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者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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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者狂熱（Zeal of the Convert），又名皈依者效應

　　皈依者狂熱是研究人們變更或者皈依宗教的社會學家們發現的一個現象。就是說，新的皈依者會比從小就信教的對於新皈依的宗教來得更加狂熱。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有位叫做Jon Alston的社會學家利用1955年的美國白人數據里的基督信仰中的轉變提出了這個觀察：那些新轉變者比起原來的信徒更積極的去參與教會活動（Alston, 1971）。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下屬的宗教信仰與公共生活論壇曾經進行過一次宗教虔誠度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在所有指標上，後來皈依的教眾都比生於信教家庭的教眾更加虔誠。這項研究調查了各基督教派的信徒，結果顯示，皈依者虔誠度比原有教眾更高的現象在幾乎所有教派都有程度不等的反映，說明皈依者的狂熱乃是普遍現象。

　　其實不僅僅是宗教領域是這樣，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能看到類似的現象。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作為新成員要獲得組織的認可、集體的接納，幾乎總會受皈依者效應的支配。

　　西班牙從伊斯蘭教統治復國之後，便是正統天主教的狂熱追隨者，因為宗教原因發動了許多並不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爭，是導致其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看過《加勒比海盜4》的朋友應該還記得，當西班牙國王御駕親征，各方勢力基本束手就擒時，他所做的卻是毀掉了不老泉，因為這是“異教的邪物”。而基督教近五十年在南韓興起之後，發生了多起基督徒衝擊佛教寺院的事件，同時各教派向國外派出了兩萬多名傳教士，其人數僅次於美國，甚至滲透到了阿富汗、伊拉克、葉門、約旦這種全民伊斯蘭教國家，這是大多數歐美國家想做而不敢做的。近年發生了多起南韓傳教士在阿富汗或伊拉克被極端武裝分子綁架的悲劇，依然擋不住南韓傳教士的腳步。

　　近年來，對於“皈依者的狂熱”的研究從宗教延伸到了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領域。例如中國的茶道、禪宗、建築等傳到了日本後，在形式感和儀式性上被不斷推往極限，而在中國本土，則是以一種更隨意和不刻意求工的態度自然演進。而南韓對於某些中原王朝傳來的文化，其申遺熱情也是我們這些“土著”不能比的。再比如19世紀初美國曾將很多解放的黑人奴隸送回非洲，建立了賴比瑞亞，國名即得自“Liberia”（解放）一詞。但這些在美國飽受歧視的黑人奴隸回到非洲後，卻表現得比白人還要鄙夷當地土著黑人。他們保留著美國南方的口音和生活習俗，占據著政府的高層，並嚴格地不與土著黑人通婚，成了一個封閉的黑人殖民貴族圈子——這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賴比瑞亞內戰的原因之一。

　　當現代學者們重新用“皈依者狂熱”的理論去審視歷史時，會發現著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美國當代思想家，文明、民族、社群研究學者亨廷頓在其著作《我們是誰》中講到了這樣一個故事：拉美裔一直以來在美國備受歧視，然而在二戰中以墨西哥部隊為代表的拉美裔授勛比例遠高原生的美國人，亨廷頓指出，正是這種不被認可的歧視感，讓他們更希望用行動獲得“高等人”、“有話語權的人”們的認可，因此就表現的更加英勇、更渴求榮譽。其中一個參加珍珠港戰役的墨西哥人說：“我們都證明瞭自己，證明我們比盎格魯人更加是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