起來的條件。
在這樣的背景下，他的古典學識按同樣的方式起著作用。我所說的不是他與同時代受過教育的每個人共用的那部分古典學識，而是他通過不懈地研究希臘與羅馬的古典作品，經歷許多不眠之夜後形成的屬於自己的那部分古典理論。古代世界是一座博物館，而不是一間應用科學的實驗室。他太相信那裡面所積累的智慧，結果必然會遠離生活於1890年或1920年的任何人群。參加本國的政策和政治辯論使得他完全孤立，以至於在接受洛桑大學邀請之前，他就已決定移居瑞士。孤立對他的暴躁脾氣有影響——只是在晚年，第二次結婚所帶來的家庭和睦才使他脾氣好些——而暴躁脾氣實質上是不能容忍孤獨的。
但他為什麼懷著極其憤怒的心情離開了自己的祖國？他從內心深處熱愛她，祖國的新生不但是他所渴望的，而且是他親眼看見了的。公正的觀察家很可能提出這一問題，因為在這樣的觀察家看來，似乎在帕氏離開祖國以前的30年裡，這個新的民族國家的情形不算太糟。除了以相當快的速度促進經濟增長和從財政混亂中解脫出來以外——得向我們的凱恩斯主義者們表示歉意——這個國家首先採取的措施是進行社會立法，併成功地把義大利建成當時所謂的列強之一。從這一角度來看問題，我們的觀察家們將會對阿戈斯蒂諾·德普雷蒂這樣的政權表示極大的尊敬。而且考慮到新的民族國家在初創階段容易遇到的困難，觀察家們會原諒那些不太令人高興的情景。但是帕累托沒有任何原諒的表示。他所看到的只是無能與腐敗。他懷著公正的憤怒與走馬燈似的政府進行戰鬥，於是那時他就成了公認的極端自由主義者——在19世紀其涵義就是自由放任主義的毫不妥協的鼓吹者——而且在那個時期的德國新政者們中間，他幫助造成這樣的印象，即邊際效用只是被用來反對改革者的邪惡詭計。（①因此，德國的批評家接受了他的《政治經濟學講義》。事實上書中很少含有可作不同解釋的內容。但是它包含有這樣的觀點：在這裡所斷言的純粹的競爭的優點對實際經濟過程不起任何作用，因為純粹的競爭實際上沒有普遍盛行。）關於帕累托對經濟政策問題的態度以及1900年以前他在科學著作中所留下的深刻痕跡，這可能就是全部的內容了。但是即使在那時，在他的那種極端自由主義的思想中仍然有些東西是直接反對官方自由主義的教條和口號的。他確實是一位反國家干預主義者，但這是出於政治理由，而不是出於純粹經濟的理由：與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不同，他不反對政府活動本身，但是反對議會民主制的政府，反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熱烈擁護的那種議會民主制的政府。從這一點來看，他這種類型的自由放任主義有了引申意義，與英國式的自由放任主義完全不同。只要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其他的就容易理解了。
在19世紀末和本世紀前20年中，越來越多的法國人也義大利人開始表示不滿，從單純地表示失望，發展到對議會民主不斷更迭的方式及其在法國和義大利所產生的後果表示強烈厭惡。有這類情緒的人有很多，如E．法蓋和G．索雷爾，而他們並不屬於任何一個黨派。分析這些情緒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更不用說去評判它們了。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存在著這些情緒，而且，晚年的帕累托之所以在這種思想潮流中顯得突出，是因為他在同時代的人們中更為突出，還因為他寫了一部社會學方面的著作——還有索雷爾和莫斯卡的著作——使這些情緒合理化了。
英國人和美國人忘記了特殊的和歷史上獨特的情況，這些情況使他們在心目中產生了同樣特殊和獨特的對議會民主制的態度，他們懷疑帕累托對法西斯主義的態度的可能意義。不過他的這種態度一點也不成問題，不需要用什麼理論去加以解釋。1914-1922年的事件已經把他召回了政治辯論的舞臺。他發表的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凡爾賽和約的失策以及國際聯盟的無能等的精辟分析都是最強有力的論述，雖然這些文章在義大利以外的地方沒有引起反響。但是他畢竟目擊了帶有某種恐怖色彩的義大利社會的解體，這是只有親眼看到才會相信的。
他把這些年間的一切動亂都歸因於頹廢的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軟弱性。這位羅馬史學者可能想到羅馬共和國元老院使用過的一個方案，即：為了應付緊急局面，元老院常常命令執政官們任命一位實際上具有無限權力——雖然是臨時權力——的官員，即獨裁者。執政官應該註意不使國家利益受到損害。但是在義大利憲法里沒有這一條款，而且即使有了這一條款，也不會有任何好處。因此，獨裁者必須自己任命自己。帕累托決不曾超越這一界限，也不曾超越只贊成墨索裡尼恢復秩序所取得的成就這一界限。墨索裡尼為了標榜自己，向這位始終宣傳溫和主義、始終主張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的人授予參議員職位。（①參閱《維爾弗雷多·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第182－194頁相關敘述。）但直到去世前，帕累托都拒絕信奉這種“主義”，就像他拒絕信奉任何其他主義一樣。從英美世界的傳統觀點來看，沒有任何必要去裁判他的行為——他的任何行為或情緒。
其他任何事情都沉在“池塘”的底部。
布斯凱教授在一本研究帕累托生平和著作的書中（①參見G．H．布斯凱：《維爾弗雷多·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載《現代史研究、史料與考證彙編》，巴黎，1928年）。除了有關帕累托著作的數學部分的內容外，我們特別推薦這本書。此書是由一位懷著極大熱情的作者寫成的，他本身就是一位當之無愧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同時，作者又儘量避免了門生或傳記撰寫人的那種專門反映光榮事跡的心情。布斯凱還著有《帕累托以來的社會學概論》，併為帕累托的《社會主義體系》和《政治經濟學手冊》兩書撰寫了序言，1928年用英文寫了一篇題為《維爾弗雷多·帕累托的著作》的短篇評論。此外，在《論經濟思想的發展》一文中，布斯凱也為帕累托保留了光榮的地位。在其他的紀念評論文章中，只要提到所謂的官方評論就夠了，它們是：阿方索·德·彼得里—托內里教授在義大利科學進步協會經濟組的演講（發表於1934年11月、12月及1935年1月的《政治經濟學評論》上），以及盧吉·阿莫羅索教授於1938年1月在《計量經濟學》上發表的文章。），引用了社會主義者的《前進日報》上的一篇悼念文章中的詞句，把帕累托描繪為“資產階級的卡爾·馬克思”。我不知道把他這樣的人稱為“資產階級”是否恰當，因為他從來沒有放棄過任何對無知與懦弱的資產階級表示蔑視的機會。至於其他方面，這種類比恰當地表達了帕累托給他的同胞們所留下的印象：他們實際上已經把他擺在了凌駕於同時代的其他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上的顯著位置上。沒有別的國家為他建立類似的塑像台。而在英美世界，直到今天，人們對這位名人和思想家仍然是陌生的。誠然，在他的社會學著作被翻譯出來後，這裡曾出現過短暫的帕累托熱，（①在哈佛，這種帕累托熱以著名的生理學家、已故的L．J．亨德森教授為代表。請參閱他發表於1935年的《帕累托的普通社會學》一文。一些哈佛人仍然會記得亨德森教授的非正式的帕累托“討論會”，實際上，“討論會”是由這位教授的一系列獨白組成的。在那裡，對帕累托思想的同情、理解以及對帕累托思想的非凡偉大的深刻認識正在與一些不可避免的專業上的障礙進行堅決的鬥爭。）但它很快就在一種冷淡的氣氛中消失了。然而就純理論家的小圈子而言，帕累托對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英美經濟學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那是在鮑利教授的《經濟學的數學基礎》一書出版之後。但在英國和美國，在帕氏具有優勢的方面，馬歇爾主義和後馬歇爾主義的經濟學家做了足夠多的工作，甚至搶在其他思潮奪走帕累托已經占領的陣地之前，阻止他占領更多的陣地。
理論經濟學的若幹重要發展現在看來起源於帕累托，這一事實可能令人感到驚異。但解釋起來並不困難。帕累托是法意文明的產物，這種文明遠離英美思潮。即使在法意文明範圍內，他的突出形象幾乎也是無與倫比的。帕累托不能歸入哪一學派。他不追求什麼“主義”。沒有什麼宗派或政黨聲稱帕氏是自己這一派的，雖然有許多宗派和政黨從帕氏所掌握的廣博的知識領域中盜取了一些碎片。他似乎以與占主導地位的情緒與口號背道而馳為樂。極端放任主義的信徒們可能從他的著作中尋章摘句來支持他們的觀點，但是沒有什麼東西像自由主義的“財閥民主”或“財閥宣傳”那樣受到他的強烈藐視。社會主義者應該感謝他，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他對社會主義學說作出了一項十分重要的貢獻。他還抗議義大利政府在1898年所採取的反社會主義措施。可是他不僅是一位反社會主義者，而且是出於藐視而進行諷刺批評的人。法國的天主教徒可以因為帕累托攻擊了對法國教士們的迫害——這種迫害是非常不光彩的德雷福斯案（①1894年，法國軍事當局誣告猶太血統的法國軍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出賣國防機密給德國的事件。德雷福斯被判終身苦役。當事實證明為誣告後，當局拒絕重審，導致民主力量（德雷福斯派）與反動勢力（反德雷福斯派）之間的尖銳政治鬥爭。在輿論壓力下，1899年德雷福斯被政府宣告無罪，1906年復職。——編輯註）的後續——而感謝他。他還反對孔貝部長的“政權還俗主義”政策，因為他是一位紳士，而不是因為他相信天主教會的教義。
帕累托就是這樣一位獨立性和好鬥性強的紳士，他習慣於在辯論當中給予對手強有力的抨擊，可能在這一派或那一派人中得到贊同，但很難有機會受到普遍歡迎。此刻他已成為過去的人物。但是即使在他事業的全盛時期，我們所熟悉的政治和社會口號統治著官方語言、報紙、政黨綱領以及一般文獻，其中也包括經濟文獻，帕累托表達其嚴謹的科學成果的材料也不比現在更為流行。一個人只要感染上充斥於美國教科書中的精神，當他翻開帕累托的《政治經濟學講義》時，就會認識到下麵這句話的涵義：“現代社會主義信仰和口號的天真愛好者，一定會感到自己被棍棒趕出帕累托的家門；愛好者所閱讀的是自己永遠不肯承認其真實性的東西，他同時也閱讀了大量的令人為難的實例。”因此，現在的問題似乎不在於解釋為什麼帕累托沒有產生更廣泛的影響，而在於解釋帕累托是如何產生這麼大影響的。
如果我們能把自己的視線控制在帕累托對純粹理論的貢獻範圍內，就不需要對這位人物、他的社會背景及地位進行回顧了。但是完整的帕累托以及制約他的一切力量，都明白無誤地與不屬於經濟學純粹邏輯原理的任何事情有關，因此有關其人及那些制約力量的評價比科學成就評價中的類似內容更重要、有益。我將首先試圖表達這種意見，然後簡略地評述一下他在純粹理論方面的工作，最後，我將看一下他在《普通社會學》一書中作了不充分表述的關於社會的概念。（①由羅科與斯皮內迪兩位先生在1924年的《經濟學家雜誌》上提供的書目大體上較為完整，但是我們必須提出下列各種參考資料：《關於純粹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研究》；《洛桑大學政治經濟學講義》；（巴黎高級社會研究學院講義得要》；《社會主義體系》；《政治經濟學手冊》（1906年）；《政治經濟學手冊》（1909年），這是前一本書的法文譯本，但我們必須把它單獨列出來，因為其中的數學附錄完全是重新編寫而成的；《普通社會學》（1916年），法文譯本（1919年），英文譯本名為《心靈與社會》（1935年）；法文版《數學科學百科全書》中的《數理經濟學》（1911年），該書原來德文版中的相應論文並不重要。另外還有一些書和不計其數的論文，但據我所知（帕累托在日報上發表了許多論文，其中大多數我不知道），它們所包含的具有科學性質的內容，都已包括在前面所提到的出版物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