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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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反智主義”，又稱“反智論”，是與“理智主義”(intellectualism)或“理性主義的”(rationalis-tic)相對而言的某種思想傾向。一般認為，此一概念的流行主要源自美國曆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x)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963)一書，霍夫斯塔特的主旨是希望藉助對美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輕視乃至嘲弄知識理性現象的歷史淵源的細緻清理，來提醒人們警惕美國文化傳統中所隱含的“反智”傾向及其危害。

　　餘英時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中認為，“反智論”也可以譯為“反智識主義”，它“並非一種學說、一套理論，而是一種態度；這個現象可以說普遍地存在於一切文化之中。”其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對於‘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懷疑，認為‘智性’及由‘智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皆有害而無益。”“另一方面則是對代表‘智性’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表現一種輕鄙以至敵視。”概而言之，“反智主義”主要顯示為對人的理性能力(intellect)、智力活動(intellection)乃至知識(knowledge)本身及其作為特定載體的知識分子階層(in-telligentsia)的蔑視、抵制與反叛。

　　“反智主義”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文化現象，文學創作與批評中所呈現出來的“反智主義”傾向則是此種文化現象在文學中的具體滲透。由於“反智主義”涉及到政治、哲學、歷史、美學等多重視角的不同內涵，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又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所以，對此種現象不能從價值判斷上給予其簡單的肯定與否定，而應當從其在特定歷史時段所產生的實際效果作具體的分析。

　　1963年，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撰寫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出版，一時在美國國內引起了巨大反響，該著作於次年榮獲了普利策非小說類獎。作者曾在書中坦言：“本書是為了回應1950年代的政治和知識分子狀況而寫。”霍夫斯塔特在書中一方面結合美國當時的社會政治及教育現狀，一方面援引了美國曆史上的大量事實，最終將潛存於美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反智主義”思想潮流暴露在了世人的面前，“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也因此成為了排斥知識及知識分子思想傾向的代名詞。評論家卡特·沃爾夫(KurtH．Wolf)認為：?反智主義’不是一個命題，而是多個命題的集合體，不是一種純粹的態度而是一種矛盾的態度，不是一條穩定的歷史線路而是波動的歷史脈絡。”儘管霍氏撰寫此著的主旨是為了結合美國社會及其歷史文化的特殊境況來分析美國知識分子的現實遭遇，但由於此著所涉及的諸多問題帶有某種更為廣泛的普遍性，其影響在世界範圍內已逐步擴大，因此使得“反智主義”本身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問題視域。

　　“反智”傾向最初集中出現在麥卡錫(Mccarthy)時期，由於麥卡錫主義極力鼓吹知識分子對社會狀況的批評與指摘隱藏著巨大的毀滅性力量，各個階層的知識分子因此遭受了來自政府及其所操縱的輿論工具的殘酷打壓，直至在整個美國社會引起了廣泛的恐慌。這種思想傾向甚至一直延續到了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時期，當時的《時代周刊》曾評論認為，艾森豪威爾的當政顯示了一個長期以來備受懷疑的警示性事實：美國知識分子和民眾之間橫亘著一條寬闊而危險的鴻溝。在整個1950年代，美國社會不斷蔓延的政治動亂和持續的教育爭論一度使“反智主義”一語成為了美國人自我評估其價值傾向的核心語彙，並悄然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在某個時期，一切不好的現象都可能被冠以“反智主義”的稱號。

　　霍夫斯塔特認為，“反智主義”一詞應當與“反理性主義”區別開來，“反智”主要是指反對知識分子以及具有知識分子特性的思維形態，而反理性則是現代哲學上的一種特定的主張。從尼采、柏格森、愛默生到威廉·詹姆斯，甚至布萊克、勞倫斯、海明威等人，他們都是反理性論者，但在社會學和政治學意義上卻並不一定都是反智論的，換言之，反對理性與反對知識分子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範疇而非同一個問題。霍夫斯塔特正是在社會學和政治學意義上來定義“反智主義”的，他明確指出，雖然“反智主義”一詞在1950年代才為人們所熟知，但事實上反智傾向在美國有其相當長的歷史淵源，而它的發展也是以一種迴圈波動的態勢輪番隱現的。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是一位歷史學家，他深刻剖析了反智主義存在的淵源。反智主義並未構成美國民族心態的主流，它還只是一股暗流，時常會被利用。激勵人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依然是推動這個國家前進並使其保持領先地位的源動力。但是，恰如霍夫斯塔特所說，“反智主義作為一種態度，不是單一的情感取向，而是正反情感並存，他們對理智和知識分子的絕對排斥是罕見的。”它的陰影根深蒂固。既然存在著這樣的痼疾，我們就應該正視它。

　　1、知識分子上升通道的阻礙，與知識分子和現存權威之間的矛盾。美國經濟大蕭條之後，在政府換屆之間，凱恩斯主義深入社會每個角落，當時的社會問題嚴重，完全依靠政府的巨集觀手段，在經濟危機化解後的幾十年裡教育的缺失問題嚴重。

　　2、知識分子、學界精英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缺乏積極有效的溝通、知識和人民群眾脫離。

　　3、文化的對峙。在當代美國，小鎮文化與都市文化的對峙，不僅反映了美國人對於生活方式選擇所呈現的迥異的態度，也反映出美國社會價值觀念的兩種根本性的對立衝突。一種是不思進取墨守成規的人生態度，一種是敢於冒險勇於創新的探索精神。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直接導致了人們對於知識的態度，以及對於有知識的人的心態。這種傳統文化對人們思維的直接影響，使得很多人認為，用頭腦思考創新不是什麼值得誇贊的事情，而憑體力打拼才是值得頌揚的。這就是深為美國人稱道的牛仔精神，根深蒂固，矛盾繁多。

　　4、民族性格。美國人對於自己的民族想象是一脈相承的。

　　5、價值觀念與宗教與歷史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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