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識別受害者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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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識別受害者效應（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Ive）

　　可識別受害者效應是指受害者如果不具備高的可識別性，人們會對其漠然視之。當對受害者進行描述後，人們向受害者提供幫助的意願就會顯著增加。受害者的可識別性造成的人們對受害者幫助行為增加的現象。雖然需要幫助的人數很多，但是人們卻經常著迷於具體的、可辨別的受害者信息。

　　發生不幸事件後，人們經常從媒體上看到“傷亡xxx人”這樣的數字，研究者將這些用數字表示的不幸事件的受害者稱為“統計型受害者(Statistical Victims)”, 他們屬於“不可識別受害者(Unidentified Victim, UIV)”；如果受害者的其他信息(如姓名、年齡、家庭情況或照片等)被報道出來，這些有信息描述的受害者即為“可識別受害者(Identifiable Victim, IV)”。^[1]

　　1987年，一名叫“傑西卡”的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女孩不慎跌入一口廢井，該意外事件受到世界各國媒體的極大關註，傑西卡被救援後收到70萬美元的公眾捐款，且還拍攝了一部紀錄片。為什麼人們在見到某個人受難時，會馬上付諸幫助行為，而在面對更嚴重、涉及更多人的悲劇時，卻往往不能聞聲而起付諸幫助行動呢?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有研究者發現，特定、具體的例子比那些蒼白、廣泛的統計信息對人們的社會判斷具有更大的影響力。近些年，親社會行為的研究中也發現了一種特殊的現象可識別受害者效應，是指由受害者的可識別性造成的人們對受害者幫助行為增加的現象，雖然需要幫助的人數很多，但是人們卻經常著迷於具體的、可辨別的受害者信息。

　　活學活用這個效應的集大成者是人類歷史上偉大領袖斯大林，斯大林曾說：“一個人的死亡是個悲劇,但是100萬人的死亡不過是個統計數字。”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Small Deborah教授以及俄勒岡大學的 Loewenstein George教授所做的實驗調查。

　　A組

　　馬拉維的食品短缺影響到了300多萬兒童。
　　在辛巴威，降雨嚴重不足導致玉米產量比2000年下降42%，大約300萬辛巴威人面臨饑荒，400萬安哥拉人已經被迫逃離家園。
　　在埃塞俄，1100多萬人急需食品援助。

　　B組

　　一個面臨饑餓的7歲馬拉維小女孩洛姬雅，你的捐款會改變她的一生。
　　因為你和其他捐款人的幫助，拯救兒童基金會將與洛姬雅的家人和社區的人們一起讓她有飯吃，有書讀，給她提供基本醫療保證和人生教育。

　　兩組信息，你看了哪組更願意捐款？

　　結果表明，看到A信息組的被試願意捐款的比例為23%，而看到B組被試願意捐款的比例則達到48%。在描述一場災難的時候，描述具體的人和生動的情景會比描述統計的數字和客觀的事實得到更多的捐款。因為具體生動的故事會很快將人帶入情境，人一旦進入情境就會很容易產生了同理心並且願意付出。

　　1.情境機制

　　生動性。生動、具體的細節描述是可識別受害者效應發生的貢獻因素之一。因為生動、具體的受害者信息會減少自我與他人的差異，並且使人們對受害者產生熟悉感，進而促進人們這些生動具體的細節描述跟自我相關，且提供了直接經驗的元素,使人們做出更多的幫助行為，對比了分別用蒼白的信息和生動的信息報道同一個交通事故的不同效果，結果發現閱讀生動具體報道的被試對自己曾經成為受害者的可能性評估高於閱讀蒼白報道的被試，並且有著如親身經歷事件一樣的影響力。還有研究發現，當目標的預測是抽象而不是具體生動時,被試預測自己冒險的決定要少於預測他人的冒險決定。

　　參照群體比例。參照群體相對比例的大小，影響人們的幫助行為。有研究發現，相對於絕對的生命數量，人們會對比例表現的更敏感。如，造成10 人死亡的事件發生在在一個200人的社區中時，會誘發人們的高度關註，因為200人當中造成10人死亡是一個相當大的比例。如果造成10人死亡的事件發生在一個幾百萬人口的群體中，那麼人們表現出的關註就會少很多,他們認為幾百萬人中10人死亡只不過是“杯水車薪”也就是說,當參照群體中受害者的比例較高時，會誘發較多的救助生命的行為，相反，當救助更多的絕對數量受害者但是受害者所占比例相對較少時，則更可能誘發較少的救助行為。對於單一可識別的受害者來說，參照群體就是他們自己，代表了最高的參照群體比例，導致了周圍他人異常的慷慨行為。

　　2.情緒機制

　　情緒在人們決策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動機和信息的功能，有研究發現個體的共情反應是助人行為的源泉和基本機制。在助人情境中，個體產生的共情反應越多，助人行為也就越多，共情反應是指由他人的痛苦或煩惱等消極情緒情感所誘發，是共情者基於他人幸福而產生的關心、憐憫等情感反應。以往研究表明，共情反應具有動機和信息的功能，促使個體構建自己同他人情感體驗的聯繫，是助人行為的源泉和基本機制,特別是在助人情境中，個體產生的共情反應越多，助人行為也就越多,應包括基於利他動機的同情和基於利己動機的個人困擾可識別受害者效應的發生究竟是基於利他動機的同情產生，還是基於利己動機的個人困擾而產生，在不同文化下的研究存在著差異。

　　與群體受害者相比，人們對可識別的單一受害者會產生更多的基於利己動機的個人困擾。人們產生的個人困擾反應會喚起自身一種利己的動機，通過使自己的幫助動機最大化，來減少自己的厭惡刺激。

　　3.認知機制一註意和心理表徵

　　與不可識別的受害者相比，單一的、可識別的受害者比更容易獲取個體的註意，從而導致個體產生兩種不同的編碼和加工，當個體面對需要幫助的受害者時，註意網路與情感過程交互作用指導人們更加關註情感顯著的信息，當呈現單一的、可識別受害者時，個體能夠註意到很多個別信息，同時這些個別信息會使個體對受害者產生各種情感反應。相反，面對不可識別的受害者時，個體不能關註特定的、引發情感反應的信息，因此人們會對單一的、可識別的受害者做出更多的幫助行為。此外，與不可識別的受害者群體相比，單一的、可識別的受害者通常更生動，更容易引發個體的心理表徵，形成特定的心理意象等在論述可識別受害者效應發生的潛在機制時，提出了“情感啟髮式”的觀點，而人們對單一的、可識別的受害者的情感反應是基於他們對受害者的心理意象有研究者以捐款行為作為結果變數，結果發現以具體和情感顯著的方式呈現受害者的話(如，他或她是識別的)，那麼捐款者對受害者的心理意象應該更清晰，導致了更強烈的情感反應，最終引發了他們更多的捐款行為。

　　近些年來，在社會認知領域逐漸興起了一個新視角，即從個人與情境的交互作用來考察親社會行為的產生和變化。研究者不僅關註情境因素（受害者方面）對人們助人行為的影響，同時，也會考察助人者自身的某些特質對其決策的調節效應。

　　（一）情境因素

　　1.受害者數量

　　研究發現，可識別受害者效應僅出現在受害者為個體的情況中，這種現象也被稱為“單一效應(Singularity Effect)”，即對於單個受害者來說，可識別情況下被試的捐款意願更強烈。而當材料中呈現的是群體受害者時，被試的捐贈意願不會受識別性的影響。此外，無論是否具有識別性，單個受害者收到的捐款總是多於群體受害者。

　　2.對比信息

　　大部分針對IVE的研究均採用了被試間設計，即每一位被試僅閱讀一種受害者材料並做出捐贈決策，沒有其他可以參照或對比的受害者信息。有研究(Kogut & Ritov,2005b)嘗試將兩種受害者材料（單個可識別和群體可識別）同時呈現給被試。一部分被試可以選擇向其中一種受害者捐款，或者同時向兩種受害者捐款，這種決策方式被稱為“同步評估(Simultaneous Evaluation)”；其他被試只能把錢捐給兩種受害者中的一種，這種方式稱為“迫選(Choice)”。結果發現，前一種決策方式中，兩種受害者收到的捐款金額無顯著差異；而在迫選方式下，群體受害者收到的捐款金額顯著高於單個受害者。研究者認為，存在對比信息的情況下，人們傾向於使自己的捐款產生的效用最大化。

　　（二）個體因素

　　1.責任歸因

　　Kogut等人的研究試圖尋找責任歸因與受害者識別性之間的關係。責任歸因包括兩方面：(1)受害者對自己的不幸是否負責；(2)受害者是否尋找過解決方法。結果發現，當可識別受害者的不幸源於其自身時（如由於吸毒而患上艾滋病），被試幫助他的意願就會減少，尤其是那些有著強烈他人公正信念的被試；而他人公正信念對於幫助群體受害者的意願產生的影響更小。

　　2.群體歸屬

　　有研究發現，只有當被試認為受害者與自己屬於同一社會群體時(in-group)，單個可識別者得到的捐款才會多於群體受害者；而當受害者來自（被試的）外群體(out-group)時，情況正相反——群體受害者收到的捐款要多於單個受害者。當內群體與外群體間存在衝突時，來自外群體的受害者，如果具有識別信息就會得到更多的捐款；而當受害者與被試屬於同一群體時，識別性則會降低捐贈意願。

　　3.依戀風格

　　研究發現，捐贈者的（成人）依戀風格與可識別效應存在著相關關係。具體而言，無論是特質型依戀還是狀態型依戀（由實驗誘發），擁有安全型風格的被試向可識別受害者者和不可識別者的捐款金額大致相當；依戀迴避型被試對兩種受害者的捐款金額都很少；而焦慮型的依戀風格會增強識別效應——被試向可識別者的捐款要顯著多於向不可識別者的捐款，這種差異在三種依戀風格中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