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识别受害者效应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可识别受害者效应（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Ive）

　　可识别受害者效应是指受害者如果不具备高的可识别性，人们会对其漠然视之。当对受害者进行描述后，人们向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意愿就会显著增加。受害者的可识别性造成的人们对受害者帮助行为增加的现象。虽然需要帮助的人数很多，但是人们却经常着迷于具体的、可辨别的受害者信息。

　　发生不幸事件后，人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伤亡xxx人”这样的数字，研究者将这些用数字表示的不幸事件的受害者称为“统计型受害者(Statistical Victims)”, 他们属于“不可识别受害者(Unidentified Victim, UIV)”；如果受害者的其他信息(如姓名、年龄、家庭情况或照片等)被报道出来，这些有信息描述的受害者即为“可识别受害者(Identifiable Victim, IV)”。^[1]

　　1987年，一名叫“杰西卡”的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女孩不慎跌入一口废井，该意外事件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杰西卡被救援后收到70万美元的公众捐款，且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为什么人们在见到某个人受难时，会马上付诸帮助行为，而在面对更严重、涉及更多人的悲剧时，却往往不能闻声而起付诸帮助行动呢?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者发现，特定、具体的例子比那些苍白、广泛的统计信息对人们的社会判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近些年，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中也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可识别受害者效应，是指由受害者的可识别性造成的人们对受害者帮助行为增加的现象，虽然需要帮助的人数很多，但是人们却经常着迷于具体的、可辨别的受害者信息。

　　活学活用这个效应的集大成者是人类历史上伟大领袖斯大林，斯大林曾说：“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但是100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Small Deborah教授以及俄勒冈大学的 Loewenstein George教授所做的实验调查。

　　A组

　　马拉维的食品短缺影响到了300多万儿童。
　　在津巴布韦，降雨严重不足导致玉米产量比2000年下降42%，大约300万津巴布韦人面临饥荒，400万安哥拉人已经被迫逃离家园。
　　在埃塞俄，1100多万人急需食品援助。

　　B组

　　一个面临饥饿的7岁马拉维小女孩洛姬雅，你的捐款会改变她的一生。
　　因为你和其他捐款人的帮助，拯救儿童基金会将与洛姬雅的家人和社区的人们一起让她有饭吃，有书读，给她提供基本医疗保证和人生教育。

　　两组信息，你看了哪组更愿意捐款？

　　结果表明，看到A信息组的被试愿意捐款的比例为23%，而看到B组被试愿意捐款的比例则达到48%。在描述一场灾难的时候，描述具体的人和生动的情景会比描述统计的数字和客观的事实得到更多的捐款。因为具体生动的故事会很快将人带入情境，人一旦进入情境就会很容易产生了同理心并且愿意付出。

　　1.情境机制

　　生动性。生动、具体的细节描述是可识别受害者效应发生的贡献因素之一。因为生动、具体的受害者信息会减少自我与他人的差异，并且使人们对受害者产生熟悉感，进而促进人们这些生动具体的细节描述跟自我相关，且提供了直接经验的元素,使人们做出更多的帮助行为，对比了分别用苍白的信息和生动的信息报道同一个交通事故的不同效果，结果发现阅读生动具体报道的被试对自己曾经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评估高于阅读苍白报道的被试，并且有着如亲身经历事件一样的影响力。还有研究发现，当目标的预测是抽象而不是具体生动时,被试预测自己冒险的决定要少于预测他人的冒险决定。

　　参照群体比例。参照群体相对比例的大小，影响人们的帮助行为。有研究发现，相对于绝对的生命数量，人们会对比例表现的更敏感。如，造成10 人死亡的事件发生在在一个200人的社区中时，会诱发人们的高度关注，因为200人当中造成10人死亡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如果造成10人死亡的事件发生在一个几百万人口的群体中，那么人们表现出的关注就会少很多,他们认为几百万人中10人死亡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也就是说,当参照群体中受害者的比例较高时，会诱发较多的救助生命的行为，相反，当救助更多的绝对数量受害者但是受害者所占比例相对较少时，则更可能诱发较少的救助行为。对于单一可识别的受害者来说，参照群体就是他们自己，代表了最高的参照群体比例，导致了周围他人异常的慷慨行为。

　　2.情绪机制

　　情绪在人们决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动机和信息的功能，有研究发现个体的共情反应是助人行为的源泉和基本机制。在助人情境中，个体产生的共情反应越多，助人行为也就越多，共情反应是指由他人的痛苦或烦恼等消极情绪情感所诱发，是共情者基于他人幸福而产生的关心、怜悯等情感反应。以往研究表明，共情反应具有动机和信息的功能，促使个体构建自己同他人情感体验的联系，是助人行为的源泉和基本机制,特别是在助人情境中，个体产生的共情反应越多，助人行为也就越多,应包括基于利他动机的同情和基于利己动机的个人困扰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发生究竟是基于利他动机的同情产生，还是基于利己动机的个人困扰而产生，在不同文化下的研究存在着差异。

　　与群体受害者相比，人们对可识别的单一受害者会产生更多的基于利己动机的个人困扰。人们产生的个人困扰反应会唤起自身一种利己的动机，通过使自己的帮助动机最大化，来减少自己的厌恶刺激。

　　3.认知机制一注意和心理表征

　　与不可识别的受害者相比，单一的、可识别的受害者比更容易获取个体的注意，从而导致个体产生两种不同的编码和加工，当个体面对需要帮助的受害者时，注意网络与情感过程交互作用指导人们更加关注情感显著的信息，当呈现单一的、可识别受害者时，个体能够注意到很多个别信息，同时这些个别信息会使个体对受害者产生各种情感反应。相反，面对不可识别的受害者时，个体不能关注特定的、引发情感反应的信息，因此人们会对单一的、可识别的受害者做出更多的帮助行为。此外，与不可识别的受害者群体相比，单一的、可识别的受害者通常更生动，更容易引发个体的心理表征，形成特定的心理意象等在论述可识别受害者效应发生的潜在机制时，提出了“情感启发式”的观点，而人们对单一的、可识别的受害者的情感反应是基于他们对受害者的心理意象有研究者以捐款行为作为结果变量，结果发现以具体和情感显著的方式呈现受害者的话(如，他或她是识别的)，那么捐款者对受害者的心理意象应该更清晰，导致了更强烈的情感反应，最终引发了他们更多的捐款行为。

　　近些年来，在社会认知领域逐渐兴起了一个新视角，即从个人与情境的交互作用来考察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和变化。研究者不仅关注情境因素（受害者方面）对人们助人行为的影响，同时，也会考察助人者自身的某些特质对其决策的调节效应。

　　（一）情境因素

　　1.受害者数量

　　研究发现，可识别受害者效应仅出现在受害者为个体的情况中，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单一效应(Singularity Effect)”，即对于单个受害者来说，可识别情况下被试的捐款意愿更强烈。而当材料中呈现的是群体受害者时，被试的捐赠意愿不会受识别性的影响。此外，无论是否具有识别性，单个受害者收到的捐款总是多于群体受害者。

　　2.对比信息

　　大部分针对IVE的研究均采用了被试间设计，即每一位被试仅阅读一种受害者材料并做出捐赠决策，没有其他可以参照或对比的受害者信息。有研究(Kogut & Ritov,2005b)尝试将两种受害者材料（单个可识别和群体可识别）同时呈现给被试。一部分被试可以选择向其中一种受害者捐款，或者同时向两种受害者捐款，这种决策方式被称为“同步评估(Simultaneous Evaluation)”；其他被试只能把钱捐给两种受害者中的一种，这种方式称为“迫选(Choice)”。结果发现，前一种决策方式中，两种受害者收到的捐款金额无显著差异；而在迫选方式下，群体受害者收到的捐款金额显著高于单个受害者。研究者认为，存在对比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使自己的捐款产生的效用最大化。

　　（二）个体因素

　　1.责任归因

　　Kogut等人的研究试图寻找责任归因与受害者识别性之间的关系。责任归因包括两方面：(1)受害者对自己的不幸是否负责；(2)受害者是否寻找过解决方法。结果发现，当可识别受害者的不幸源于其自身时（如由于吸毒而患上艾滋病），被试帮助他的意愿就会减少，尤其是那些有着强烈他人公正信念的被试；而他人公正信念对于帮助群体受害者的意愿产生的影响更小。

　　2.群体归属

　　有研究发现，只有当被试认为受害者与自己属于同一社会群体时(in-group)，单个可识别者得到的捐款才会多于群体受害者；而当受害者来自（被试的）外群体(out-group)时，情况正相反——群体受害者收到的捐款要多于单个受害者。当内群体与外群体间存在冲突时，来自外群体的受害者，如果具有识别信息就会得到更多的捐款；而当受害者与被试属于同一群体时，识别性则会降低捐赠意愿。

　　3.依恋风格

　　研究发现，捐赠者的（成人）依恋风格与可识别效应存在着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无论是特质型依恋还是状态型依恋（由实验诱发），拥有安全型风格的被试向可识别受害者者和不可识别者的捐款金额大致相当；依恋回避型被试对两种受害者的捐款金额都很少；而焦虑型的依恋风格会增强识别效应——被试向可识别者的捐款要显著多于向不可识别者的捐款，这种差异在三种依恋风格中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