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者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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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者狂热（Zeal of the Convert），又名皈依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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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者狂热是研究人们变更或者皈依宗教的社会学家们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新的皈依者会比从小就信教的对于新皈依的宗教来得更加狂热。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位叫做Jon Alston的社会学家利用1955年的美国白人数据里的基督信仰中的转变提出了这个观察：那些新转变者比起原来的信徒更积极的去参与教会活动（Alston, 197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下属的宗教信仰与公共生活论坛曾经进行过一次宗教虔诚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指标上，后来皈依的教众都比生于信教家庭的教众更加虔诚。这项研究调查了各基督教派的信徒，结果显示，皈依者虔诚度比原有教众更高的现象在几乎所有教派都有程度不等的反映，说明皈依者的狂热乃是普遍现象。
其实不仅仅是宗教领域是这样，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能看到类似的现象。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作为新成员要获得组织的认可、集体的接纳，几乎总会受皈依者效应的支配。
西班牙从伊斯兰教统治复国之后，便是正统天主教的狂热追随者，因为宗教原因发动了许多并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战争，是导致其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看过《加勒比海盗4》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当西班牙国王御驾亲征，各方势力基本束手就擒时，他所做的却是毁掉了不老泉，因为这是“异教的邪物”。而基督教近五十年在韩国兴起之后，发生了多起基督徒冲击佛教寺院的事件，同时各教派向国外派出了两万多名传教士，其人数仅次于美国，甚至渗透到了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约旦这种全民伊斯兰教国家，这是大多数欧美国家想做而不敢做的。近年发生了多起韩国传教士在阿富汗或伊拉克被极端武装分子绑架的悲剧，依然挡不住韩国传教士的脚步。
近年来，对于“皈依者的狂热”的研究从宗教延伸到了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例如中国的茶道、禅宗、建筑等传到了日本后，在形式感和仪式性上被不断推往极限，而在中国本土，则是以一种更随意和不刻意求工的态度自然演进。而韩国对于某些中原王朝传来的文化，其申遗热情也是我们这些“土著”不能比的。再比如19世纪初美国曾将很多解放的黑人奴隶送回非洲，建立了利比里亚，国名即得自“Liberia”（解放）一词。但这些在美国饱受歧视的黑人奴隶回到非洲后，却表现得比白人还要鄙夷当地土著黑人。他们保留着美国南方的口音和生活习俗，占据着政府的高层，并严格地不与土著黑人通婚，成了一个封闭的黑人殖民贵族圈子——这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利比里亚内战的原因之一。
当现代学者们重新用“皈依者狂热”的理论去审视历史时，会发现着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美国当代思想家，文明、民族、社群研究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中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拉美裔一直以来在美国备受歧视，然而在二战中以墨西哥部队为代表的拉美裔授勋比例远高原生的美国人，亨廷顿指出，正是这种不被认可的歧视感，让他们更希望用行动获得“高等人”、“有话语权的人”们的认可，因此就表现的更加英勇、更渴求荣誉。其中一个参加珍珠港战役的墨西哥人说：“我们都证明了自己，证明我们比盎格鲁人更加是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