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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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谈指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指拥有具体行政职权的机关，通过约谈沟通、学习政策法规、分析讲评等方式，对下级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并规范的准具体行政行为。

　　“约谈”制度是2007年度刚刚开始的一项制度。当时把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较高，在全国排前几名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请到北京来，一是当面汇报情况，二需要对违法用地造成的原因作出分析，问题出在哪，下一步该如何解决。

　　尽管从字面理解，这种方式有别于行政命令式的干预，实际上却几无差别。当然从抑制物价进而“维稳”人心来看，“约谈”也颇有效用。但“约谈”可以镇痛，却也有可能让短痛变成长痛。而就对市场格局的影响看，“约谈”潜在的因素不容忽视。也即，它有可能助力一部分企业抢占市场份额，而让另一部分企业失掉市场。

　　“约谈”不可能是无偿的。其“有偿性”或曰成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被约谈的企业和行业，会有一定的补贴。中粮集团、益海嘉里等最先被约谈的企业，就获得了低于市场价的“定向销售”。虽然可能不足以弥补企业亏损，但企业所获得的无形的政府资源，却注定是一笔可观资产。而这，也正是“约谈”成本体现的第二个方面。“约谈”的运作思路很明确，抓住有市场定价权的龙头企业，以有限的成本付出换来整个市场的价格稳定。

　　可是，这种成本究竟是否“有限”，尚不能一概而论。企业能够获得补贴，看似是为其承担社会责任付出的合理补偿，实际上却是以行政手段强化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如果说被“约谈”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那些未被“约谈”的企业是否就全然没有承担社会责任？“约谈”使得在同一个市场环境中的一部分企业获得了政府资助，而另一部分同样服从了行政干预的企业不仅一无所获，还承担了市场以及行政干预的双重压力。

　　“约谈”这种看似同企业商量的尊重市场的办法，其实就是以相对软性的方式行干预之实。但不言自明的干预却蕴含了畸轻畸重的市场不公，它使得在一个原本不利的市场环境中，强势企业强者更强，弱势企业更为不堪。